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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他说话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一幅又一幅画面从眼前飘过——画面中是亚当、我和本——但我无法辨认它们是虚构还是回忆。当他讲完时我睁开了眼睛，有一会儿被面前坐着的人吓了一跳，不敢相信他已经变得如此苍老，跟我想象中那个年轻的父亲有多么不一样。“不过我们家没有他的照片。”我说，“哪里都没有。”
他的模样有点别扭。“我知道。”他说，“你会难过。”
“难过？”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也许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告诉我亚当的死。不知道为什么他看上去一脸沮丧、筋疲力尽。我有种内疚的感觉，为了我现在对待他的方式、为了我日复一日如此对待他。
“没关系。”我说，“我知道他死了。”
他看起来又惊讶又迟疑：“你……知道？”
“是的。”我说。我要告诉他我的日志，还有以前他已经告诉过我一切，但我没有。他的情绪似乎仍然很脆弱，气氛仍然紧张。这个话题可以等等再说，“我只是感觉到了。”我说。
“这是有道理的，以前我告诉过你。”
这是真的，毫无疑问。他告诉过我，正像他也告诉过我亚当的生活。可是我意识到一个故事感觉那么真实，另一个却并非如此。我意识到自己不相信儿子死了。
“再跟我讲一次。”我说。
他告诉了我那场战争，路边的炸弹。我尽可能保持平静地听着。他讲到了亚当的葬礼，告诉我人们在棺木上鸣过炮，上面盖着英国国旗。虽然那副场面对我来说那么艰难、那么可怕，我还是努力回想着。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我想去那里。”我说，“我想去看看他的坟墓。”
“克丽丝。”他说，“我不知道……”
我意识到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我必须亲眼看到儿子已经死了的证据，否则我会永远抱着他还没有死的希望。“我要去。”我说，“我必须去。”
我还以为他会说不行，可能会告诉我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它会更加让我难过。那样的话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怎么逼他呢？
可是他没有。“我们周末去。”他说，“我答应你。”
宽慰夹杂着恐惧，让我麻木了。
我们收拾了餐盘。我站在水池边，他把碟子递给我，我将它们浸进热热的肥皂水里刷干净，又递回给他让他晾干，在此过程中一直躲着自己在窗玻璃里的倒影。我逼着自己去想亚当的葬礼，想象着自己在一个阴天站在青草上、在一个土堆的旁边，看着地上的坑里悬吊着一副棺木。我试图想象齐齐响起的炮声，在一旁演奏的孤独的号手，而我们——他的家人和朋友——默默地抽泣着。
可是我想不出来。事情并没有过去很久，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努力想象着当时的感觉。那天早上我醒来时一定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母亲；本必须先要说服我我有一个儿子，而就在那天下午我们不得不让他入土。我想象的不是恐惧，而是麻木、难以置信、不真实。一个人的头脑只能接受有限的东西，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应付这个，我的头脑肯定不能。我想象着自己被告知该穿什么衣服，被人领着从家里走到一辆等候着的汽车，坐在后座上。也许在驱车前往目的地的时候我还在想此行不知道是要去谁的葬礼，也许感觉像奔赴我的葬礼。
我看着本在玻璃窗户里的倒影。当时他将不得不应付这一切，在他自己的悲伤也达至顶峰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带我参加葬礼的话，也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会好过些。我心里一凉：也许他当时正是这么做的。
我仍然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纳什医生的事情。现在他看上去又有些疲惫，几乎有点抑郁的模样。只有在我遇上他的目光，并对着他笑的时候他才露出微笑。也许等一会儿吧，我想。尽管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更好的时机。我忍不住觉得自己是造成他情绪低落的罪魁，或许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漏了什么事情。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多么关心这个人。我说不清楚是否爱他——现在也说不清——可那是因为我不清楚什么是爱。尽管对亚当的记忆模糊而闪烁，我能够感觉到对他的爱，本能地想要保护他，渴望给他一切，觉得他是我的一部分，没有他我并不完整。对我的母亲也是如此，当思绪转到她身上时我感到一种不同的爱，一种更加复杂的纽带，有禁区也有保留，不是我能够完全理解的一种关系。可是本呢？我觉得他有魅力，我相信他——尽管他对我说谎，可我知道他是一心为了我好——可是当我只隐约知道认识他好几个小时了，我可以说我爱他吗？
