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左右，水开了，李治挪开锅一看，两个煤正烧得通红，把两个煤的孔对正，又加了一个煤，再把一锅汤底放去，因为炉子正红，这次十五分钟左右就开了。
把炉门封起来，过一会，火就弱了，正好能保持汤滚，达到了文火的效果。
成功了，挥了挥拳朝空击了一下，心花怒放，这项发明的成功，可不仅给大唐人民送了温暖，关键是这辽东的苦寒将不再致命。
带皮五花肉洗净，切成麻将块；干山楂片冲水洗净。
加入一大勺料酒，放入五花肉块，浸两柱香的功夫。
将浸好的五花肉块和干山楂片放入砂锅里，加入足量的水，烧沸半个时辰，中间不断用勺子撇除表层浮沫。
转小火微沸，一个半小时。
仔细回想前世红烧肉的做法，正准备亲手做一次红烧肉，至于什么君子远庖厨，靠，老子可从来没说自己是君子，但正所谓天不从人愿，人生不如意事十之**，突然感到的李和打断的李治一干人的开火。
仔细听完李和的禀报，李治默然的点了点头，仍然摆弄着手中的五花肉。
叹了一口气，将手在旁边的亲水中洗了洗，又用干布擦了几遍，对着一干纨绔，淡然道：“走，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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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皇帝李治。。。 第十三章 大话科举制，从汉开始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出人头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顺利入仕。
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说的其实都是一回事。
那就是，一旦，能够顺利走上仕途，该有的一切自然都有，不该有的也会有。
换句话说，一旦拥有政治权力，连带着就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名声、有了荣誉、有了财富、有了女人、有了想要的一切！
这种“官本位”思想，就像是基因一样，经过千年来的发展，深深的印在中国人的血脉中，即使一千多年后，仍然遗留的很重。
有人曾今开个玩笑，说，你是愿意当世界首富呢，还是愿意在中国当一个地级市的主要领导，答案不一而同，但选择后者的人却要多得多。
简而言之，在古代也好，现在也罢，政治决定一切！领导决定未来！
而自秦汉以来，传统的中国官员选拔制度基本上可以分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如今大唐的“科举制”。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科举制其实最开始是隋文帝创立，但形成制度却是隋炀帝，发展则是大唐及大唐以后。
而在宋、明、清则是发展的黄金时期，彻底的摧毁了以七宗五姓为代表的世家门阀，寒门士子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两汉选拔人才的方式其实是有很多种，并不仅仅是“察举制”，但最主要、最普遍实行的还是“察举”。
所谓察举，就是由地方官对当地的吏民进行考察，以品行为标准，以地方舆论为根据，把人才选拔出来，向中央朝廷举荐。
但事实上，因为被举者前途辉煌，所以高官豪族几乎垄断了举荐之权。
察举的科目繁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孝廉”，例如结束西汉的王莽，和事实上结束东汉的董卓，头上顶的光环中可都有一个孝廉。
真是又孝又廉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孝廉个屁。
而所谓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孝子廉吏”。
之所以要以“孝”和“廉”为标准，是因为“孝悌”是为人子者最重要的品格，而“廉洁”则是为官者最重要的操守。
当然这也就是说说而已，天子家为权力骨肉相残的事，屡屡见之史册，不绝于耳，由此可见，当利益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亲情也就贬值了。
至于廉洁，好家伙，和？大神八百兆两白银的身价可不是吹嘘的，相当于八亿两的收入，抵得上大清二十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了。
呜呼，何其壮哉，简直就是后世无数贪官污吏的偶像楷模，祖师爷啊！
至于后世天朝的子民，更是对贪污**麻木到了极点，只要你能在贪污之余，还能办点实事，那就是好官了，你不会指望拆迁办主任廉洁奉公，不捞外快。
十几层新建大楼自然倾倒的新闻，屡屡不断，丢尽了天朝子民的脸，而那些洋鬼子们的楼可号称六十年日不落呢，而且人家也确实实实在在做到了。
至于汉书中，就直接睁着眼说瞎话了。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廉吏，民之表也。”
指望这玩意治国？
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发明不出收款机，因为他全靠人自身的思想觉悟。
人说五百年出一圣人，而事实上，也就是孔子算一个，孟子还是一个亚圣，后世的，也就一个明朝的王阳明了。
所以说古人很聪明，但聪明有余之时呢，也会稍稍单纯了点，说到底还是变了味的儒家害的。
