瑭，白袍将史敬思之子，智勇兼备，为人沉稳果毅，执法严格，其神射之精，也是冠绝河东；牙兵旅帅朱八戒，在李存孝被束之高阁之后，多被人暗称为如今河东第一悍将，兵器为军中少见的精钢棍，此人为李曜家奴出身，自幼受李曜大恩，对其忠心耿耿，开山军牙兵旅的日益壮大，与他魔鬼式的训练是分不开的；乙旅旅帅拔塞干·咄尔以及丙旅旅帅处木昆·克失毕二人皆五院诸部之胡儿，二人性格迥异，但同时深谙骑兵之道；丁旅旅帅张光远、戊旅旅帅刘河安二人为汉人，步骑皆精，几年时间下来，二人军中的胡人已经通过李曜的数次调整逐步分流，如今军中七成汉儿，三成胡儿；己旅旅帅史俨，也是一员悍将，性格坚韧，对军令的执行从不打折扣，从扬州北归之时，如果说李曜为战略战术总指挥，李承嗣为副总指挥，那么朱八戒、史俨二人就是冲杀敌阵的左右两路先锋官，其个人武力或许稍逊憨娃儿，但对骑兵的引导应用，却要高出一筹。
既有名师大将，又有完备后勤，而其兵力也仅次于黑鸦军，甚至已超越铁林军，显然手握这样一支军队的李曜，其在河东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
而除了开山军之外，李曜手中还有一个不逊于前者甚至犹有过之的大筹码：河东军械监！
河东军械监，在李曜未曾入主之前，在河东高层眼中，恐怕连屁都算不得一个。用后世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典型的“打酱油”。只不过是河东军事集团羽翼下的一个小小附属品，什么？你问地位如何？地位就是压根没地位嘛！
而在李曜入主河东军械监之后，河东军械监五个字，简直是令天下侧目。其在军备供应上的强大，只消去看河东军的武器装备这数年来全军换了两遍、大型军械足够支持同时攻打四座长安级别的巨城就足以说明问题。而军备生产的强大，还只是河东军械监的不到一半能力——甚至不到四分之一能力。
河东军械监最叫人眼馋的，反而是它在民用方面的强大。譬如说：如今在大唐境地内，甚至包括附近的契丹、奚等部族，若要买铁器，一般有两种：一是当地自行打造的，一是河东军械监生产的。而河东军械监所产的铁器，不仅种类齐全，而且铁制上佳，坚固耐用，虽然价格总比当地自产的要贵两三成，但仍然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河东军械监所产铁器，很难被造假：其上有非常精致细密的铭文，一般会有三条：“河东军械监监制”、“乾宁元年某月某日”、“太原叁厂贰壹肆柒”等类似字样。这一防伪工艺，在外人看来是极为不能理解的，因为按照一般工艺流程来说，一把铁锄头打上这三行字的话，费时费力费工，豆腐弄成肉价钱了，完全没有必要，但河东军械监的产品却偏偏一直坚持这个做法，不知何故。
李曜当然不会告诉他们：铭文工艺对你们来说有难度，对我军械监来说，不过就是过一道类似印花一般的流水线罢了。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有三：第一，坚持精品战略，使人一说好铁器，直接想到的就是“河东军械监监制”，这也就是后世名牌效应，有了这个，才有品牌溢价；第二，防伪，这个不用多解释，外人要弄这样的铭文，成本飞升，还不见得弄得像，如此就成了亏本买卖，自然就没人愿意假冒了；第三，责任到人，比如“太原叁厂贰壹肆柒”，就表示这件铁器是军械监太原三厂第二百一十七号工匠生产的。至于第二百七十一号工匠是谁，军械监自然有档案，如果出现质量问题，直接责任到人。这个制度是军工制度直接用于民用器械的产物，其实反过来想，仍然是为了满足前面的“精品品牌战略”。
制造并贩卖铁器农具，只是河东军械监民用商务活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此外还有许多生意。比如水陆运输、布料、染料、煤炭、矿山、建筑……甚至还有修路架桥，按照外间有些玩笑的说法：“河东军械监除了没开窑子，简直什么都做。”这话当然夸张了很多，但也能说明河东军械监用后世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横跨多产业的超级大托拉斯。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大托拉斯没有董事会，更没有什么股东大会，其事务基本上由其掌监李曜一言而决。这情况要是放在后世，估摸要被叫作独…裁。
为何李曜在河东高层人缘好？有这样一个军械监在手，大伙为自家兵丁要武器装备得找他，要战争储备得找他，甚至想建个更好的营房都得找他，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那人缘还能差得了？李存信被杀之后，连李存贤都数次在公开场合附和赞同的李曜的话，还不是形势所迫？
正是因为这些，郭崇韬这次面见李曜，态度就好得多了。
只见他拱手一礼，客客气气道：“大王还问，水运处的大船，是否可以在半月内赶到？”
附录：
（一）关于投李氏之时间
（册府》卷三0九：“太祖杖钺雁门也，崇韬为李克修之纲纪、从定京师、平巢贼”。若依此，则崇韬之投李氏或在“太祖杖钺雁门”之前，亦或在已授雁门节度之后。今由所谓“杖钺雁门”之时间考之。
1．薛史《《武皇纪上》有误
