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却可常见。例如〈大盂鼎铭文〉：「命女盂井乃嗣且（祖）南公。」这里的井字有「效法」之意。井字也可作为名词，当「法则」解，如〈毛公鼎铭文〉：「女毋弗帅用先王作明井。」这个用法很快就被引申作为「刑法」，而且在汉初隶定的古书中，都被改写为「刑」字。如《诗？大雅？文王》有「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大雅？思齐》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都显示这个作为「效法」的原义，在春秋以前还很时兴。
据全广镇（1989）《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页2038）：「井」字与「刑」、「邢」等字，其古音声母虽远（「刑」、「邢」为匣母，「井」为精母），而韵同在耕部，故可通假。在《说文》中，「刑」字下有：「刑，罚罪也。从刀丼。《易》曰：“丼者，法也。”」《段注》：「此引易说从井之意。」其所谓《易》，不见今日《周易》之经传，疑为汉代所通行之《易纬》之一。此引文亦见晋司马彪之《续汉书？五行志》（现已成为《后汉书》之部份），与唐沙门玄应之《一切经音义》卷20，可能即录自《说文》。汉应劭之《风俗通义》则作「井，法也，节也。」（不见于今本，似逸，此为由《太平御览》辑佚之文）可见此义亦流传得相当广。
事实上，这还可以溯源到殷商甲骨文中的「井方」。考证的结果指出，这就是「邢国」（朱芳圃1972《甲骨文商史编》页 126考证，此「井方」乃殷之诸侯，殷亡为周所吞）。此外，还有些从井字衍生出来的意义，在隶定之后没有被改写为「刑」字，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周易？井卦卦辞》的「往来井井」。王弼的《注》释为「不渝变也」，这讲得有些含糊，但也可见井字可以有多种引申的意义。《荀子？儒效》也有「井井兮，其有理也」，杨倞的《注》则解释为「良易之貌」。这和下文的「严严兮，其能敬已也」相比，「严严」形容「其能敬已」的形貌，则「井井」应含「有规则」的意义。《周易》中的「井井」释作「不渝变」，与此意义也不违背，都是把井字当作动词用，作为「效法」原义的引申。
在西周初期武装殖民时代，统治者的主要作为是建造城郭封洫，封疆之内的田地经界还不是大问题。那是因为地广人稀，农业技术尚未发达，每家的耕作范围有限，暂时不发生耕地分配公平的问题。后来人口渐密，耕种技术渐渐进步，各家的田地彼此接壤，所以经界的画分就逐渐重要了。然而中国古代的数学，对几何图形的研究不够发达，形状不够规则的田地面积，不易准确估计。15到了春秋后期，在人口较密的地区，就有了田地经界规画的压力。
《左传？襄公25年》载：「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井衍沃，量入收赋。」显示已经开始对各类型的土地做整体规画。其中的「井衍沃」，大概就是把田地的经界，规范成较整齐的格式，方便估算面积。这里的井字，是「规则化」的意义。也因为这条「井衍沃」的记载，使我们明了当时「土地规画」，已成了一种施政方针。
到了滕文公时代，田地规则化的需求更加迫切，所以孟子才对「井地」的问题，发挥了一大篇「正经界」的议论，也因而使得「井地」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汉初隶定时，未把这个井字改写为「刑」字，反使它的本义隐晦了。
2丼与井
《说文解字注》第五篇下的「丼」字小篆，中间有一点，显示《说文》认为「丼」为井字的初形。《说文》对丼的解释为：「八家为一丼，象构韩形。…古者伯益初作井。」并认为中间那一点「象瓮」。然而，在李孝定（1965）编纂的《甲骨文字集释》内，甲骨文皆作「井」，中间没有一点。在已知的卜辞中，此字皆用于「井方」、「帚井」等处，都没有用来指涉水井。至于周代的金文，根据周法高（1982）编纂的《金文诂林》与《金文诂林补》，就区分为「井」与「丼」两形。井字在很多地方，可以通假作「刑」或「型」，也用来作为地名或人名。「井」和「丼」两字截然有别，但都找不到一种用法是指涉「水井」的。
根据全广镇（1989）《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页205）与吴其昌（1991）《金文世族谱》（卷2页56、卷1页189），中间有一点的「丼」，皆与姜姓之奠（郑）丼氏有关，例如曶壶之「丼公」、曶鼎之「丼叔」。中间无一点的井字，与「邢」字相通，受封者是周公之后，为姬姓，例如麦鼎之「井侯」。虽然在甲骨文卜辞与钟鼎铭文中，都找不到作为水井之用的井字，但是《说文》也确指，「丼」字是「井」字的初形。因此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在周代分化为2字，或是水井的「丼」在甲骨文里，本来中间就有一点，祇是因没有用在地名或人名上，所以才未在卜辞中留下记录。如果是后者，那有可能「井」字的原义就是「效法」或「规范」，并由此引申出「阱」、「刑」、「型」等字。
