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它很好，其实我们都只是被媒体误导了
阅读杨照评论多年，我发现他的目的不是怀疑，更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台湾政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进而赞赏甚至肯定其它的代替方案，比方说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更不是为台湾辩护，以动人的言词述说“台湾真好
梁文道：杨照的伦理寓言（3）
”的小故事，这不是一个台湾评论者该做的事。
五
杨照不是一个“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者，潜心探究自由的价值与证成民主之必要；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需要，这早已经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共识了。在肯定这些共识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们了解的是光有这些共识还不够，光有这些大方向还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使得这些共识得以落实，使得一艘轮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标顺利航行的实际条件。
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些高远理想和名嘴肆虐的恶心现实之间划上单纯的因果联系，好像基于前者就一定要接受后者；这中间还要补上其它必备环节。尊重法律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法条可以毫无中介不经诠释地扩大到这个社会上去，以致于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讲，杨照是希望在台湾社会转型的理想与实况之间寻回那失落的链条，在政治游戏和种种社会机制里头添补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链条与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伦理学”了。相比起宏大，高远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实现理念与原理的方式。它是一连串具体的操作规范，就和鲍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问题一样具体；比方说“结社如何孕育创意”、“议题为什么是选举的核心”、“政治人物应该怎么迎接下台”
杨照之所以持续不懈地执著于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来今日台湾以至于其它华人社会最最要紧的关键：不是没有正确的理念，而是没有使之具体成形的方法与策略。这里所讲的方法与策略，绝非冰冷功利残酷的权谋计算，而是蕴含价值的践行性规范，所以大陆读者一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听一听杨照这批原来说给台湾人听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可能不太知道怎样才能使它落实成真；我们也都晓得微博言路的开放总是一件好事，却不晓得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发声年代的造谣和伤害。于是我们总是在“为人民服务”究竟是说真的还是骗人之间对骂，把微博的问题变成是好还是不好或者管还是不管的二元选择。理想我们说了太多，理念我们不缺，只不过我们欠缺具体实践和衡度它们的微小工具与对策。这正是杨照的用心所在。
杨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话不是说给当权者听的。他就像一个在民间晃荡的吟游诗人，又像一个上古时代荒原部落的预言者，他用接连不断的故事掩护精密的论述，对着他的读者，说明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尽管他总会像一个尽责的老师，在这些故事之后明确给出联系到当下处境的“故事教训”。然而，他说故事的技巧及语调却足以使听众明了那句古训：“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张铁志：文化评论与公共领域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仍处于巨大转型的阶段。岛屿已经朝向民主化与本土化启航，但路程仍然颠簸，方向尚未确定。毕竟，在1991年时，还有校园白色恐怖事件的独台会案，“国会”还没全面改选，“总统”还没确定直选。而关于社会经济的改革之路，更是一片混沌。
那也正是我的大学时期。过去“党国体系”灌输的旧价值观与世界观正逐渐崩塌，我焦急且焦虑地大量追求知识，面对各种新价值观的冲击，并寻找理解台湾和世界的新姿势。从研读老马新马到台湾史，从阅读进行式的《岛屿边缘》、《当代》杂志，到在唐山书店搜罗我错过的《南方》、《人间》等杂志。
此外，各种政治文化评论不断涌现，以试图探照这个黑暗与光明交错的时代。这些评论者中，对我影响最深就是杨照。
彼时杨照刚开始逐渐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1991年出版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然后在一两年内接连出版《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索》等评论文集，明确高举“本土左派世界观”的旗帜 而这正是当时我们这些反叛青年试图思索建立的价值方向。而他的小说《大爱》和刘大任的《浮游群落》、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所描绘的理想主义青年形象深深震动了我。刚在《人间》副刊开始连载的散文《迷路的诗》，则被我一篇篇小心翼翼地剪下来（我那时是剪报收集狂）。
