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上将我归类为“自由主义者”。
我想说的是，在李敖跑到北京大学宣布放下自由主义之前，我早就放下了。这个道理我在一年多以前已经在网上和一些自由主义者讲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在关天茶舍认识了成都的王怡先生，王先生很有才情，做事也很坚决。有一天，他在茶舍发帖子表态要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就此回了篇帖子，指出要自由，不要主义。理由是，自由一旦变成主义，思想的鸟笼就编好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而是将不同的主义以知识的方式归类于人，在不断地证伪中解放自己。如果我们笃定信奉某种主义，难免会变成主义的律师，时时为它做无罪辩护。于是观念的主人变成观念的仆人，背离求知与改造社会的初衷。所以我说，人要为追求真理而献身，而不是为真理献身。 追求真理的主体仍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理想，事业、行为献身，而不是一个真理的教条。后来的讨论中王怡说“要争夺青年”，我的观点是这样夺来夺 去其实也是对青年不尊重，最好的办法是让青年自作主张，无人可以争夺。让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再谈其他的才有意义。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抢回我们自己。
如卡尔．波普尔所讲，我们是通过知识寻找解放，而不是通过某种主义寻求解放。在世界思想史上，有两个人影响了我，一个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另一个是中国的胡适，我认为他们是真正懂得自由与时势的人，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
今 天演讲的题目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些朋友可能不理解。这句话我们在电视或小说里经常能看到，被用得十分狼狈。在电视里，当我们听到这 句话时，所看到的画面通常都是一个叛徒在给刚被抓到的地下党做思想工作，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讲“识时务者为俊杰”，躲在门外偷听的人可能以为我在用钢丝床在 哄骗你们这些“地下党”投降。
然而，事实上呢，“识时务者为俊杰”这 个成语典故最早用在诸葛亮身上。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当年满世界找能人志士，和他一起去打天下，流落到荆州，后来被蔡氏兄弟追杀，飞跃 檀溪，逃到襄阳的水镜庄。水镜庄里有个著名隐士司马徽，人称“好好先生”，又叫“水镜先生”，意思“心如明镜”，很会鉴赏人才。当时的诸葛亮、庞统、徐庶 等人都曾经向他求学问道，研究东汉如何实现暴力转型。
刘备呢，求才心切，要求司马徽谈时务。司马徽很谦虚，就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意思是说，我不过是个社科院的，哪懂什么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的俊杰有卧龙、凤雏两人。这里的卧龙是指诸葛亮，而凤雏是庞统。后世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来指那些认清形势、了解时代潮流者，才是杰出人物。孙中山后来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讲的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讲现在的时务就是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有人讲，中国的传统很封闭，这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从骨子里讲，中国人是具有开放精神的。比如说中国的“天下主义”，事实上“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中国落地也只是近代的事。前几天我无意中翻开《诗经》，发现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很值得回味，在这里，自然与人，人与人，彼此都有开阔的心胸，都愿意互相接纳，所以我说这句诗是关于开放社会的壮丽的人文风景。
有人说老子是个自由派，但是他主张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自由自在。因为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这是典型的封闭社会。《道德经》第八十节这样写道：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但 是，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封闭社会吗？老子讲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为什么会鸡犬相闻呢？既然鸡犬相闻，传播不就已经完成了吗？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的开放都是通过传播来完成的，那 么，老子能封闭社会吗？所以我说，走向开放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现在搞封闭社会，搞“老死不相往来”，连古代的鸡狗都懒得听你的，要隔着历史向你抗议。