而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却无一例外，都是以“孝”治天下，当然那些胡人王朝例外，他们连自己父亲留下的妻妾都不放过，虽然是习俗，但和孝也就完全不搭了，或者这是另一种孝？
阿弥陀佛！！！邪恶了，邪恶了。。。。。。
说起来，这孝廉之举始于汉文帝，本来是不定期的选举，但人汉武大帝硬是让它成为一种定期定员的选官制度。
为此，刘野猪就曾两次下诏，责令每个郡国每年必须选举孝廉各一人，像东方朔、董仲舒一干人，就是从此察举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到了东汉时期，朝廷更是严格规定：凡户口满二十万的郡国每年必须举荐孝廉一人，其中较大的郡可以举荐二人，而户口不满十万的郡则每两年举荐一人。
说句公道话，这相对于先秦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制和分封制，两汉的察举制度其实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因为从理论上说，它的政权是面向所有读书人开放的，而且选官标准又是以德才为基础，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然而，恩格斯曾经曰过，绝对的公平，就是绝对的谎言。
那么这看上去就很粗糙的察举制，就更谈不上绝对的公平了，其中存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让“察举制”成了一个大大的笑话。
那就是，大多数人他喵的，根本就读不起书。
两汉时期的书籍，那都是写在竹或帛上，虽然蔡伦造纸，但造出来的，大便当手纸都不舒服，虽然原料可以很便宜，但其中的工艺流程，换算下来，比帛还要昂贵，实在不值得。
所以竹简汗青的，依然是主流，只有某些发了疯的人，才喜欢弄张蔡伦纸，玩玩非主流。
而一片竹简悲剧的只能写二十来字，传抄既费时又费力，更不便于携带和流通。
帛虽然是没有这些问题，可它是昂贵的丝织品，用它来书写，成本还是太过高昂。
所以书在当时是老珍贵的东西了，相传文姬归汉后，曾默写已流失于战火中的四百篇书简文章，让喜怒不行于色的曹阿瞒大惊之后大喜，要知道即使在数百年后，李治依然能够感受到知识的垄断，普通人想要学习，是真他妈不容易。
当然，如果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人，家中藏书丰富，要做到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可要是出生在没有藏书的普通人家，为了读几本书，往往就要跋涉千里、寻师访友，其读书求学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记得初中学过一篇文章叫《送东阳马生序》，那是明朝宋濂宋大学士鼓舞后生之作，人家为了学习，做的事，可不比囊萤映雪，凿壁偷光来的容易，这还是明朝，更何况之前数百年，上千年的时代。
知识代表力量，这可不是一句空话，诗书传家，至今还是大唐山东世族的祖训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以后的官职虽然是不可世袭的，但是“书籍”却是可以世袭的，因此诗书传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种“垄断性优势”。
即使是在如今的盛世大唐，只要占有“知识和学问”这种稀缺资源，就能比较轻易地获得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像薛仁贵这种虽然穷困潦倒，但你还别瞧不起人家，那也是属于没落贵族行列，没落贵族，他也是贵族不是？
最关键的是，薛仁贵家里有藏书，他可以读书，否则成就将来也就止步于五品左右的猛将而已，不值一提。
换言之，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
所谓“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老祖宗的话可是很有道理的，知识不仅是力量，还代表更多，古今皆然。
此外，家族中只要有人当过郡太守，拥有过察举之权，那么经他察举进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门生故吏。
甚至后来都发展成为一中潜规则了，哪怕是清末也没改变，例如有“东方卑斯麦”之称的李鸿章就是曾国藩的学生，就是基于这种传承千年的潜规则。
规则在仙侠小说中可是至高无上的，在现实中，那也是逆之者死啊，没见到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真正改革成功，而又没有悲剧的，也就只有邓爷爷啦，其它每一个好下场。
吴起被愤怒的楚人一箭归西，商鞅更是被车裂了，一贯仁和的宋朝对待臣子还不错，但王安石最后还不是被贬了。
至于谭嗣同，唉，勇气可嘉，也有血性，比那个恬不知耻叫嚣着‘中国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用？’的保皇党康有要好多了，但政治觉悟还是不够高啊，干嘛不篡清呢。
而这些郡太守一旦在政治上得意，通常都会回过头来报恩，也就是察举他“恩师”的后人，明朝的东林党是怎么形成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恩师弟子关系在维系着。
因此在一个家族中，只要先辈曾察举过别人，他的子孙被察举的可能性自然就远远大于普通人。
久而久之，每个郡中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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