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进居民卧室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这“大海里的吸血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章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八条腕足，章鱼的身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的跑到了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破了脑袋。西兰德的死，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显而易见，她的真实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曾经悲叹：“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总是要向下流的。威斯勒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此时此刻，相信许多人都会像威斯勒一样，在弱者身上看到自己现在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每一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人作者：足球皮皮 提交日期：2010412 8：50：00 ｜ 访问量：74
3月25日晚，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志涛醉酒后调戏几位同桌吃饭的女子，遭拒后动手打人。此事曝光后，立即激起巨大民愤声浪。据悉，当地纪委已就此事进行调查，闵志涛已被撤职。
结局虽有不同，历史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此事难免让人想起邓玉娇案。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主动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邓贵大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样是“酒后乱性”，同样是权力之手伸向良家女子“乱摸一气”，同样是不能得逞就大打出手、霸王硬上弓，相较邓贵大的死，闵志涛算是幸运的。他只是丢了官，并没有丢命。
面对每起这样的公共事件，公众都可以问出“十万个为什么”。然而答案同样有着惊人的相似。即有权有势者忘乎所以，侵害人权若探囊取物。没有人相信问题的症结在于此行长“酒后乱性”与“顿生邪念”。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耻与暴虐的背后，乱性的不是酒，而是自以为是的权力。
对于这起事件，恐怕还要增加“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了。网民之所以愤怒，更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在场的副县长张某不但没有对闵志涛的胡作非为有任何劝阻，反而是助纣为虐。当陈某跪在地上恳请张副县长为其主持公道时，这位张副县长却不无冷漠地在她耳边说“姑娘，别闹了，闵行长是有背景的”，说完便扬长而去。直到后来在场围观的热心群众报警后，四名女子才被送往附近的医院。
只许闵行长胡作非为，却不许小女子“胡闹”，这位副县长的觉悟真是高得可以。抵抗歹徒的性侵犯如何变成了胡闹？莫非要将自己生命尊严拱手相送才是良民？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位闵行长有多深的背景，但我们决不相信他的背景可以深过人类的良知，决不相信他的背景可以大过十三亿国民。
有人说，张副县长的耳语表明了权利的困境。然而，社会仍在坚守。无论是几位女当事人，还是围观者，权利的旗帜仍在飘扬。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德行，没有一个伟大民族不尊重权利。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
为什么行长酒后猥亵暴打女子？为什么副县长袖手旁观当看客？此事发生于3月25日，直到两周后才借助一个网帖为大家所知，让我们感谢网络，感谢网络之公开让弄权者无处藏身。据说面对各路媒体的追问与采访，固始县的这位副县长已经玩起了“躲猫猫”。在此，我们也不妨学着他的口吻说一声：“副县长，别躲了，网络时代，姑娘们也都是有‘背景’的。”
一个伸手乱摸，一个袖手旁观；一个以拳头为暴力，一个以耳语为暴力，他们都在劝说公民，服从于他们的淫威。然而，闵志涛倒掉了，倒在这个时代里，让我们相信张副县长也会继续倒掉。因为他们所推崇的“背景”弱不禁风、微不足道。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人”，因为没有什么“背景”可以大过民意，因为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都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尊重。
今天是记者节，却没什么好庆祝的，我的一位在北京工作朋友因为编发一篇讨论岳飞的稿件，刚被停了职。
开场之前，我想先谈一段我在欧洲的采访经历。
去年春天，我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80岁。那天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整理出来近两万字的评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访谈开始时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别看你是记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听我说，我就很吃亏，没有收获。”
抱一先生是个智者。他的意思是，我 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这就是 抱一先生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相反，如果我们的交流只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开来做这个演讲，只把它当作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尽情地表达我的思想，同时多听到一些母校师长及同学们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感谢李院长和何主任的这个安排，让我来谈时事评论。上个月，我在北京大学讲如何办一份好的政经杂志时提到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 闻与思想”，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又补充了一点——“识时务”。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谈谈什么是“识时务”。我想，所谓时评就是“识时务”，“识时务”既是 过程，也是结果。我相信“参与一个时代的书写”，最关键处就是要“识时务”。
现在，国内的时评写作与平台建设的确有大进步。不久前，《东方早报》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全国媒体时评版的编辑名单。我很惊讶，出国几年间，国内几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报纸开辟了时评专版。当然，天津除外，天津这个地方的媒体比较特立独行，“不事声张，阔步前进”。
今天我讲“时评”，想分两部分来讲，一是“时”论，二是“评”论。讲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该以怎样一种态度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首先我讲“时”论。
回国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请我吃饭，谈到他做的一篇新闻。大意是有一个安装卫星天线的公司，给小区装卫星电视。他进行了暗访，发现能看成｜人台，于是带执法人员去把这个“黄窝”公司给端了。
听到他这样做新闻，我很生气。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时代感，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走，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要克服。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与世界接轨，媒体应该尽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而不能帮着做封闭社会的事，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大家想一下，看卫星电视与上互联网有什么区别？互联网上有黄片，为什么没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联网，那么我就可以在家看卫星电视，看法国电视五台。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是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坚定了一个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是伟大的，生 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是生活在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转型之中。在这个时 代，法国出现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光辉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国，已经略显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 聊天。他和我谈到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对他说，“我们气色不好，因为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们气色好，因为你们总觉得明天会更好”。换言之，欧洲人害怕明天会 失去现在的幸福，中国人希望明天得到他们今天的幸福。一个为明天忧虑，一个为明天奋斗，精神状态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论。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说，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于是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有点像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把它叫做转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 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上面讲的偷鸡贼。当然，上面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