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到达了事业的顶点，钱也挣得最多，但同时我们享受闲暇的时间也最少了。美国中年男性的平均夜间睡眠时间，从20岁左右青年时期的9。8小时，下降到8。3小时。
信息技术被描写成改善人们生活的革命性工具，实际上它是当代劳务市场的枷锁。互联网泡沫到达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添惠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对政府声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惊人的提高的统计数字提出猛烈批评。服务业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主要是理念产品，怎么可能随时随意折算成每小时的产量？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他的结论是，计算机带来的所谓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实际上计算机技术容易使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手提电脑、手机以及其他便携工具可以让人们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带到哪里。罗奇写道：“信息时代肮脏的小伎俩是把相当一部分工作拿到政府承认的工作时间以外去做。”过去我们花在别的活动上的时间，现在用到了这些新玩意儿上了，而且这往往更出成果。在1985年，美国人平均每天做饭、吃饭、清洗餐具和收拾厨房的时间是2小时29分钟，但到了2003年，用在三餐上的时间缩短到1小时50分钟。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并不是一直都比别的国家多。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的工作时间还比美国人的多。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欧洲的高利率阻碍人们更长时间地工作，还有的指出欧洲强大的工会组织促使民主党左翼政府创造更多休闲时间，包括法定假日和减少每周工作小时数。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议会通过了每周工作35小时的法案，作为对抗失业的策略，其基本想法就是所有工人都减少工作时间就会有更多人就业。虽然这一措施并没有促进就业，倒是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工人的休闲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国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他的学术生涯有相当一部分在美国度过，他强调，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之后，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模式。美国人选择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多赚钱，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欧洲人选择了“及时消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休闲和家务劳动上。
很多经济学家把两国人的选择理解为不同理性偏好的显示。法国人选择时间，美国人选择金钱，都是根据各自的喜好，各自的选择都会给他们带来幸福。不过还有一种可能的解读：美国人选择的道路并不幸福。
有些研究表明，美国人的幸福指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来就陷入停滞，这使得法国人更得意于自己的选择。法国人每年比美国人少工作440个小时，部分是因为他们有7个星期的假期，而美国人只有不到4周。法国人在工业化国家中平均睡眠时间最长，他们平均每天花在三餐上的时间是2小时15分钟，比美国人多出一小时，而且他们每天休闲的时间比美国人也多出将近一小时。
法国女人花在一日三餐上的平均时间是美国人的两倍多，花在积极的休闲活动（例如体育运动和观看表演）方面的时间，比美国人多将近50％。美国女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10％，花在消极休闲活动（例如看电视）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将近13。事实表明，美国人更喜欢法国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发现，如果让美国女人重新安排每天的时间，像法国女人那样做，尽管她们的幸福感仍然赶不上法国女人，但比目前的感觉要好。
从美国人的幸福悖论推断出，并不否认金钱能够增加幸福感，它确实能够增加幸福感。然而金钱不是有关幸福的唯一变量。幸福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货币购买，幸福可以用爱来购买，还可以用时间来购买。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会导致我们牺牲幸福感的其他组成元素。
