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菜用的切片马铃薯——看着马铃薯翻翻滚滚沉到油面下。我看见自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在腰上系着的围裙上擦干手，走进了大厅。
然后呢？是我接电话时热油燃成了火苗，还是我晃晃悠悠走回了客厅或上楼去了洗手间，却压根儿忘了饭已经做上了？
我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本告诉我是个意外，他是好意。家庭生活对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来说埋伏着无数危险，换一个丈夫可能已经指出了我的错误和不足，可能已经难以自控地占据了理应属于他的道德制高点。我碰了碰他的胳膊，他露出了微笑。
我翻看着那些照片。其中一张上戴着塑料牛仔帽和黄｜色围巾的亚当在用塑料来复枪瞄准拍照人，另外一张上他大了几岁；他的脸瘦下去了一些，头发开始变黑。他穿着一件衬衫，纽扣扣到了脖子，戴着一条儿童领带。
“这是在学校照的。”本说，“正式的肖像照。”他指着照片大笑起来：“看。真丢脸，照片都给毁了！”
领带的橡皮圈没有塞好，从领带下露了出来。我摸着相片。它没有毁掉，我想，它十分完美。
我试着记起我的儿子，试着看见自己拿着一条松紧领带跪在他面前、梳理他的头发、或者从擦伤的膝盖上抹掉已经凝结的血。
没有记起什么东西。照片里的男孩有着跟我一模一样的嘴，眼睛隐约跟我的母亲相像，但除此之外他可以算作是个毫不相干的人。
本拿出另一张照片给我。这张里面亚当的年纪大了一些——大约是五六岁。“你觉得他像我吗？”他说。
他拿着一个足球，穿着短裤和白色T恤。他的头发很短，上面的汗水让它结成了一个尖角。“有点。”我说，“也许。”
本笑了，我们一起看着照片。大部分是我和亚当的合影，偶尔有一张他的单人照；一定大多数照片是本照的。其中有一些是亚当与几个朋友在一起，还有几张照的是他在一个派对上，穿着海盗服、手持纸板剑，有一张上面他举着一只小黑狗。
照片里塞着一封信，用蓝色蜡笔写的，寄给圣诞老人，歪歪扭扭的字写得满纸都是。他说他想要一辆自行车或者一只小狗，并保证会乖。信件落了款，他还加上了他的年龄。4岁。
不知道为什么，读这封信时我的世界好像崩塌了。悲痛像一颗手榴弹一般在我的胸前炸开。原本我感到宁静——不是幸福，甚至不是克制，而是宁静——可这份宁静已经云雾一般消散，在那层面纱之下是刺痛。
“我很抱歉。”我说着把一捆照片还给他，“我做不到。现在不行。”
他拥抱了我。我觉得嗓子里泛上一阵恶心，却又把它吞了下去。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告诉我会没事的，提醒我说他在这里陪着我，他一直都会在这儿。我紧紧地抓住他，我们坐在那儿，一起摇晃着。我感觉到麻木，灵魂飘出了我们所坐的房间。我看着他给了我一杯水，看着他关上装相片的盒子。我在抽泣。我能看出他也很难过，但他的脸上似乎已经渗进了别的表情，可能是听天由命或者接受现实，但不是震惊。
我不寒而栗，意识到这一切他都已经经历过了。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个新伤疤，它早已深埋在他的心里，成为他的根基，而不是动摇他灵魂深处的东西。
只有我的悲痛是崭新的，每天都是。
我找了个借口来到楼上，去了卧室，回到衣柜边。我继续写。
*****
这些争分夺秒抢来的时刻里，我跪在衣柜前面、倚在床上写。我很狂热。狂热像潮水一般从我的体内涌出来，几乎不假思索。写了一页又一页。现在我回到了这里，而本以为我在休息。我停不下来，我要写下一切。
我不知道我写自己的小说时是否就像这样，字词喷涌而出落到纸面上；还是会慢一些，更加深思熟虑呢？我真希望自己记得。
下楼后我给本和自己各冲了一杯茶。搅拌牛奶时，我想着我必定给亚当做过无数次饭，煮过蔬菜浓汤、搅过果汁。我把茶端给本。“我是个好妈妈吗？”我说着递给他。
“克丽丝——”
“我一定要知道。”我说，“我是说我应付得怎么样？怎么应付孩子的？他那时一定还很小，当我——”
“出事故的时候？”他插嘴说，“那时他2岁。不过你是个很棒的妈妈。直到出事。后来，嗯——”
他不再说话，吞下了下半句，扭开了头。我想知道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什么，什么东西他觉得不告诉我更好。
不过我知道的已经足以填补一些空白。我也许记不起那个时候，但我可以想象。我可以看到每天有人提醒我说我已经结婚生子，他们告诉我我的丈夫和儿子正要前来探望。我能想象自己每天像从未见过他们一样跟他们打招呼，也许稍微有些冷淡，或者干脆一副茫然的表情。我可以看到我们经历的痛苦，我们所有人。
“没关系。”我说，“我理解。”
“你照顾不了自己。你病得太重，我不能在家照顾你。你不能一个人待着，几分钟也不行。你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你以前还走丢过。我担心你可能会自己洗澡忘了关水龙头，或者要自己做吃的结果忘了东西已经做上了。我管不过来，所以我待在家里照顾亚当，我的母亲也在帮忙。但每天晚上我们会来探望你，而且——”
