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临别前的母亲，拉着我的手，是那么地放心不下：当时的我，才十六岁，正在上初三。妈妈唯一的希望是我能从祖祖辈辈当农民的穷上沟考出去，去上大学，去当城里人，然后把城里的喜妇带回村子去炫宗耀祖。然而，她甚至没有等到我考上县一中、到城里去上学的通知书。
我也想起了我的父亲，他还没出世时，我十八岁的爷爷就因肺结核病故。他十四岁去当了新四军，由于身患肺病，吐血不止而被解队回乡。然而，村里干部一直认为我父亲是逃兵而将其进行了几十年的批斗和*。他好不容易熬到了尽头，看到儿子第一个从山沟里考上了大学。可正在他扬眉吐气的时候，他的肺结核发了，那时，我才在大学一年级。当时，医治父亲病的抗菌素早以在临床广泛使用，我家当时太穷。如果我当时有五十美元，就完全可以挽救父亲的生命。可我太无能为力了，眼睁睁地看到贫穷从我年轻的生命中，夺走了又一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
我也想起了我大学的白头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的话：“你们知道吗，四个农民的血汗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你们要时刻记住你的祖国对你们的培养。”在毕业典礼上，白头校长显得比我们谁都激动，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时候，将你们培养成材，现在是你们回报你的祖国和人民的时候了……”
如果我的父母还活着，如果他们能出现在今天的现场，痛恨美帝国主义一辈子的他们，看着他们的儿子放弃中国人而成为美国人，他们会是高兴还是悲伤？如果我的白头校长知道了今天的一切，他会愤怒地向我讨还四个农民的血汗钱呢，还是为我感到自豪呢？
第二天，回到沃尔玛总部的办公室里，我的员工们将我的办公室布置得简直象“爱国博物馆”，国旗、气球装饰着整个墙壁，办公桌上摆满了美国历史书籍，还有各种爱国歌曲的CD。还有一位同事，在广播里广播了我成为美国公民的消息，我一下子成名了，当时任沃尔玛CEO的大卫·格拉斯和国际部的总裁波毕·玛廷还特意到我办公室道贺。我一下成了那几天的新闻人物，近四千名沃尔玛总部的员工，似乎一下全认识我，不停地向我祝贺……我又一次感动了，真诚地感觉到了美国人们对我的欢迎。这似乎与在山村泥墙毛房里第六个呱呱落地、只有母亲和接生婆在场而降临人世、在中国人口的户口冊上显得那么多余的我，形成鲜明的对比。
很快，公司为我办了美国护照，我立即就象其他美国同事一样，畅通无阻地到世界各地为公司采购商品。记得1995年回深圳主管沃尔玛在中国的第一家商场，和我一起的七位美国员工在经过罗湖海关的时候，尽管他们的行李比我要多，但他们都没有经过检查就被放行了。而我，唯一的一个被扣下来。海关人员要求我打开每一个行李，一件一件地准备详细检查。这时，我的员工们在外面发现我丢失了，便回来找我。海关人员问我：你是他们的导游？我说：不是，他们是我的员工。并有意亮出了我的美国护照。一直拉长着脸的那位小姐，一下变得和蔼可亲了，连忙给我赔礼道歉，并帮我关上还没来得及检查的行李。上车后，美国员工问为什么就我一人被检查，在他们眼中，我是中国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更容易与中国人沟通。我不想贬低我的同胞，所以我告诉他们，是抽查，今天正好碰到了我。
第三章 孩子将我与美国的社会拉近
我的孩子们生在美国，吃牛肉和面包长大，讲着不带中国口音的纯正英语，他们甚至连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认识，更理直气壮地认为，美国就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只是一个遥远的、有很多亲戚的国家。
今年六月，我把全家带回中国。尽管我的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已搬到县城里，不再住在我们长大的村庄，我依然把孩子们带回我长大的地方。保存好每一间泥土瓦房是我对我哥哥的一贯请求，因为我要让它成为我们家庭的博物馆，让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在这里接受我们的家史教育。我从内心深深地体会到，这项使命会一代比一代艰难，因为我和太太已经做好了迎接未来的洋媳妇和洋女婿的思想准备。
从家乡回县城的车子里，我对孩子们用中文说：“等爸爸去世后，你们要把爸爸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到这里和爷爷奶奶安葬在一起。死后，我想好好陪陪他们。”大女儿石明立即用英语对我说：“爸爸，那怎么行，在你去世的纪念日和生日时，我们怎样去看望你的墓地，怎样去给你献花呢？”二儿子石周接上来说：“那我们死后也想和我们的爸爸妈妈躺在一块，我们的孩子不可能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呀？”
我被孩子们的问题给难倒了。是啊，我们这辈人的大脑里刻下了太多太多过去的记忆，我们和这里的人，活着的，离去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怎么能理解爸爸的人生呢？在他们的心中，美国就是生他们养他们的国家，就象中国对我们这代人一样。如果对他们太苛求，是否太自私了？我在力求他们理解我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去竭力理解他们？于是，我对我的孩子们说：“那就把我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埋在美国，一半陪伴着我的父母。”
