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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指派杜汝桢、陈宗夔详细勘查后得知：所谓葡萄牙人其实是满剌加国（即马六甲）商人，每年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卖外国货物，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克路士报道的主要情节与杜汝桢的报告基本一致，朱纨擅杀之罪证据确凿，闽浙官僚们对朱纨的弹劾也的确不是罗织罪名。
要求朱纨停职检查的消息传到杭州，朱纨义愤填膺地坑诉道：“倭夷易除，家贼难防！我为人既刚且直，决不与奸佞对簿公堂！我是死定了！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参与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将至我于死地。横竖是死，我宁可自己了断，也不愿死在他人手里。”临死前，朱纨给自己写好了墓志，还作了一首绝命词，然后服毒自尽。
根据杜汝桢的报告，嘉靖皇帝对朱纨案裁定如下：朱纨身负大罪，反上疏告捷。而卢镗、柯乔与朱纨相佐，应以首犯论处，其他官员如通判翁灿；拒捕顽抗的葡萄牙人方叔摆等4人当处死，其余佛南波二者等51名当安置；现存通番奸徒当如律发配发遣。
朱纨平寇以后，闽浙沿海的百姓并没有过上安宁富足的好日子。恰恰相反，因为走私贸易不畅，他们的生计反而更加困难。《明史》记载：“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而朱纨捣毁双屿港后，舟山的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互市派的汪直集团稍后逃至日本平户后，四年不再回国；而寇掠派的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则据舟山群岛为寇据地，四出流劫，终于蔓延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嘉靖倭患。
在嘉靖倭患中，汪直海商集团一直争取说服明朝政府开放海禁，与东洋、西洋诸国互市，准许自由贸易。但明朝政府假意答应汪直要求，笑里藏刀，用尽阴谋诡计，把汪直玩弄于股掌之间。与此相反，失去双屿、浯屿之后的葡萄牙人得到的是本国政府始终如一的支持。1553年，他们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重新建立起新的贸易网络，并一度垄断整个亚洲地区的海洋贸易。明朝政府对自己人穷凶极恶，对外夷宽宏大量。这种“宁与外夷，不与家奴”的窝里斗作风一直延续下来，至今犹有余波。
1567年，坚守海禁制度的嘉靖皇帝寿终正寝。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终于从内部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依稀透进来一线黎明的曙光。
第七十六章 倒行逆施
这些强硬的海禁派为何始终不肯向人民让利？那是他们笃信霸道并且立场坚定，这些统治者认为他们的强权和利益不容挑战。谁敢挑战他们的强权和利益，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杀！必须打倒任何反抗者。
专制没有内政，暴君不会慈悲。在中国，历来流行一种论调，那就是政府施舍论。即使当代中国很多媒体，一谈到民生问题，就总是离不开感谢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说辞。言下之意，似乎这民生本不是百姓能够享受的，而是由于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开恩，才有了百姓的生计。
现在中国人的民生问题尚摆脱不了这个诅咒，你可以想象在五百年前那种封建社会里，明朝政府对民生控制有多严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荒唐事随时发生。政府说封山就封山，百姓上山打猪菜或挖根草药治病，也是砍头的罪。嘉靖尊道，所有佛庙几乎毁掉；几千年实行盐、铁、酒、糖的管制专卖，凡能容易弄钱的生意都由官商进行垄断经营；他们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着空气，这也不准，哪也不准，就是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不管了。远的不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经商做买卖也曾经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皇帝金口一开便是真理，凡是皇帝说的都是对，凡是皇帝说的都必须拥护。即使皇帝长个猪头，想出一个只有猪才敢想，才敢干的馊主意。下面拍马屁的官员和迎合圣意的逢迎之徒也一样山呼万岁，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至于人民怎样想，哪些味着良心迎合圣意的马屁官员才不管，你想不通？你可以死呀！
比喻嘉靖皇帝姓朱，生肖属猪，当忌讳猪字。老百姓想吃猪肉整天杀猪，那还得了？谁晓得这些屁民杀猪的时候心里怎么想，如果他们杀猪时念着杀“朱”，那不是想作反吗？嘉靖皇帝觉得大事不妙，他有必要维护一下自己同类“朱”们的利益。