我握住了他的手。
“对不起。”他说，“想想当时，我只是觉得太难了。”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不过我妈妈呢？她有没有帮忙？她喜欢做奶奶吗？”他点点头，看上去似乎想要说话。“她死了，是不是？”我说。
他握着我的手：“她几年前去世了，我很抱歉。”
我是对的。我感觉头脑已经停止了运转，似乎它无法再接受更多悲伤、更多破碎杂乱的过去，但我知道明天一觉醒来这一切记忆都会消逝。
我该在日志里写什么才能让自己熬过明天、后天以及再往后的每一天？
一幅图像飘到了我的眼前。一个红头发的女人。亚当参军了。有了一个名字，不请自来。克莱尔会怎么想？
就是它，我朋友的名字。克莱尔。
“克莱尔呢？”我说，“我的朋友，克莱尔。她还活着吗？”
“克莱尔？”本说。他一脸迷惑地盯着我好一会儿，接着变了脸色。“你记得克莱尔？”
他看上去很惊讶。我提醒自己——至少我的日志是这么说的——几天前我告诉过他我记起她在一个屋顶上参加派对。
“是的。”我说，“我们是朋友。她怎么样了？”
本看着我，表情颇为悲伤，一时间我愣住了。他讲得很慢，但他说出的消息并不像我担心的那么糟糕。“她搬走了。”他说，“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我想肯定差不多有20年了，实际上就在我们结婚后几年。”
“去了哪儿？”
“新西兰。”
“我们有联系吗？”
“你们联系了一段时间，不过又断了，以后再没有联系。”
这似乎并不可能。我最好的朋友，在国会山记起她后我曾经写道，而且我感觉到一种跟今天想起来她时一样的亲近。不然我为什么会在乎她怎么想？
“我们吵架了？”
他犹豫着，我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盘算、应变。我意识到毋庸置疑本知道什么会让我难过。他有多年的时间来了解我可以接受什么、哪些是最好不要碰的雷区。毕竟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番谈话。他有过多次实践的机会去学习如何选择路线，如何小心绕开那些会破坏我生活的道路、跌跌撞撞地把我送到别的地方的话题。
“不。”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没有吵架，总之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觉得你们只是疏远了，然后克莱尔遇见了一个人，她嫁给了他，他们搬走了。”
这时我面前浮现出了一幅图像。克莱尔和我开玩笑说我们永远不会结婚。“挫人才结婚！”她把一瓶红葡萄酒举到嘴边说，我在附和她，与此同时却心知有一天我会做她的伴娘、她会做我的伴娘，我们会身穿婚纱坐在酒店房间里，一边从香槟杯里小口喝酒，一边让人为我们做发型。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爱意。尽管我几乎记不起我们共度的时间、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而且就连这些残留的记忆明天也会消散——不知为何我感觉到我们仍然心心相通，有那么一会儿她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我们去参加婚礼了吗？”我说。
“是的。”他点了点头，打开腿上的盒子翻了起来，“这儿有些照片。”
那是些婚礼照片，但不是正规的结婚照；照片又模糊又黑沉，是个外行照的。照相的是本，我猜。我认真地凑近第一张照片细看，到目前为止我只见过记忆中的克莱尔。
她跟我想象中一样。高，瘦。如果有什么不同，照片中的她更加美丽。她站在悬崖上，身上轻薄的裙子在微风中飘拂，太阳正在沉入她身后的海面。美丽。我放下照片，一张张看完余下的。一些照片里是她和她的丈夫——一个我认不出的人，其他一些相片里我和他们在一起，身着淡蓝色的丝绸，看上去姿容只是略逊一筹。是真的，我当过伴娘。
“有我们的婚礼照片吗？”我说。
他摇了摇头。“它们在一个单独的相册里。”他说，“弄丢了。”
当然，火灾。
我把照片递回给他。我觉得我在看另一个人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我无比渴望上楼去，写下刚刚发现的东西。
“我累了。”我说，“我需要休息。”
“当然。”他伸出了手。“这儿。”他从我手里拿走了那堆照片放回盒子里。
“我会把它们放得好好的。”他说着关上盖子，我来到这里记我的日志。
*****
午夜。我在床上，独自一个人，努力想要想通今天发生的一切、了解到的所有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我决定在晚饭前洗个澡。我锁好浴室门飞快地看了看镜子周围的照片，但现在融进眼里的却只有这里缺失的东西。我打开了热水龙头。
大多数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