薛史《《武皇纪上》：中和元年（881）“四月……天子乃以《武皇为雁门节度使……《武皇即率鞑靼部万人趋雁门。五月，整兵二万，南向京师。”然《新唐书·表·方镇二》：唐之设雁门节度，乃在中和二年（882），此前雁门非镇名，属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可见《武皇纪上》有误。
2．《新唐书·沙陀传》亦有误
《沙陀传》云：中和元年“有诏拜克用代州刺史、忻州兵马留后，促本军讨贼，克用募鞑靼万人。趋代州。”至中和二年（882），克用率二万五千入南下，“自阴地（地处汾州南界，在今山西灵石县南。关久废）趋晋（即晋州，治所在今临汾），会河中，帝闻，擢克用为雁门节度。”此亦有误。
3．“杖钺雁门”辨正
据《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后唐太祖见闻录》：中和元年三月，“陈景思赍诏入鞑靼，召李克用屯蔚州（今山西灵丘），克用因大掠雁门以北军镇。”司马光进一步考日：“是岁（笔者按，即中和元年），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后除雁门节度使。盖此际（按，即元年三月）赦其罪，复为大同防御使（按，大同军治所当在朔州之马邑，亦即今朔县东），及陷忻代，自称留后，朝廷再招之，始除雁门。薛史误也。”《通鉴·唐纪七一》进一步订日：中和元年，“李克用虽累表请降，而据忻、代州，数侵掠并、汾，争楼烦监……诏（王）处存谕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此皆明证：初，并未授忻代留后，而是复其大同防御使，召屯蔚州；其忻代留后，乃为中和元年夏陷忻代后而自称；当然，此时更未授雁门节度。关于其自称忻代留后的时间，据《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李克用于元年五月南下，因“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师雁门”，三十日“却回，收却忻、代州”。可知，据忻代而自称留后自当由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而天子诏命其为雁门节度，时在克用率部真正南向京师行至河中之时。其时间，《太祖实录》订为“明年（即中和二年）正月”，而《太祖纪年录》与上引《通鉴考异》俱订为二年十二月，据上诸考，当依张昭《纪年录》及司马光等十二月说。由上观之，所谓“太祖杖钺雁门”，实为陷忻代而自称留后，其时间自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至二年十二月南向京师止。而（册府》等所谓“杖钺雁门”，乃为隐恶夸饰之语。
4．崇韬之投李氏，非在李克用自称忻州兵马留后之前
据《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唐乾符以降，李克用虽于大同兵变后自称大同防御留后，然国昌、克用父子之势力只在代北。于其时也，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李克用虽时南下侵掠，但代州始终为河东抵御沙陀之前哨。于此期间，沙陀最大一次南下时在广明元年（880）正月：据《通鉴·唐纪六九》可知，其一路风驰而下，意在剽掠，并未得攻入代州城内。故可知崇韬不可能于此时投李氏。又据薛史及《通鉴》，乾符六年（879）冬，李钧将上党（按，即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时为昭义军治所，上党为其秦汉时旧名）太原之师屯于代州；广明元年（880）春，天子复命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三月辛未，宰相郑从傥充河东节度，由是沙陀不敢冒犯；至六月，李涿攻蔚州（山西灵丘），国昌战不利，七月，“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
由上可见，广明元年之前，在时人眼中，李国昌父子乃北蕃加叛逆，看不出日后将有飞黄腾达之势，故崇韬于此时断不会叛朝廷弃父老而投沙陀。设若居然如此，当国昌“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之时，其将焉往？以是推定，崇韬之投李氏，肯定不早于中和元年五月李克用南下据忻、代之时。
由上可订，崇韬之投李氏，当在中和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一月间。
（二）随李克修于昭义典军务之时间
关于李克用何时得潞州及泽州，诸史所载错讹纷乱、杂无头绪。本文限于主旨，不能细陈爬梳考核之始末，今权将结论归纳如下：
1．关于昭义分为两节及克用初只取一郡说
（1）关于昭义之有几郡。《元和郡县志》卷十及《旧唐书·地理志》皆载，昭义节度，又称泽潞节度、上党大都督府，治潞州，领潞、泽（今山西晋城）邢（今河北邢台）沼（今邯郸东北）磁（今河北磁县）五州。然而，《新唐书·孟方立传》所载之昭义，却只有“潞、邢、沼、磁四’。那么，泽州哪里去了？据宋人张齐贤《洛阳揞绅旧闻记》卷二《齐王张令公外传》、《通鉴考异》卷二五、薛史《张全义传》等考之，光启二年（886）之前，泽州为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