于是朱厚熜为避讳发布禁猪令，诏告天下，禁止杀猪。
嘉靖六年，议完大礼的明世武宗朱厚熜突然发布了一道圣旨，禁止民间养猪、卖猪、杀猪、吃猪肉，胆敢违抗，则发配边疆永远充军。显然，明世武宗朱厚熜已经把养猪、杀猪这件民间寻常事视为对皇帝大逆不道的行为，他还抛出了吃猪肉会生疮，会对健康不利的观点。此令一出，举国震动。深恐引火烧身的老百姓们立刻把家里的猪全部杀掉，减价出卖，或赶紧埋掉。这样一来，不仅活人吃不到鲜美的猪肉，就连祭祀仪式上也不得不用腥膻的羊肉替代。这一来吃不上猪肉的官员急了，礼部上奏说国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猪、羊“三牲”，如今猪肉绝迹，无法按常例进行，请求更改。经过大臣们一番苦谏，明世武宗朱厚熜最终不得不取消了这道荒唐的禁令。不过，他下旨命令猪猡们改姓，不准它们姓猪。因猪以糟糠为食，故称为──糟糠氏。
在皇权、官威至高无上的年代，老百姓更是被官员们捏弄得象只猢狲一样，叫你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敢不听话，大刑伺候。偶尔出个清官，打开一条裂缝，给小民一条生路，也是皇恩浩荡。小民要山呼万岁，感恩戴德。也正因为这种恩赐观，中国的民生问题，历来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不是被真正尊崇的地位。
汪直显然是个不相信恩赐观的叛逆者，他用武力反抗强权霸道的残酷压迫，也试图用暴力手段迫使封建统治者就范，改善民生问题。他当然毫无意外地遭遇到强权霸道的疯狂反噬，结果一个为下层劳苦大众争取生存空间的人民英雄被打成“倭寇”和“汉奸”。一个为人民说话的强人成了“汉奸”，那么你就可以理解现在没有人再为下层劳苦大众说话和争取权利了。说真话需要付出代价的，汪直付出的代价够惨重了。
读史必须怀疑一切，统治者说的真的是对吗？是无可置疑的绝对正义和真理吗？总之，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所以，我们的穿越者王婆留站在一个五百年的门槛上，回头望去，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没有未来；一个否定抗争的国家，就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国家。
中国从来不缺少奴才，却缺少类似汪直这样的叛逆者。
做人要有尊严的理念，只有抗争才能赢得生存；只有抗争才能赢得和平。
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类似汪直这样的叛逆者不平，其中的曲折与悲惨，黑暗与被压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的完的。
好制度把鬼变成｜人，坏制度把人变成鬼！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现在，人人都知道闭关锁国对国计民生弊多于利。在别人没有对你施加外压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关上自家大门与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大慨不太正常吧？嘉靖年间许多有识之志也觉这样做不对劲，但他们就是保持沉默如金，都指望别人去尽言责。总之我不说，我不出声，由别人去说吧。于是大家都坐观成败，都想依赖别人尽责。结果没有人原意多管闲事，恶政就在大家默认下合理存在着，确是咄咄怪事。就象畜奴养仆的习惯，就象默认女子缠小脚的风俗，一旦形成习惯，形成路径依赖，将不得已的临时性恶政无限延长。
某些当权派为了维护他们认为正确的惯例，即使付出生命为代价也绝不让步。比喻主子欺负奴才的等级压制，自上而下的大官欺负小官，小官欺负人民的权威管制欲望。我比你官大，代表我比你强，代表我是正确的。哪怕我坚持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也要管一管你，否则我还当这官干嘛？无论是对是错，我是官、我有权、就管定你，这是一项做官的基本原则，死也不会让步，所有当权派和利益集团都拼命维护这官僚制度。这样你不难理解夏言、朱纨、卢镗之流粗暴干涉汪直这些徽州海商与西洋诸番做正常交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问题不是汪直这些徽州海商要求合不合理；问题不是夏言、朱纨、卢镗之流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利益。问题是：这是一项做官的基本原则──我有权，上管天，下管地，中管着空气。你不让我管我就不爽了，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当我们回首中华民族二千年多灾多难的历史时，你会为生长在嘉靖年间明朝人悲哀。你会为曾与这种昏君和他御用文人相逢的英雄而感到惋惜。汪直、王婆留这样的叛逆者确实生不逢时，他们生长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或者稍后隆庆开海的时代，至少可以利用潜规则成为一个正经商人，而不至于被打成“倭寇”与反贼。
汪直其实已尽了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