尽管如此，你仍然可以相信墨西哥肥皂剧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电视网Televisa决定对获得巨大成功的《富人也哭泣》重新制作，他们给这部翻版电视剧取名为“巴里奥的玛利亚”。可能是为了指出原剧天真得不可救药，或者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编剧给女主人公，现在名叫玛利亚·埃尔南德斯，加了一条新台词：“我知道富人也会哭泣，”她说，“不过，穷人哭得更多。” 我有时感到迷惑不解，一夫多妻制为什么落得了这么坏的名声。我们一听到这个词就双眉紧锁，认为这是过去野蛮的习俗，有钱人可以拥有三妻四妾为他们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女人可以被当做牲口一样买卖。根据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98％的美国人认为一夫多妻制有悖于道德，反对它的人比反对克隆人类、堕胎或者死刑的人还多。今天，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夫一妻制已有法律规定。不过，历史上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很少见。事实上，一夫多妻，即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多个妻子或者一妻多妾，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盛行，尤其过去的那些强大帝国的国王和皇帝，他们娶得起许多妻妾。这对于所罗亚斯德教统治下的伊朗、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以及阿兹台克和印加帝国的权势人物是司空见惯的。所罗门王有700个妻子和300名姬妾。根据《圣经》上说的，上帝对此感到不快，仅仅是由于其中有很多不是希伯来人，而是摩押人、亚扪人、赫梯人以及其他人种，这些女人信仰异教的神。一夫多妻制直到公元1000年前后在由犹大召集的德系犹太教大会上才被废止。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编写了一部所谓的《人种民族图谱》，记录了将近1200个不同社会群体从古到今的风俗习惯，其中有850个社会群体流行一夫多妻制。同样的，人类学20世纪60年代对172个北美西部印第安部落的研究发现，一夫多妻制不存在或者很少见这种现象的部落只有28个。
1880年以前一夫多妻制在日本一直是合法的；在印度则一直到1955年才被禁止，而且只限于印度教徒；在美国，摩门教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在美国国会的巨大压力下宣誓放弃一夫多妻制的教规，因为国会曾在1887年宣布解散该教并没收了其资产。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估计全世界还有1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一夫多妻制之下。直到今天，在中东的一些国家，非洲的一大部分区域北起萨赫勒，西到塞内加尔，东到坦桑尼亚的一大片地区，以及美国西部从摩门教脱离出来的一些分支，一夫多妻现象仍然很普遍。
一夫多妻制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基因。基因研究人员研究了中国、法国、非洲各个国家，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的人的不同基因后，发现女性传给下一代的基因种类多于男性，说明如果女性多于男性，生育成功的概率更大。这是一夫多妻制的一个显著标志：有钱人可以与很多不同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穷人则很少生育甚至无法生育。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休谟在有关一夫多妻制与离婚的论文里，激烈抨击一夫多妻制是违反自然规律的：“男权至上是名副其实的非法篡夺，破坏了等级之间的亲近，更不用说平等了，而平等乃是大自然在两性之间的安排。”但是，200多年以后，1979年霍梅尼对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说，在伊朗“一个丈夫可以娶4个妻子的法律是非常先进的，它是为女人的利益制定的，因为女人比男人多”。他的结论是，一夫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优越。
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负责男女性茭这种最亲密的交易，这种提法似乎非常怪异。但是这种安排确实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这是由于精子的相对成本较低。在前面的几章里，我们看到了价格最平凡单调的一面写在超市货架上的数字。其实，即使是我们所知的最亲密的交易，也就是在婚姻这件事上，价格也展示得一览无余。在求偶市场上，价格所表示的不是钻石或者家电，而是另一类商品丈夫和妻子。但是，在两种市场上，价格所起的作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进行资源配置，使有关利益最大化。在求偶这个特殊市场上，最主要的利益就是后代的繁衍生存。
达尔文性别选择理论假定行为的首要驱动力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就是把基因传给后代的必要性。在这一艰巨的工作中，雄性只需要投入一些精子，而雌性则必须提供卵子，孕育受精卵并且给胚胎提供营养。因此，交配双方具有非对称的生殖策略，这是自然的。
在自然界，这意味着雄性的理想做法是，把精子传给越多的雌性越好。而雌性的生殖能力，受到孕育后代的巨大成本的限制，雄性多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她们选择的是对方的质量，也就是那些具有优势资源的雄性，以保证下一代的生存。
这些并不是形成交配方式的所有原因。雌性非洲倭黑猩猩有滥交的习性。任何一头雄猩猩来到身边，雌性都愿意和它交配。研究人员指出这种演化来的行为是为了避免幼仔被杀：雄猩猩会杀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仔，以便雌猩猩停止哺｜｜乳，准备受孕。而与多个雄猩猩交配可以使它们无从辨认某一幼仔到底是谁的后代。
交配策略受到进化上的各种限制，从食物的多少到区域平均密度。很多鸟类演化成了稳定的单一配偶关系，这种安排消除了雌鸟之间的竞争，使雄鸟能够与雌鸟密切合作养育后代。不过鸟类的滥交现象也很普遍：雄鸟力图挣脱“婚姻”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殖潜力，雌鸟则试图找到比原来配偶基因更好的雄鸟。
尽管如此，雌雄两性之间在生殖上的非对称投入清楚地说明了很多性习俗现象。例如，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寻花问柳的丈夫一般会找比妻子年轻的女人，而红杏出墙的妻子多半会找比丈夫学历高的男人。男人更注重女人的曲线，这是她们生殖能力的标志，而女人则更看重男人挣钱的能力，这是他们所掌握资源的象征。这种不对称还解释了为什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