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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英国能在西欧领先的原因，现在来看为何美国很快就能超越。把时间点拉到20世纪初期，对比的效果较明显。
（1） 1920年时，美国的GDP约594。4（单位是1990年的10亿美元），英国在1913年时只有214。5。这是「岛国」和「大陆」型经济，在规模上的差异。
（2）同一时点，美国的人口有106。9（百万），英国才42。6（百万），差2。5倍。
（3）以投资额占GDP的比例来说，美国约12。5％，英国才7。4％，表示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正在积极拼经济。
（4）以R&D经费占GDP的比例来看，美国约0。25，英国才0。02，差10倍。
（5）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美国是0。56，英国0。07，相差更远。
（6）土木工程师占就业人口的比例：美国0。13，英国0。05。
（7）总合要素生产力的成长率：美国1。7％，英国0。45％。
这7项数字宣告英国的必然落后。
英国衰退的劣势，到1929年就明显到无可争辩。美国平均每人的GDP，是英国的131。4％，而在60年前（1870），美国是英国的75。3％。1929年时，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生产力，是英国的250％。
再换一种指标。英国在1913年时，前三名的产业是：铁路与船运、纺织业、钢铁业。1929年时的前三名是：铁路与船运、烟酒业、纺织业。而美国在1913年的前三名是：非铁金属业、农业设备、产业设备。1929年时是：农业设备业、车辆与航空器、非铁金属业。其实只要看1929年英国的第二大产业，竟然是「烟酒业」，就知道有多沈沦了。
美国的制造业能在短期内成为龙头，有一项关键就是地大物博（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在1940年之前，美国的优势几乎都是「能源密集型」的制造业（耗铝、耗铁、耗油）。这表示美国的能源价格偏低、天然物资充沛，自然就走向以资本密集、原料密集、节省劳力型的工业。
一方面这是得天独厚，但也造成在短期内，快速耗竭无再生性的资源。另一方面，就朝向开发人力节省型的技术（耕耘机、收割机、洗衣机、生产线）。有了这两项优势，就更吸引外国的人力、资本涌入，形成雪球效果：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技术进步率、投资报酬率，都遥遥领先。
相对地，英国早期的优势（例如蒸汽机、煤矿能源），很快就失去光彩。英国的社会阶级、菁英统治、贵族气息、历史包袱、制度僵硬。这些英国特色进入20世纪后，成为再度翻起的障碍。更糟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付出惨痛的代价，本土遭到严重打击，二次大战后，殖民地又逐渐独立。而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不但本土没受影响，反而因为军需与武器的供应，让经济兴盛起来。
若以20世纪末的眼光来看，英国产业的竞争力有几项严重缺点：缺乏生产线、经济规模不够大、经营不够多角化、水平与垂直的整合度不足、企业管理能力较弱、新科技的发明能力（如计算机软件）不足、科技人才外流。而这些缺点，正好是美国产业的优势。我们还无法预测，美国这些优势还能维持多久，才会被日本超越，就像20世纪初期，美国迅速超越英国一样。
参考书目
Crafts； Nicholas （1998）：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the rise and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2）：193210。
38为什么普鲁士会兴起？
以税收制度的效率化为例
普鲁士原本是个贫穷小国，缺乏天然资源，却能在短期内成为近代史上的强国。以军队规模来说，1650年时只有2千人，1713年增至3万人，1755年13。6万人，1786年19。4万人。1740年时，普鲁士已成为欧洲第一军事强权。为什么能迅速兴起？关键因素是税收制度：16401806之间，是全欧洲最有效率的。腓特列二世（174086在位）一方面把普鲁士变成军事强国，二方面也明白军事的强大，必须建立在税制的效率上。
普鲁士，1866
1640年之前，普鲁士的税制是由各地区领主征收，这有三项缺点：没效率、不公平、做不好。为什么在16401806年间，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见解，其中最为人知的论点，是以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为代表的诠释：普鲁士的税制组织已经官僚化，因而比领主的无制度性税收有效率。