那是台湾文化评论的美好时光。报纸提供了重要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秀贤、刘克襄主编的《自立早报》副刊），且有许多思想评论性杂志，为台湾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杨照一步步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文化评论写作者，而我毕业、出国念博士、开始写作，不自觉地仿佛跟着杨照的脚步（中间一度与他在《新新闻》共事，他是总编辑）。然而，当我们两个以不同的步伐往前走，这个时代所有坚固的东西似乎逐渐烟消云散。
随着形式民主取代威权压迫，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成为政治压抑之后的王道，台湾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丰盛的公共论述领域逐渐萎缩，许多新价值尚未广为传递就被扭曲，尚未深化就被遗忘。例如本土这个价值观，一派将其无限神圣化，另一派将其彻底妖魔化。又例如前几年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严重误用与误解。当然，还有更多公共价值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在现实的实践意义，一如杨照这本书提到理解开放社会的一百个关键词。
事实上，台湾公民社会早已日益成熟，只是常被囚禁在媒体与政治的荒谬困局中。一方面政治人物对口号与选举比论述和政策更有兴趣，且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野合不论两党都一样紧密。另一方面媒体的新闻报道党派化、琐碎化与八卦化，电视上高谈阔论的谈话头（talking heads）以为仿佛他们真的代表民意。尤其，在这个追求轻薄短小的时代，深度评论与报道仿佛成为毒药，只有新兴的个人博客和另类网络媒体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民主化走了二十年，我们的公共论述领域在成熟之前就已经面临瓦解危机，且我们依旧在价值观的崩塌与重建中徘徊。
而这二十年来，杨照始终是一个勤劳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二十年来，我也从一个他的读者走上与他近似的评论写作者之路，虽然我们的取径有所不同，虽然他始终走得太前面。但无论如何，从《流离观点》到这本《故事照亮未来》，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到如何透过书写去试图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让我们的书写作为武器去对抗时代的衰微，并希望为台湾公共领域的重建扮演一点小小的力量。
自 序
在台湾念大学，后来到美国念研究院，我所受的专科训练是思想史。选择思想史，当然是因为对人在想什么，也对人如何表达自己所想的，有高度兴趣。多年研读思想史，看过那么多古往今来的思想内容，进而获得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看重观念，相信观念的力量。
具备什么样的观念，我们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观念不必然都能化为行动，然而没有任何行动背后是没有观念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都是观念。
连带地也就相信，要了解一个社会，必须了解这个社会抱持什么样的观念，相信什么。还有，要改变一个社会，也就得要先改变社会上人们的观念。
这本书中的篇章，最早是台湾《新新闻周刊》的专栏，专栏的名称再简单不过，就是“观念”。会想写这样一个专栏，因为感受到社会变动得很快，快到让人家觉得来不及应付，好像总是必须仓促地做出许多决定来。很多人忙到没有时间去想想自己相信什么，基于什么理由做了自己生活上的决定。换句话说，谁有闲工夫去管什么观念不观念的呢？
正因为急，所以更需要回头把观念弄清楚。这是我不合时宜却坚持的选择。社会，尤其是复杂的社会，各种力量盘根错节、环环相扣，匆忙的决定往往只能看单一面向，无法仔细安排相关的变数 也就是大家习惯说的“配套”。眼光集中只看当前要看的，不管“配套”，“配套”跟不上，那是会酿成灾祸的。
既然是为了彰显社会的复杂性，所以才要根本地谈观念，那么也就不能抽象、空洞地谈，要让观念回到现实的人的生活、人的经验里，保留所有不纯粹但真实具体的内容，这样的“观念”才不会变成另一种架空的答案。
“观念”不是答案，不能提供简单、现成的答案。“观念”毋宁比较接近问题，或说接近一种从问题中趋近答案的寻找过程。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人曾经有过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寻找。
所以我选择了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谈观念。这里的“故事”两字有两层相关但不全然相同的意思。一层指的是有情节的传奇，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类特殊经验。另一层泛指“过去的事”，大大小小曾经发生的事，尤其是一些太小太琐碎而不会被纳入归类为“历史”的事。
这两种意义的“故事”，有共同的特色 把我们从现实生活带出去，让我们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别人的经验。故事扩大我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故事提供我们丰富多样性，打开我们的眼界。
用故事来呈现“观念”，我们也许有机会脱开现实的拘牵，反而能将现实看得更清楚。写着写着我愈来愈感觉到，原本为了深度思考现实的用心，转变成了“为未来做准备”。故事所提供的庞大面向，加上观念所提供的深究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将未来看得更清楚，同时也烛照出从现在通往未来的路径。
如果我们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