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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这里所谓的“贞洁城堡”，不过是一幅基于自闭的幻象，而且这座城堡是建立在剥夺他者权利的污泥浊水之上的。
之所以在文章开篇介绍这部影片，是因为几十年后的今天，就在我们身边，仍有不少大学试图为学生建造这样一座“贞洁城堡”。
比如，武汉理工大学某学院曾经出台一则新规定：如果发现有胡乱践踏学校草坪，或是在学校公共场所与恋人搂抱等有损于学生干部形象的不良行为，将被撤职。
对于“禁止践踏草坪”这个规定，我是一直不太能理解的。这不是因为我有破坏草坪的欲望，而是因为走遍世界许多地方，发现草坪通常都是给行人歇息、野餐或晒太阳的地方——否则，我真想不出这草坪还有什么更重大的意义。若为绿化，为何不直接种树？遗憾的是，这草坪在中国更多只能是个形象工程，而非生活工程。
本文我更想谈的是“禁止恋人搂抱”，这种规定着实毫无新意。为此，你甚至不用追溯到奥威尔笔下“性欲是思想罪”的极端年代。另一条新闻是南京林业大学勤工助学的学生，戴上红袖章巡视校园，一旦发现校园情侣有过分亲昵的行为就要及时上前提醒、制止。南京林业大学负责人对此表示，校园巡视岗解决了近百人的助学岗位，又承担着维护校园文明环境的职责，是团委工作的一大创新。
有学生在网上诉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戴红袖章的越来越多了。以前还只是周一到周五的白天有人巡逻，现在居然一周七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人巡逻！我和男朋友只不过坐得靠近了点，就被他们说：“同学，请好好坐！”据说，有男生只是给女生擦个眼泪，也要被端正姿势。
端正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就试着端正这个人的姿势，这同样是一种暴力。大学如何成了培养“小脚侦察队”、“老太婆在看着你”的地方？实话实说，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首先同情的不是那些被惊扰的学生情侣，而是参与了这种勤工助学的学生。若非为贫困所迫，相信他（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这种并不体面的工作。如果有机会端正自行车的姿势来贴补学业，他（她）也绝不会去端正其他情侣的姿势。因为情侣们用的这些姿势，年轻的“红袖章”们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用得着。将心比心，将姿势比姿势，恐怕届时也并不觉得有何猥琐可言。
想必世间一定有一种人，喜欢以偷窥者的角色进入广场，看到别人快乐，自己就会心痛。否则，你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校园里有情侣在亲昵，而校方却要派人去端正姿势了。奇怪的是这些管理者，他们在电影里看到才子佳人们在大街上亲昵不觉得猥亵，甚至会在心底里高呼爱情的美好，人性的欢娱，而到了校园里看得满眼的却是“不洁”。试想，一双男女，在阳光下拥抱、浅吻，这世间还有比这更温暖的风景么？遥想巴黎，最常见的动人景象不也是男男女女之香颐软吻，有时候你甚至会在地铁里看到上了岁数的人在那里亲热。为什么不试着理解这些沉浸在幸福中的人？至于姿势问题，我倾向认为，两个拥抱的人，更像是互相绑住了双手，他（她）们对社会没有进攻性呢！
有网友留言，这个规定让大学里的“日租房”变得火爆了。如此情景，让你不得不怀疑出台这些规定的人，或许是“日租房”公司的托了。
不要以为我在妄言。如果你到校园里走一走，就会发现，如今大学里的“日租房”广告在数量上早已超过了纵横四海的“办证”广告。明眼人都知道这些广告是为谁服务的。而之所以有此繁荣，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人性要舒展；二是学校无条件。
前者，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有着正常的性心理与爱的需求。虽然社会并不鼓励他们过早涉足男女之事，但毕竟现在社会开放，大学生不是都已经允许结婚了么？和过去不同的是，今日大学早已不是革命时期的军营。大家来到学校只是为了完成学业，而非做圣徒。只要不触及法律，他们有权享有对自己身体的自治。
后者，现在的大学宿舍还没有达到人性化居住的程度。记得我在法国上学时，即使是本科生，学生公寓也都是一人一间；而在中国，大学通常都是六到八人一间，即使是博士生，也是两人一间，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一年前，北京理工大学一位叫修良章的博士生发公开信退学，导火索即是因为他与同住的另一位博士生无法相处，而又无法调换宿舍。如其所述，好在他只是“绝食抗争”，没有学习当年叱咤校园的马家爵。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抗战时期曾经写过一篇奇文——《为国家求饶》。在文中，王芸生一求“只要有钱捞，什么坏事都敢做的官僚”；二求“这几年财也发够了的国难商人”；三求“那些非官非商亦官亦商以及潜伏在大团体里的混食虫们”，在全民抗战的国难关头，“请你们饶了国家吧！”王芸生在写这篇文章后仅四、五年的光景，国民党就失去了江山。
这个冬天的早晨，我无法像王芸生那样充满激｜情地关注国家大事。只想小处着手，谈一点自己的小小愿望，愿有情人在终成眷属之前，可以在校园里、在大街上正大光明的拥抱；也希望那些以教育为业的大人，不要将大学修炼成一座“贞洁城堡”，而是要多看看人性温情的一面——也请你们饶了那些情侣吧！