他们认为普鲁士的税制有5项特点。（1）官员有明确的阶层，由高一职级的，监管下一职级。（2）明订官员的责任与权利义务，在这之上有国家级的行政法律来规范。（3）官员的等级依才干与考试分派，而非行政性的指派。（4）官员有终身职的保障，不可任意解职。（5）官员有固定的货币薪资（而非实物），退休后有养老金。
腓特列二世（174086在位）
韦伯认为欧洲各国的政府结构，在17世纪初期，虽然已有世袭制和官僚制的混合体，但普鲁士的优势，在于官僚制特别突出，已有现代国家的官僚体制。有些学者反对这种说法，认为1718世纪的普鲁士还相当中央集权，但同时也开始发展官僚体制。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共同的问题是：官僚化就会让税制效率化吗？
韦伯认为官僚化之后，会比君王领主制「有更优异的效率」，但也有人批评，他把官僚行政过度理想化。要反驳韦伯论点，最有力的证据是：普鲁士的官僚化，是在17941810年间完成的，而在此之前，税制己经改革得相当有效率，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税制的效率化，是在16401786年间，以缓慢线性的方式进行：在164088年间有初步改革，16881713年间受到挫折，171340年间重回改革轨道。这些都在行政体系官僚化之前就已完成。
更明显的证据，是腓特列二世1786年逝世后，税制效率有过激烈的衰退，而此时的官僚体系早已完成。简言之，官僚化与税制效率并无因果关系。腓特烈二世时期，打过几次耗费高昂的战争，去世时国库还有5。1千万Thaler（塔勒，旧德币，1塔勒=3马克），这是前任国王Frederick William一世（171340在位）遗款的6倍。
韦伯的「官僚说」与史实不符，但因影响广泛，反而成为主流见解。现在大家已理解到，官僚体系有许多不效率的地方，所以要解释普鲁士的税制效率，必须回到历史实境找寻原因。其中最简捷有力的论点，是腓特烈二世时期，发展出一套既不受官僚体系约束，又更能有效控制税务官员的手法。为什么普鲁士能建立出独特的效率税制？
以经济的结构来说，普鲁士并不适合发展出有效率的税制。主因是原有的封建制度根深柢固，其次是经济比其它国家落后，第三个原因是交通与运输条件不佳。普鲁士在17世纪时，从领土和人口上来说还是个小国家，中央税务署和各地税务局的连络，至少要好几天，甚至要好几个星期。18世纪时，普鲁士的国土大幅扩张，但交通与运输的进步跟不上，因而在税收上造成许多麻烦，加上各地封建势力的抵抗，税收成本明显增高。
过去的税收基本上是包税制：中央要求各省每年上缴多少金额，各省收到命令后，要求各县每年上缴多少。各县再向各乡镇要求上缴额。各地的实际税收额，与实际上缴额之间的差额，就是各层级的盈余。普鲁士税制的一项特点，是只对城镇课税。为何不对农村乡间课税？因为地主大都是有权有势的贵族，必然会团结抗税，所以把税源集中在抵抗力较弱的城镇工商业与居民。这样的简化有好处：可以大幅精简税务机构的组织与人员规模：18世纪时有3千位税务人员就够了，和同时期的欧洲各国相较，实在是「少得惊人」。
普鲁士有何秘方？这些论点较难用数字左证，分述如下。
（1）普鲁士国王对各阶层的官员有直接控制权，有人称之为王权制，也有人说这是「朝廷的绝对主义」。这种王权制大约始于1640年，终于17941806年间。1806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由法律条文规定的现代文官制，也限制了君王对官员的指挥权。在财政效率最佳的16401806年间，两位国王直接控管各级官员，腓特烈二世甚至还亲自处理税务。要发挥「朝廷的绝对主义」，必须有两项前提：（1）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太多（小国寡民）；（2）国王的雄才大略。为何1806年之后就无法发挥「绝对主义」？因为普鲁士的领土，在强大的军国主义下扩张3倍，人口增加10倍，税收的效率跟着下跌。
（2）税务官员的薪资，以专业考试和业绩考核为基础，目的是避免无能的冗员（降低成本），增进税收效率。税官的主要招募来源是退役荣民，雇用这些受过军事训练，尤其在战场受过伤的退役者，有几项好处：（a）忠心耿耿，愿意接受国王指派。（b）以雇用替代免费的荣民福利，公私互利。（c）荣民人数众多，容易挑选有才干者。（d）荣誉感较强，不易被贿赂腐化。（e）荣民之间有军队的关系基础，可相互牵制掌控。这些优点让普鲁士的税收成本大幅下降：每收到100元，只需付出13元，在1764年时全欧洲最低。
（3）组织上采取阶层制，各层级的官员有明确工作业务，同职等的官员，可在各地轮调。绩优者往上调升，绩劣者向下调配，制度灵活不僵化。
（4）监控系统明确，国王与中央级官员，可直接监管税务组织，另派督察人员暗中访察。各阶层之间相互监督，目的在打破派系，减少集团贪污，以及因单一主管所造成的监控缺失。
（5）在官僚体制内服务的优点，是有稳定的薪资与工作保障，但主要的威胁是被撤职查办。前面提过「朝廷的绝对主义」，这是惩罚税务官员的主要手段：相当任意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