丼字如果是从井字衍申而来，本来或许是写作「汫」，从水从井。此字见于甲骨文，但不见于《说文》，在后来的《集韵》与《玉篇》中，此字解作「小水」，或假借作「阱」。可能是再由「汫」简化作「丼」，中间那一点并非如《说文》所说的是「象瓮」。这祇是个猜想，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实或否证。（另参阅王书辉（2006）〈谈「丼」〉）
钟鼎铭文中有记载田产纠葛细节的文字，居然没有涉及水井，这有点奇怪。从甲骨卜辞可以看到，王室生活中的困惑都要卜问；凿井是否能成功，照理也应该卜问，可是并没有看到这类的记载。更奇怪的是，整部《诗经》一个「井」字也没出现过。《诗经？小雅？白华》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类谈到雨水与旱灾的文句很多。甲骨文也有大量求雨的卜辞，但都没谈到水井。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确定：在西周之前，没有用过井水灌溉。我们也可以猜测，那时大概不会在田中凿井。百姓住宅之井，照理应该在房屋附近，取用水才方便，不必远行到田里挑。因此大约是要到战国时，凿深井的技术较成熟后，井水在灌溉上才逐渐有辅助性的地位，而且是以灌园为主。后儒谈论井田时，常设想八家共一水井灌溉，恐怕是从后世的生活习惯，往前作了错误的推论。
其实水井很早就存在了。根据宋镇豪（1994）《夏商社会生活史》记载，在河北蒿城发掘的商代遗址内，就有水井6口（页64）。但何以在《诗经》内没有水井的地位呢？《诗经》中有许多地方写到泉水，如《曹风？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邶风？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公刘在迁移时：「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大雅？公刘》）文王对密人的警告：「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大雅？皇矣》）诗人讥刺周幽王的秕政：「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大雅？召旻》）
由此推论，当时贵族的饮用水多是泉水，百姓在有天然流泉可饮时，也不太愿意凿井。据许进雄（1995）《中国古代社会》，考古学者在西安的半坡挖掘到一个有40、50座房基的遗址，因处于泉源区，取水尚称方便，但并未发现有井（页312）。水井的初始功能，大概是用来当作通地下泉源的工具。然而浅井较不易维持水质洁净，《周易？井卦》初六爻辞「井泥不食」，就显示经常需要渫井；九五爻辞「井冽寒泉食」，表示寒泉誉上品之井水，是最吉的爻象。
3井字的历史意义
春秋中期以后人口密度增加，井水的饮用才逐渐普遍。郑国子产的新政「庐井有伍」，显然就是在因应这种新的需求。汉末刘熙《释名？释宫》第17说：「井，清也，泉之清洁者也。」那是在掌握深井技术之后才会有的看法。春秋时期的贵族大概都是饮用泉水，用民力开隧道取地下泉水，这种活水比静态的井水容易控制水质。《左传？隐公元年》载颖考叔劝郑庄公：「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可见隧而及泉并不是很难的事。到了孟子的时代水井已经普遍，因此就有许多与井相关的故事，例如瞽瞍使舜浚井，企图将他活埋等等。
现在我们了解，在西周以前水井并不普及。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释，何以井田这个名词，要到孟子的时代才被普遍接受。因为即使在过去有类似井田的做法，也不会用「井」这个字来形容，因为井的观念是战国时期才普及的。春秋之前，井这个字完全没有「经界」，也没有「井田」的意义。我们要极力澄清的是：「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任何时代为了充分利用耕地，都可以把土地划成「田」字型或「井」字型，这由甲骨文中各种「田」字的象形写法，就以可明白（古时划分线的实体是封洫）。但井字型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不相干的。
4《左传》中的井与泉
要看春秋时期，人民对井水依赖的程度，有加强的趋势，最好由《左传》着手。
（a）井
《左传》里颇有对水井的描述，显示当时的水井已逐渐普遍。然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水井还相当原始、相当浅。《左传》提到水井的部份，按时序可归纳出6项：
（1）〈宣公二年传〉：「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那个郑人大概是车右，他在应战时跌下车，又踩到井口而落井。显然那个井并不深，而他也有盔甲保护，所以掉落后还有作战能力。而宋国的狂狡却太轻敌（或太仁慈），居然倒握戟柄，伸入井内想拉他出来。戟柄的长度不到一丈，可见井的深度大概也差不多。郑人抓住戟柄出来后，可能趁机夺了戟，反而虏获了狂狡。这次的战地在宋，井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