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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当我15岁就成为瀛海威时空最年轻的BBS版主时，当我成为的还是VisualBasic这个对技术水平有一定要求的版主时，当我开始参与成年人们组织的瀛海威网友聚会活动时，当我开始跟他们一起在月坛滚轴儿溜冰时，当我依靠版主身份获赠瀛海威的免费上网点而不用再向家里要钱充值时，当我关于计算机应用的技术文章开始发表于《大众软件》《互联网周刊》且赚到了稿费时，当我发现我业余时间写的“通用文件加密器”这个软件居然还被盗版商盗版了时，当我沉浸在阅读用户给我写的产品修改意见中时，当我牛B闪闪地展示我无敌的计算机技术时……
中考来了。
话说初二初三那两年，我用我的“聪明智慧”让父母错过了不少家长会。因此当他们蓦然惊觉儿子别说升学，就连毕业都成了问题时，无异于遭到当头一棒，蒙了。随即他们便断然决定，砍掉我所有玩计算机的时间，并为我报了各种课外辅导班。
当然，父母还是理智的，他们要求不高，只希望我顺利毕业，并考取一所一般高中。
我要衷心地感谢他们，他们是懂得疏导而非一闷棍打死孩子的典型。
然而，要求不高的父母往往有个要求更高的孩子，我指的是不合理要求。
我当时提出，让我做到顺利毕业可以，但我想考职业高中或者中专，不想考普通高中。
父母很惊讶，问我为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有文凭才能工作，如果是大学，我还得扛三年高中加四年大学才能拿到这个文凭，七年时间太漫长；如果念职高，三年就能毕业，何况第三年就是实习了。我觉得以我的计算机技术完全可以得到一份工作，我已经隐隐觉得，那个时候IT行业是靠本事吃饭而不是靠文凭吃饭了，又不必受考试之累，又能提前赚钱，这多好！
那是1998年初的一天，我的另类观点招来了一顿无情“毒打”。印象中父母几乎从没打过我，最多妈妈生气了吼我两嗓子，挨揍那天是唯一一次。现在想起来，我确实伤了他们的心，他们打得一点儿都没错，我太不懂事了，把他们的宽容当成了变本加厉的砝码。
古人云，黄荆棍子出好人，这回是给我打服了，虽然也打得不怎么狠。有这一次，我就没敢再表达我的想法。
所以，1997年底到1998年的中考之前，除了周末偶尔上网，其他业余时间，我不是在上各种补习班，就是在奔赴补习班的路上，重点补习数学和物理。感谢党的政策“亚克西”，海淀区的化学科目不计入升学考试范围，我就理所当然地放弃了，负担减轻了不少。最后的结果就是，凭着本校生升高中可以适当照顾的政策，我勉强“光荣地”升入了育英中学高中部。那年暑假，我第一次意识到，爸爸妈妈的头发白了。
暑假很漫长，两个月的时间彻底变成了我玩儿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嘉年华。跟我差不多大的同志们应该都有印象，1998年开始有了ICQ，开始有了InterPhone这款可以视频电话的互联网软件，我开始立志要搞明白Delphi和BorlandC＋＋是怎么回事儿，网友们还组织了很多好玩儿的活动。
那时我已经不用瀛海威了，因为瀛海威接入互联网的模式着实变态，我注册了可以直接上互联网的瑞得在线。
总之，1998年中考后的那个暑假，太high了。
“放弃学业，我也能养活自己！”
《》 第一部分 自行车＋恋爱=逃课上瘾
经历了长达60天的放养型暑假后，1998年9月，我以极不习惯学习的状态进入了育英中学高一（2）班。完败的迹象几乎从开学后的第一个月就无情地显现出来。
首先，就是中考时救过我一命的化学，要不是它不被纳入升学考试范围，估计我早就被育英扫地出门了。进入高中第一个月的化学测验，因为荒废已久，我得到了人生中的最低分：29分。而且这玩意儿不像青歌赛，还能被去掉。其他的理科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路飞流直下。
第二，那一年，北京开始流行“山地自行车”，特别是在中学男生中间，风靡一时，被视为仅次于篮球、足球的fashion娱乐项目。同学在一起除了得瑟Nike、Adidas等运动品牌，就是得瑟玩儿自行车。我天生缺少运动细胞，篮球足球都不在行，所以选了玩儿自行车。玩儿自行车和打游戏一样，是会上瘾的。
我小时候很容易生病，基本上我一感冒同学就知道流感要来了，我闭着眼睛在解放军总医院里走一遭，都能将各个科室摸得清清楚楚。弱也有弱的优势，老师们都知道我身体不好，加上我长得过于苗条，只要用手猛搓脸把脸搓红，配合苍白的嘴唇和无神的小眼儿，没病也跟有病似的，病假，一请一个准儿。逃课干吗去呀？玩儿车呗。
到了1998年的年底，我又懵懂地投入了一场初恋。
初恋确实是美好的，每个人都不会否认，特别是在那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那个满大街都在唱《心太软》的年代，在那个我天天抱着收音机准时收听王东主持的《中国音乐排行榜》的年代，在那个每周五的午夜收听伍洲彤老师主持的《零点夜话》的年代，在那个港台韩日文化席卷内地的年代，总之，在那个改革开放瞬息万变的年代，在那个我过早接触互联网被挤压催熟的年代……哥们儿情窦初开。
我开始用写作文的时间写情书，幸好哥们儿作文一直不错；我开始用打电话和同学说作业的时间打电话谈情说爱，最长的一次聊了一整夜，电话烫耳朵了才挂下；我开始关注伤感的情歌，这让恋爱看起来很有感觉；恰逢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在国内隆重上演，举国煽情，哥们儿初恋的火苗被燃烧到极致。
