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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了线索？”钟博士睁大了眼睛，“线索在哪里？”
小萌瞥了一眼扔在沙发上的芭比娃娃：“就在那个芭比娃娃上。也许，我该继续把它放进石膏像里，把石膏像复原。”她苦笑了一下，“或许以后还会有人来打破石膏像。”
杜若起身把芭比娃娃拿了过来，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下，果然芭比娃娃的手心里攥着一张微型小卡片，卡片上写着一句话：“我将在自由中死去。”
“这是什么意思？”杜若皱起了眉头，“上面没有透露地址之类的，而且……父亲怎么会说出死这样的话？”
“已经透露出来了。”郎周叹息着说。
钟博士点头同意：“的确已经透露出来了。”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杜若好奇地问，“你们怎么发现的？”
钟博士苦笑了一下：“我们已经循着线索走了这么久，难道你还看不出来父亲的线索其实是按照弗洛伊德的一生来设置的吗？第一处，圣？克利斯朵夫城，那是他忠心耿耿的门徒们考虑是否公布他的上颚癌的地方，这个病最终置他于死地；第二处，是弗洛伊德和弗利斯的通信中思想碰撞，精神分析学的雏形形成的时候；第三处，就是这里，弗洛伊德的初恋和他出生的地方……那么，最后一处—很可能是—会在哪里？当然就是弗洛伊德死亡的地方。”
“那弗洛伊德死亡的地方在哪里？维也纳吗？”杜若好奇地问。
“英国。”郎周干巴巴地说，“我看过弗洛伊德传，这句话是弗洛伊德自己说的。”
“你不是对弗洛伊德有回避心理吗？怎么对这个倒清楚？”钟博士好奇地问。郎周抿着嘴不答。钟博士撇了撇嘴，详细讲述了弗洛伊德晚年流亡英国的过程。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兼并了奥地利，身为犹太人的弗洛伊德此时已经八十二岁，他悲哀地在自己的记事簿上写了一句话：“奥地利完了。”
奥地利人在夹道欢呼希特勒进入奥地利之后，就开始了他们的灾难，奥地利的犹太人遭到残酷的清洗。仅仅在去年，弗洛伊德还“乐观”地认为奥地利人的野蛮与德国人不相上下，但是他很快发现，只几天工夫，奥地利人就学会了德国人花了五年才被灌输进去的纳粹思想，手段之残忍比德国纳粹有过之而不及，甚至有些残酷的暴乱需要纳粹的武力才能驱散。
当时一位正在维也纳的德国剧作家写道：“地狱的门打开了，放出了那些最低级、最卑鄙、最肮脏的恶鬼。整个城市被转化成一幅犹如博斯笔下的梦魇图画，空气里充满着男男女女不间断的、野蛮的、歇斯底里的叫嚣声。所有这些人的脸就像一张扭曲的鬼脸：有些是焦虑的，有些是自大的，有些是狂野的，充满仇恨而得意扬扬，被放纵出来的是嫉妒、恶毒、怨尤和盲目邪恶的报复欲望。”
纳粹数次查抄弗洛伊德的家，将现金搜掠一空后，又查封了他的银行存款，没收并焚烧了有关精神分析方面的书籍。早在1933年，德国纳粹烧毁他的书的时候，他就说：“时代总算有了进步，他们只烧掉我的书就满意了，如果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一起烧掉。”现在，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纳粹连同他一起烧掉的机会来临了。
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就在这种形势下解散了。成员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的决议只有一个：大家尽可能地逃走。
但弗洛伊德这个桀骜不驯的老人死活不愿离开维也纳，他的尊严无法使他屈服在纳粹的枪口下。直到他最钟爱的女儿安娜被纳粹党卫军逮捕，后来虽然脱险，但这件事深深震动了弗洛伊德，他说：“如果我失去安娜，我就再也活不下去了。”对女儿的爱终于使他下决心移民。
他对儿子说：“一是看到你们都平安；二是死于自由。”
但是弗洛伊德想要逃走却没那么容易，他太著名了，是纳粹手里的一张好牌，他艰难的流亡过程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挚友拿破仑三世的夫人波拿巴王妃亲自飞赴维也纳为弗洛伊德流亡上下奔走，美国驻法国大使布利特、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威利也积极活动，希望纳粹能够对这个八十二岁的精神分析学鼻祖网开一面。但是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一心想把弗洛伊德和所有的精神分析师关进监狱，他甚至和纳粹元帅戈林以及德国外交部产生争执。直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命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尔逊出面斡旋，然后弗洛伊德的病人请求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直接请求希特勒，纳粹让弗洛伊德支付了“逃亡税”后，才勉强放行。