【第17节：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1）】
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
大概十年前，当我在法国大学课堂里第一次听到Mon beau sapin（《我的美丽杉树》）法语圣诞歌时如坐针毡——其曲调竟然和我母校南开大学的校歌一模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羞愧。然而，在我对欧洲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之后，我认为这是件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它是东西文化合璧的一种象征。举例说李叔同的《送别》，该曲原出自于美国曲作者John Pond Ordway（1824—1880）的《梦见家和母亲》。后来，日本词作者犬童球溪为此填写《旅愁》发表，此时李叔同正东渡留学。有心者对读《旅愁》中“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等句，不难发现，李叔同几年后所填《送别》深受《旅愁》的影响。据传此曲在日本填词已经超过百余种，然而弘一大师一词既出，以一当百。有井水处，皆有“长亭外、古道边”。《送别》没有因为西洋音乐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让后来者感恩。
再后来，每逢过圣诞节前后，我总会找几首歌曲来听。听得最多的两首，一是《没有你的圣诞节》（No？l sans toi），二是《圣诞老公公》（Petit papa No？l）。前一首歌是圣诞情歌，唱的是心爱之人不在身边的寂寥心情；后一首歌写的则是一个小孩，在平安夜来临的时候，跪在地上做临睡前的祈祷，希望圣诞老公公能够原谅他平时不够乖，一定要给他带礼物，天气寒凉，雪花飞舞，出门别忘穿厚衣裳。尤其是《圣诞老公公》，每当我听它的时候，内心总是无比安宁纯净，感恩到泪如泉涌。而这就是圣诞节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我时常在想，如果在我的幼年，能听到这样的歌曲，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今天，我能听着这些歌曲，全拜生活之所赐，我很珍惜能够自由、自主地选择我所需要的精神产品。
【第18节：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2）】
然而，有些人对日渐流行的圣诞节文化却保持着一种剑拔弩张的姿态。比如在2006年12月，来自北大、清华等几所著名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博士”发出联署倡议抵制圣诞节，以此“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看到这则新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又有人拿国家和传统绑架国民了。
“十位博士联署”炒得火热，仔细一看，“十位博士”当中也有“半成品”。想必其中几位尚未熟透的“博士生”是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这并非关键所在。就算你是“博士熟”，糖葫芦般串成十个，讲究阵容与排场，再挂上名牌来告诉我或者我们现在身处怎样一种险境，也未必尽能说服我。毕竟，名牌与排场都不是证据。
可怜这些“博士”，拿了“西洋文明”的种种好处，却又以保家卫国的姿态来换取掌声。这大概是“大义灭亲”的最高境界了。倡议书说，“人们相逢互祝以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然而，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节日，让大家彼此祝愿，究竟何罪之有？
“博士生”和“博士熟”们大谈“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要驱逐西洋文明的“异端”。不知十位“同端博士”眼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本无所谓“主体性”，即便有那也得首先满足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更决定于人的自我选择的权利。工具的主体性不能超越于人类的选择之上。所以，在博士们大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首先要明白的是，无论是过什么节，在哪天过节，那都是公民自己的私事。
从政治伦理上讲，国家因契约而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制造的一种工具，同样难免有“虚拟社区”的意味。所谓本土情感或爱国主义，既取决于本土文化与国家有着怎样的价值与美德，同样取决民众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本土情感不应是一种“逆来顺受”、“嫁鸡随鸡”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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