但是，如同烟花，瞬间灿烂。
我的精力被计算机、自行车和谈恋爱这三件事瓜分干净，留给学习的时间几乎等于零。我能骑着自行车很炫地跳上台阶，所有的忧伤情歌我都会唱，靠着懵懂的初恋我还总结了一套至今依然行之有效的追女大法。
等我回过神儿来，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
我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毫无任何炫耀之意，也没有任何炫耀的资本。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回头看看高中的自己，真就不是个好鸟。一个学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完成这个任务后，才有资本去实现和体验自己的爱好，然而我不是这么做的，与责任相比，我的个性和任性占了上风。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耻辱，虽然年轻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挺刺激。
尽管，我未必赞成中国的应试教育和曾经僵化的教育体制（还好，教育系统的领导们正在艰难地努力地改革着，我要向他们致敬），我也同样承认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弊端，但我已经可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得不经历这样的阵痛。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选择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经历这个阵痛，愿意选择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愿意选择不让我的父母操心。
16岁的我，坚信哪怕放弃学业，靠自己一腔热血和过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也能养活自己，打出一片天下。就如同现在很多应届大学毕业生想的那样。
《》 第一部分 我将父母最后一点希望也掐灭了
高一下半学期，我的地理会考先挂掉了。无论搁在哪个中学，这也是件罕见且匪夷所思的事——当年的政策是，会考一门不过，可以毕业，但不可升学。所以会考的题目通常出得很有水平，想得满分不易，想不及格却也很难。连这一科都能挂掉，足以可见我疯狂到了什么地步。
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读完高二，就失去了高考的资格。我的母亲，哭到崩溃。
还有我的地理老师，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他的学养，他的师德，都是少有的，但我却因为这愚蠢的“个性”，给他带来了这样巨大的伤害，给他的教学生涯重重地抹上了一笔黑。
今天的我，为这段历史感到可耻。但在当年，我居然感到相当开心，我无知地以为立刻可以投入社会的洪流去挣人民的币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放弃了，妈妈却没有放弃。我有个姨妈在四川绵阳科学城工作，妈妈托姨妈帮忙在那里联系了一所高中，想让我在那里重读，拾起最后一线希望。
我虽然不情不愿，但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看她哭成那个样子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我接受了这个现实，同意去四川复读高一，重新开始。
1999年年底，我注销了北京的学籍，来到了四川绵阳。
我重新就读的学校叫做四川省绵阳市科学城一中，还是个省重点。我住在姨妈家里，带着罪恶的“前科”，轻易不敢造次，老老实实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一边熟悉和适应新同学、新环境，一边饥渴地计算着还有多少天才能毕业然后参加高考，进而回到北京。那个数字总是让我感觉漫长得没有边际。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出远门，心里总有种莫名的焦虑和孤独。
感谢我永远不可分离的发小儿张骁。他很了解我，在北京买了所有我可能会喜欢的磁带寄到绵阳，让我在那段孤独的岁月里仍然听到了很多好听的音乐，此生难忘。
年少时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几个月以后，我就和新同学混熟了，还能说一口颇像那么回事儿的四川话。同学之间的感情使我拥有了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并不成熟也并不理性，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代沟。所以，我决定从姨妈家搬出来，住到学校去。父母虽然有些顾虑，但天高地远的，想管也够不着，只好由我去了。
毁灭和人生轨迹的改变由此开始。
年轻的叛逆造成一种必然的趋势，一切跟主流反着来。
我学会了吸烟。我的理由是，四川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