临行前，党卫军要求弗洛伊德在一份声明文件上签字，证明德国当局和党卫军对他以礼相待，照顾周到。弗洛伊德签字后，竟然桀骜不驯地在文件末尾写上了一句话：“我可以对任何人高度赞扬盖世太保。”狠狠发泄了一通被逼流亡的闷气。所幸党卫军的军官没有品味出其中的挖苦讽刺味儿。
1938年6月6日，弗洛伊德全家经巴黎来到英国伦敦，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亲自送来了他们的圣书签名簿来弗洛伊德的住处请他签名，弗洛伊德在英国国王和牛顿、达尔文的名字后签下了自己名字。
但是第二年，八十三岁的弗洛伊德上颚癌越来越严重，剧烈的疼痛使他不得不用药物来镇痛，直到溃烂的癌症伤口发出恶臭，让家里的小狗都不敢靠近他，弗洛伊德知道：终点来临了。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一丝一毫的不光彩，曾经，他用一种严厉的训诫控制他那些门徒的研究方向，如今，他也要控制自己的生命。
他至死都不愿意放弃对命运的操控权。
早在十年前，弗洛伊德接纳苏尔成为他的私人医生时，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详细探讨了弗洛伊德的上颚癌，然后弗洛伊德说：“请你答应我，必要关头，不要让我接受不必要的折磨。”苏尔答应了，两人握手为凭。
1939年9月21日，时候到了。弗洛伊德趁着清醒的状态，问他的私人医生苏尔：“苏尔，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苏尔表示自己没有忘记承诺。弗洛伊德松了口气，说：“谢谢你。跟安娜谈一下，咱们做个了结吧！”
安娜尊重了弗洛伊德的选择。苏尔为弗洛伊德注射了三十毫克的吗啡（镇定病人的正常剂量是两毫克），弗洛伊德酣然入睡，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23日凌晨，心脏停止了跳动。
四十年前，弗洛伊德在给朋友的信里好奇地问：“当一个人再也无法思考或者言语时，该怎么办？”十年前，他和苏尔约定了答案。
钟博士讲得异常舒缓、优美，甚至还带有那么一点点诗意，但杜若却听得浑身发冷，阵阵恐惧。她紧张地握着郎周的手：“钟博士，为什么……为什么苏尔和苏儿这个名字如此相似？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早已经安排好的？”
钟博士叹了口气，问郎周：“你说呢？”
郎周爱怜地望着杜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父亲早已经安排好的。他能够把苏儿的资料掌握得那么详细，恐怕跟苏儿的父亲苏凤阳关系密切，别忘了，他不但是个心理学家，也是个教育家。他完全有能力影响苏凤阳给女儿起什么样的名字。”
自从来到弗莱堡后，郎周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虽然没有恢复记忆，但脑筋却活跃了许多，这种分析让钟博士也不住点头。杜若问：“可是……为什么父亲要让那个女孩儿和弗洛伊德私人医生的名字一样呢？”
郎周摇摇头：“这恐怕只有父亲自己才知道。”
杜若不说话了。小萌也沉默着，她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可是她不愿参与，也不愿了解，对她而言，来到弗莱堡后，过去的东西就已经与自己无关了，她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平静的生活。她宁愿把他们当做自己生活中的过客，就像公路上的车灯，在面前匆匆一晃，看到一瞬间的路面，然后它就消失了。
郎周和杜若对视了一眼，两人一左一右坐在钟博士的两侧，郎周淡淡地说：“钟博士，咱们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解决。”杜若的手悄悄握上了一个红酒瓶，指节因为紧张而攥得发白。
“什么事？”钟博士诧异地问。
“冯之阳怎么会知道我们来了弗莱堡？”郎周冷笑一声，“咱们在维也纳综合医院摆脱那个杀手戴维后，就驱车来了弗莱堡。可是冯之阳居然随后就跟踪了过来，你不要跟我说那个杀手有能力跟踪咱们。”
“还有，”杜若怒视着他，“当初我们从郑州逃到龙岩，几千公里的路程，为什么冯之阳可以那么容易就跟踪过来？我们在登高山分析密码，为什么冯之阳居然能找到登高山？你们从意大利回来后，冯之阳为什么能把时间把握得那么好，提前半个小时在布洛斯拍卖行等你们？冯之阳凭什么对你们的行程了如指掌？”
钟博士呆若木鸡，额头冷汗涔涔而落。郎周冷笑一声，从他衣兜里掏出手机扔在他面前的茶几上：“还记得我在车上给弗莱堡历史博物馆的泽曼馆长打电话约见吗？用的就是你的手机。在你的短信发件箱里，有条短信是发给冯之阳的，五个字：捷克，弗莱堡。你太不谨慎了吧？”
钟博士嘴唇哆嗦了一下，脸上显出痛苦的神色，抱着头喃喃地说：“郎周，杜若，对不起。这些……都是我干的。”
“为什么要出卖我们？”郎周平静地问，此刻，他心里的绝望感绝不比钟博士轻。他一直是个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但是自从寻找父亲以来，他几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