一次不经意路过女儿石明的学校，想进去看看，不料被值勤人员拦住，她说：现在正是宣誓时间，不能入校。等我见到石明时，问她今天为什么宣誓，她说不只是今天，而是每天都要宣誓。我问她宣什么誓，为什么要宣誓。她就一本正经地给我默读出宣誓词，并说：“宣誓是为了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自由和*。”我看见她那真诚的样子，真有点哭笑不得。
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的“香焦型”的孩子们（皮肤是黄色的中国人，但皮下是白色的美国人），把我们这一代人与美国拉得更近了。
第四章 来自黑人上司的激励
15年前，只管10家沃尔玛商场的地区经理帕尔，今天已经是沃尔玛公司副总裁，管理美国东北部所有的的沃尔玛商场。他当年是我的好上司，他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他有一句名言：用你的行动，证明藐视你的人错了。他说：作为黑人，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得到和白人同样的报酬。他曾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50年代的时候，5岁的他和爸爸一起在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厕所边停下，他从车上跳下来，迅速跑进一间男厕所。可一个白人一掌将他推到厕所外面，大声吼道：你这个小黑鬼，怎么跑到白人的厕所来了！他爸爸赶到了，把他带上了旁边一个很脏的黑人厕所。他离开那个黑人厕所前，告诉爸爸，自己要把厕所彻底清洗一遍，让它比白人的厕所更干净。他的爸爸很赞同儿子的观点，帮着他在厕所打扫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曾在一起探讨当今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他说：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肯定存在。作为一个黑人，要自信、自勉、自强，要用自己的言行，向白人和美国社会证明，我们和白人一样对社会有价值。
有一次，他来看我的商场，到了午饭时，我们决定乘他的车到一家餐厅。来到车前，却发现轮胎已被割破，并用钥匙在他的车上画了“KKK”（代表一个痛恨黑人的白人极端组织）。我非常气愤：“这太不象话了，我要去报警！” 帕尔十分冷静地说：“没有必要了。重要的，不是追究别人对你做了什么，而是集中精力做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一贯勇敢果断、敢做敢为的帕尔，竟说出这样让我吃惊的话来。
如果说美国人对我有歧视的话，和帕尔所经历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了。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帕尔时刻激励着我，他的话时刻回响在我的耳边，做为一个中国人，对待种族歧视的态度应该也是：自信、自勉和自强！
第五章 我们的美国“父母”
认识罗姆兹夫妇是在1995年的感恩节，一个好朋友的家宴上，我们坐同一张桌子。
当时，我在中国主管沃尔玛第一家店的开业工作，只在感恩节时才回美国与好朋友相聚。罗姆兹夫妇从事房地产和首饰品经营，对我在中国的工作很感兴趣，我们谈得很投机。那晚下着瓢泼大雨，离开朋友家前，我给宾馆打电话询问前往的路线。当他们得知路途很远时，就诚恳地邀请我在他们家暂住一夜，我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我提出给他们做一顿正宗的中国餐，他们欣然同意。然后他们告诉我，我的菜是他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中国餐。我很高兴，表示以后回美国，再来给他们做中国餐。
以后的日子里，我每次回美国时，都要和太太一起去看他们，给他们带去中国的刺绣和工艺品，并每次都做中国餐。后来我知道，他们没有孩子。丈夫卡克一直忙着自己的生意，妻子谢蕊二十八岁时就得了严重的糖尿病。慢慢地，他们开始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们。
完成了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的开业和培训工作后，我决定回美国了。那天，飞机由于天气原因，一直晚点到第二天早晨三点钟。可一到机场的出口，我们就惊奇地发现他们激动的面容。他们把我们全家拉到他们家，我们的房间已布置一新，孩子的房间已装饰得可爱极了，冰箱里装满了各种蔬菜、水果和方便食品，为我们准备的车已停放在停车场……
他们很忙，经常外出。而住在家里十分有限的日子里，他们把全部时间花在我的女儿身上，教她说话，教她唱歌，教她走路，教她跳舞……曾空旷孤寂几十年的房子里，一下子充满了欢歌笑语，洋溢着蓬勃生机。
为了不打扰他们太久，一个月后，我们提出要搬出去住。但他们执意盛情挽留。我们只好再住下来。三个月后，我们的房子买好了，这次，他们只好放行。但他们看到新房的家具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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