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个诊断结果通知关山林的第二天，关山林破例第一次没有在早上到医院来。
她要死了。她很快就要死了。她真的要死了，关山林坐在书房里这么想，他就这么坐在那里整整想了一个晚上，在这一个晚上里，他的精神完全垮了，他的眼睛深眍，面无血色，神情呆滞，仿佛他已先她而丧失了生命。他坐在那里，睁着眼睛，目光始终盯着面前的白墙，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顽固的念头——她要死了！
在黎明到来的时候，他有些发困，他保持着原有的姿势坐在那里睡了一会儿，大约有一个时辰左右。他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外面有轻快的鸟啼声，鸟把它的语言整理成了一支歌，白天就是寻着这支歌到来的。他坐的那个地方可以通过窗户看见院子。院子里很乱。其实院子里一点儿乱，相反它们很整洁，朱妈即便老了也保持着洁癖和利索的身手。这只是他的感觉。当乌云不在这个家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她，这个家里就没有了秩序，没有了协调，没有了生动，没有了支撑，她是秩序。她是协调。她是生动。她是支撑。这一点儿他直到现在才发现。但是发现了也就没有了。一切都晚了。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缓缓地转移，最后落到书桌前的电话机上。这是一部式拨盘式电话机，不像她的房间里的那部脉冲双音频新式电话机。他喜欢老式的，喜欢拨动它时的那种感觉，那种表达信心、决心和信念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任何新式话机都没有的。昨天晚上他用这部老式话机给女儿拨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把她母亲的事告诉女儿了，没有任何隐瞒，全都告诉了。女儿在电话里哭了，先是一种被堵住的哽噎和抽泣，然后是放声大哭。他就在这边听着，麻木、迟钝、一声不响地听着。后来女儿只说了一句话，我今天就飞回来。和女儿通过话后他曾想过是不是也给省城的儿子通个话？也许应该把他母亲的事告诉他。他相信儿子在放下电话后会立刻往这里赶，说不定还会带上一大帮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最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没有使用那部老式电话，他不想把这事告诉儿子。
现在他坐在那里，坐在那部老式话机前，他在等。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等女儿飞回来吗？他不知道，他说不清楚。接下来的事情却是有条不紊的，他站起身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朝衣橱的方向走去。衣橱也是个老衣橱，是用樟木做的，很结实。他把衣橱打开，从衣橱里取出一只皮箱。皮箱是德国货，双护带的那一种，很有些年头了。他把皮箱放在沙发椅上，解开皮带，打开锁，把箱盖掀了起来。皮箱里是一套老式军服，一些各种颜色的证书和委任状，更多的是一些勋章和奖章。他把这些东西都倒在地上，他一点儿也不爱惜它们，好像它们和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从皮箱的底部拿出一件东西。他直起腰来，走回桌前，重新坐回椅子里，然后把那件东西放在书桌上。
一支老式柯尔特手枪，撞针外装式，22口径，五发装，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枪体黯然无色。它和他过去使用的那些枪不一样，他过去使用的那些枪，不管样式如何，性能如何，有一点儿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绝对是同类武器中威力最大的，他喜欢大威力和干脆利落。而它不同，它太小巧太玲珑，玲珑得就像一件玩具，这是他不喜欢它的原因。然而它不是玩具，而是武器。作为一个出色的前兵器专家他知道它的性能，它也许不能阻止一个兵团的进攻，但在近距离内，它的击发装置和火药的联袂演出足以将一个人的头颅击得粉碎。现在他得感谢王树声大将赠送给他的这件礼物了，感谢他没有把它随手丢进哪一条河流里了，也感谢这件小小的礼物有可能带来的那一种结果了。他坐在那里，目光停留在那支枪上。他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响动和人的说话声。