我相信中国的多元化与开放是大势所趋，所以当那些搞儒学的教授、研究员建议把儒教当作中国的国教时，我坚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统，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关于开放的写作，今年超级女声决赛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同发了由我执笔的社论——《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 网上反响十分热烈。有人说重新找到了九十年代《南方周末》“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时的激动、热忱与希望。香港与美国的媒体都立即谈到了这篇社论。 然而，有意思的是，同一天，一篇很像是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式的文章悄悄在网上流传，说超级女生是中国“颜色革命”的前奏，有些网民猜测这是有人授意 探风的，但是，没有人响应它写第二篇文章。这说明中国人都很明白，都想清楚了，不想再为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背黑锅了。要生活，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我在上面分析中国当下的时势，改革开放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跨国传播的发展，及中国社会内部的产权革命，中国正在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这种前进虽然有时显得冗长缓慢，却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不可能逆转的。现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网络化、国际法、全球治理、人权高于主权等观念等关涉到开放社会的重要元素也正在被中国人接受。因此，我希望大家对中国的改造要有信心，即使将来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也将是前进中的挫折。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脉络。
现在我讲第二部分——“评”论。
首先做一个区分。我在前面“时”论一节里讲的要“识时务”，这是个眼力问题，现在在“评”论一节中要讲的是立场，是个脚力问题。
我从1995年开始写作时事评论，曾经在报纸上开过几个专栏，但是整体上做得不好，不是我脚力不好，而是报纸脚力不好，不但不能引领中国进步，反而拖中国进步的后腿。当时报社领导讲了句流芳千古的话——“评论可以写，但不能有观点”。
当然，这样的评论比较难做。因为有没有观点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还得取决于听众。蚊子在嗡嗡叫，谈不上要表达什么观点，鲁迅先生却说人家是在杀人之前搞演讲；一阵风吹过去，大概也没有表达什么观点，但是神经质的林黛玉却听到了风在哭诉。
我 说中国媒体现在有进步，除 了人心开放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尽管现在还不充分，但是成果是显著的。比如说现在邀请我开专栏的几家报纸，不但有专栏评论，还有社论，彼此都在竞 争。当然，这是朱学勤先生讲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脚并用的时代，大胆一点的编辑记者往往会因此失去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都市类报纸有自己的社论是一个大进步，达个进步尤其体现在社论作者队伍的多元化。至今仍有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一些报纸的社论怎么会找到远在巴黎的你来写呢？当然，这首先要感谢的是互联网，感谢MSN，传播改变生活。
相较而言，此前党报的社论，可谓千篇一律，大部分是转发《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社论，偶尔也有本报所谓“政治高人”写的。这些社论的传播，就是一句唐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梨花，不是救济社会为特征，而是要统一思想。显然，这种上传下达，过手不过脑的传播方式不利于国家思想库的形成，不利于国家理性与人民理性的建设。
只有当我们站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下，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中国媒体今日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立竿见影响。举例说《南方都市报》。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先生年轻有为，很有号召力。我在巴黎，文凯邀我写专栏时还附了一句话：“南方都市报颇有些雄心大志，要刷新中国时评界的面貌，希望可以跟诸位共此征程。”
南都的确是份让人眼热心动的报纸。孙志刚案见报当天，南都配发的社论是孟波先生、现在《新京报》评论版主编执笔的《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我 在上面提到网络之于中国是 “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在孙志刚案有所体现。事实上，2003年4月25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据说广州媒体也被立即 告知“不得继续报道”。但是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在当天中午立刻以《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为题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没多久，我们 在Google简体中文网站上可以检索到四、五万条与“孙志刚”相关的信息，一夜之间，眼泪洒遍互联网。
如果说评论是报纸的灵魂，那么社论就是要让这颗灵魂担起责任。我相信，真正有自我意识的媒体都应该有自己的社论，有纯洁的、仅属于这一叠新闻纸，代表这张新闻纸的真实立场的社论，真正做到以时评干预社会，改良社会。
写时评或社论，是书斋里的孤独演讲，演说者与听众都看不见。有人会问，这个书斋演说者究竟应该保有怎样的态度，应该坚持怎样的立场参与社会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一文中提到过，这也是我逢人便讲的三个独立。
它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点，要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不能受权柄或钱财的指使作违心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