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8月9日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刊登了萨科齐光着膀子和他的儿子路易斯在美国度假地湖泊里划船的照片。照片中的萨科奇腰杆笔挺，肌肉匀称。然而，《快报》所刊登的原版照片却显示，萨科齐的腰部有一团赘肉，像阳台一般伸出后腰，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铁证如山，《巴黎竞赛画报》很快承认自己作假，声称“船的位置加大了它的突起，当我们对阴影进行处理时，印刷夸大了纠正的效果”。这个辩解难免让人失望。谁也不能否认，此次造假事件的主角既不是湖面上的游船，也不是飞速转动的印刷机，而是那些满脑子“赘肉政治学”的媒体从业者。在这些人看来，总统先生在媒体上的光辉形象要比生活中的真实形象重要得多。既然发现赘肉，就应该顾全总统先生“身体政治”的大局，用画笔把它割掉。从政治层面说，总统代表国家，谁也不要和国家的光辉形象过不去。
《巴黎竞赛画报》如此溜须拍马，难免让人有时空倒转之感，仿佛回到了《国王与小鸟》里的摩登时代。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赘肉政治学”早已失去往日显学的荣光，公民社会对政治人物的弄虚作假甚至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地。
【第24节：赘肉政治学（2）】
关于这一点，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深有体会。2002年1月，这位“富国穷总理”曾经卷入“染发风波”。由于施罗德出镜时总不见白发，有媒体捕风捉影怀疑施罗德染了发。反对派议员甚至推断，一位染发的总理，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上很可能也会弄虚作假。施罗德为此大为光火，最后不得不授权律师起诉，并让他的美容师为自己的“原生态”出庭作证。直到法庭裁决禁止媒体乱说总理曾经染发，事情才告一段落。
不过，施罗德为染发大动干戈，足以表明政治人物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微妙。在《政治的幻象》一书中，作者兰斯？班尼特提到N民意测验专家的一个观点：华盛顿越来越成为个体政治企业家的天堂。他们不需要政党的支持，而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媒体形象。尽管这个“赘肉门”可能与爱丽舍宫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细节再次证明了大选期间人们的担心，即萨科奇在法国政治、经济以及媒体等方面的过人影响力将有可能破坏法国的民主生态。这也是有人将萨科奇的当选比作“拿破仑加冕”的原因所在。
萨科奇左右逢源，朋友遍天下，法国许多传媒老板都是萨科奇的座上宾。2007年法国大选结束前后，《世界报》两名女记者出版了新书《致命的女人》，揭露一些关于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雅尔及其同居情人奥朗德之间的不和。为了捍卫自己的“隐私权”，罗雅尔打算找法官为自己主持公道，“同情”罗雅尔的人却说，为这点小事打官司只能说明这对落难鸳鸯力量太小，若是萨科奇先生遇到这种事情，只要给拉加德尔集团的老板朋友打个招呼，什么书也就别想卖了。拉加德尔集团是法国著名的高科技和传媒领域的财团，2002年维旺迪集团崩溃，拉加德尔集团并购维旺迪环球出版公司而成为法国出版业的垄断集团，旗下有两百多种期刊和报纸。
萨科奇对法国媒体有影响力并不是他问鼎总统之后的事。早在两年前，《巴黎竞赛画报》在封面刊登塞茜莉娅和情人理查德的亲密照片，为此，画报的后台老板拉加德尔马不停蹄地向他的密友萨科齐道歉。此后，《巴黎竞赛画报》一直在对萨科齐和他终日穿着“逃跑装”的妻子进行正面报道，因此被人嘲笑为“塞纳河边的真理报”，而“赘肉政治学”就是该报制造并推销真理的工具之一。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媒体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日益警省。美国学者保罗？库兹曾经指出“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在民主时代，人们可以像在自由市场里一样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旦媒体被掌握在少数集团手里，就难免会出现寡头媒体越俎代庖、为民做主的乱局。相较之下，《巴黎竞赛画报》“路见赘肉，拔刀相助”则为人们提供了“媒主”联姻“权主”的另一视角。
庆幸的是，巴黎媒体还不至于全面沦陷，至少有《快报》出来揭露这一丑事。互联网上的相关留言，同样是前所未有的热闹。人们见微知著、防患未然，所有担心都是一样的——如一位巴黎朋友所说：“Aujourd’hui les bourrelets，et demain？”（今天是赘肉，而明天呢？）
【第25节：第六种自由】
第六种自由
面对无孔不入的信息垃圾，人们将何去何从？是否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东西？
全世界每年出版近七十万种期刊，六十余万种新书，登记四十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点；九百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三十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不止有新闻、调查、数据、分析、广告通行世界，更有预言、传言、流言与谣言招摇过市……
上世纪初，晏阳初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此，姑且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称为“第六种自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客厅不过是电视台倾倒垃圾的地方。在过去，性病广告只是贴在厕所、电线杆等“公器”上，而现在贴到了居民日日拂拭的家具上。
《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联播”、“真理联播”早已令人生厌。同样令人生厌的是各类信息无孔不入。根据报道，台湾一家公司准备生产一种如厕用的RSS阅读器，通过与电脑主机相连的无线网络，将你所订阅的RSS内容打印在厕纸上供你阅读。“恭喜你，你的最后一块私人领地也被垃圾信息占据了。”（《新周刊》）
现实是，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内心对信息的隐秘的渴望，以及信息垃圾的无孔不入，使人们在信息时代几乎无路可逃。对网络的沉迷无疑已经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每一位“信息成瘾者”更像是信息时代的逃犯，享受信息斋戒的日子只是逃亡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引渡回来。
其实，这不过是梭罗笔下的另一种“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正是为了逃离这种绝望，早在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开始搭盖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
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政治领袖的亲民秀、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术，很多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
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梭罗甚至说，世界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
为什么要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换房子？为什么不断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若干年前，当我初次走进一些法国朋友的家里时，曾经感慨他们的电视机为什么那么小。关于这一点，相信看过电影《天使爱美丽》的中国观众都有印象。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跟欧洲人比较珍视“第六种自由”有关。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仅抵制无用的信息与广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侵蚀，而且时刻想着关闭电视和电脑，将自己放到海滩和阳台上，过和大自然一样自然的生活。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表示单向度的工业社会具有“极权化”倾向。当人们使用着相同的网络，阅读着相同的头条，因为相同的信息垃圾而消化不良，信息社会同样造就了无数“单向度的思想”与“标准化的人”。确切地说，不是“标准化的人”，而是“标准化的阅读器”。
过多的信息摄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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