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他快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知道我希望成为让他快乐的人。我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我决定掌握主动。这本日志可能是改善我们两人生活的契机，而不仅仅是只改善我的生活。
我正要问他感觉怎么样，事情发生了。一定是在他接住盘子之前我便放了手；它咣当一声掉到地板上——伴随着本小声嘀咕妈的！——摔成了成百的碎片。“对不起！”我说，可是本没有看我。他一下子趴在地上，低声咒骂着。“我来吧。”我说，可是他不理睬我，反而突然开始抓起大的碎片放在他的右手上。
“我很抱歉。”我又说了一遍，“我真是笨手笨脚！”
我不知道自己在期望什么。我猜是宽恕吧，或者他会让我放宽心，说这不重要。可是相反本说了一句：“他妈的！”他把碟子的碎片扔到地板上，开始吮着左手的大拇指。血滴溅在地面的油毡上。
“你没事吧？”我说。
他抬头看着我：“没事，没事。我割到自己了，就这样。真他妈的蠢……”
“让我看看。”
“没什么。”他说，站了起来。
“让我看看。”我又说了一遍，伸手去拉他的手，“我去拿些绷带或者药膏来。我们——”
“真他妈的操蛋！”他说着把我的手拍开，“别管了！行吗？”
我惊呆了。我可以看见伤口很深；鲜血从伤口边缘冒出来，沿着他的手腕流成了一条细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该说什么。他并没有大喊大叫，但也没有试图掩盖自己的恼怒。我们面对着对方，绕着一触即发的争吵打转，都等着对方开口讲话，都不确信发生了什么事，不确信此刻又有多大的意义。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很抱歉。”我说，尽管我有点恨这句话。
他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没关系，我也很抱歉。”他顿了一下，“我只是觉得紧张，我想。今天非常忙。”
我拿了一截厨房里的卷纸递给他：“你该清理一下自己了。”
他接过卷纸：“谢谢。”他说着抹了抹手腕上和手指上的血。“我要上楼去，冲个澡。”他弓过身子，吻了我，“可以吗？”
他转身离开了房间。
我听见浴室的门关上，水龙头打开了，我身旁的热水器开始工作。我捡起碟子散落的碎片用纸先包起来再放进垃圾箱，扫干净余下的更细小的碎渣，最后用海绵吸掉了血。打扫完后我走进客厅。
翻盖手机响了，闷闷的声音从我的包里传出来。我拿出手机，是纳什医生。
电视还开着，头顶传来地板的吱呀声，本在楼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里。我不想让他听见我在用一个他一无所知的电话交谈。我低声说，“喂？”
“克丽丝。”手机里传来了声音，“我是埃德·纳什医生。你方便说话吗？”
今天下午他听起来很平静，几乎可以说是一副深思熟虑的模样，可是现在他的口气很急。我开始害怕起来。
“是的。”我又压低了声音，“出了什么事？”
“听着。”他说，“你跟本谈过了吗？”
“是的。”我说，“算是谈过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你有没有告诉他你的日志？还有我？你邀请他去‘韦林之家’了吗？”
“没有。”我说，“我正要说。他在楼上，我……嗯，出了什么事？”
“对不起。”他说，“可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是‘韦林之家’有人刚刚打电话给我。是那个今天早上跟我谈过的女人？妮可？她想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她说你的朋友克莱尔显然打过那里的电话，想和你谈谈。她留了克莱尔的电话号码。”
我觉得自己紧张起来。我听到冲马桶和水流下水池的声音。“我不明白。”我说，“是最近的事吗？”
“不。”他说，“是在你离开‘韦林之家’搬去跟本住的几个星期后。当时你不在那里，她就拿了本的号码，可是，嗯，他们说她后来又打过电话说她联系不上他，她问他们要你的地址。当然他们不能这么做，可是‘韦林之家’告诉她可以留下号码，如果你或者本打电话回去的话便可以转交。今天上午我们聊完以后妮可在你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纸条，她打电话回来给了我号码。”
我没有听明白：“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干脆邮寄给我？或者本？”
“好吧，妮可说他们寄过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收到本或者你的回音。”他顿了一下。
“本处理所有的邮件。”我说，“早上他会去收信。嗯，反正今天他收了……”
“本给过你克莱尔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我说，“不。他说我们有很多年没有联系了，我们结婚没多久她就搬走了，去了新西兰。”
“好吧。”他接着说，“克丽丝，这个你以前告诉过我，可是……嗯……这不是一个国际号码。”
我感到恐惧的巨浪滚滚而来，尽管我仍然不清楚原因。
“这么说她搬回来了？”
“妮可说，以前克莱尔经常去‘韦林之家’看你，她几乎去得跟本一样多。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搬走的事情，没有听过要搬去新西兰，没有听说要搬去任何地方。”
感觉仿佛一切突然动了起来，一切转得太快，我无法跟上它们。我可以听到本在楼上。淋浴声已经停止了，热水器沉默下来。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