他很快听清楚了，他还是军人，军人的敏锐和辨识力使他听清楚了，响动是从洗澡间里传出的，是朱妈在给会阳洗头，水哗啦哗啦作响，然后是用洗发水揉头的声音，沙沙地。朱妈在说话，和会阳说。朱妈说，你别老是整天蹲在墙角里，墙角有什么好的？你到外面晒晒太阳，你瞧外面的太阳多好。其实朱妈只是自己一个人在说着，会阳只不过是一个根本不会有反应的对象罢了。是不是把他也一块带走呢？还是留下呢？带走，一切了断，一切干净，是他的罪孽他就不能推卸；留下，至少朱妈可以有一个厮守的人，朱妈年纪大了，朱妈还是需要一个厮守的人的。这个问题他想了好一会儿。这不是他的性格。老了和犹豫不决是同义词吗？他后来还是决定了，带走。他不能让傻儿子留在这个世界上受罪。这么一决定他反而轻松了，释放了，再没有什么让他放不下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了。他平静自若地吐了一口气，朝书桌上的那支柯尔特伸出右手，他得在事先检查一下这支武器的状况。他抓住了它，那有些嫌小的光滑的枪柄滑入了他那只大手掌中，显得有些不真实，不过它的金属的冰凉感很快弥补了这一不足。他把它从书桌上拿了起来，举到自己眼前。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不是枪，枪在他手中，牢牢地握着。他想去他妈的吧。但他还是低下头去看了一眼。是一张小纸条，因为时间久远，就躺在他的脚边。他略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勾下身去把那张小纸条拾了起来。那是一张用哈德门牌香烟盒折成的纸条，纸条已经发黄了，从颜色看它至少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他记不得这张纸条的来历了，它先前一直躺在包枪的红绸布里，他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儿，它和那支枪有什么样的联系？他把纸条翻过去，翻到朝里的那一面。他先看出那上面写着一排字，一排歪歪扭扭的字，是用硬炭铅笔写的。然后他就认出了那些字。一共八个字，两个标点符号，它们是：革命到底，誓不回头！他先是呆了片刻，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剧烈的震动，以至他被这种震动推动得霍然一下从椅子中站立起来了。那张纸条捏在他手中，烫得吓人，但他松不开它，无法松开它。他再一次看了那张纸条上的字一眼，现在有一股血从他的脚心一直涌上他的脑门，它们是那么强劲有力，它们使他的全身都挺了起来，绷直了，它们使他的灵魂炽烈得剧烈地发着抖，他的目光在一刹那间变得炯炯有神。
朱妈是在用干毛巾为会阳揩头发的时候听见书房里的动静的。朱妈那时候正唠叨着说，头揩干了，去外面太阳下坐坐，别一天到晚躲在墙角里，墙角有什么好，墙角一点儿也不好，又没光，又不暖，谁知道你怎么就那么喜欢墙角，怎么就离不开它，你有什么好怕的，你到底怕什么？朱妈就是在这时候听见书房传来嘭的一声巨响。朱妈吓了一跳，她抓着毛巾朝书房跑去。朱妈看见关山林离开碰上门的书房，朝屋外走去。他的步子很急，很快，很有力量，这是几个月来不曾有过的。朱妈不放心，问，你去哪儿？关山林没回答，连头也没回一下，推开大门，咣当一碰，走了。朱妈站在那里发呆，手里仍拿着那条毛巾，她不知道关山林要到哪里去，她不知道关山林此刻正迈着大步，挺着胸膛朝西山下走去，再过二十分钟，关山林就会大步走进医院的大门，大步走过长长的走廊，大步迈上住院部的楼梯，径直撞进乌云的监护室。他会把那个年轻漂亮的、多愁善感的、正在读一本张爱玲小说并且为之掬泪的护理员吓一大跳的。
院长这一天累极了，从一大早直到上午十点钟他都没有坐下来喘口气，喝口水。昨天晚上因为胃痛他没有吃饭，今天早上的这一餐他还是刚刚吃到嘴的，因为太累，饭又冷了，吃下第一口时他差点儿没吐出来，这使他显得更疲惫、更烦躁。先是十床那个肾摘除的病人，术后发现感染现象，需要做抗菌处理；接着是一起抗生素注射过敏事故，患者在注射过肾上腺激素后抢救过来了，但家属不依，闹到院长办，威胁说要么赔十万元损失费，要么到法院打官司；然后是一起砸伤事故，一家私营工程队承包的建筑正在装修时突然倒塌，将一名十三岁的童工砸得血肉模糊，人抬到医院后已休克了；还有一连串络绎不绝的伤病患者，不断地走进或者被挽进抬进医院，仿佛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失去了秩序，所有的病魔都从那个神话的细颈长瓶中冒了出来似的。所以当监护室的那个年轻的女护理员大惊失色地推开院长办公室的门冲进来时，院长的疲惫、烦躁和沮丧就达到了顶点，他差一点儿就将饭盒里剩下的那一点儿冰凉的汤粉绝望地扣在自己的头上。但一分钟后，院长就振作起来了，他推开饭盒站起身朝外走去，一边吩咐那个护理员迅速通知党委书记和外科主任，然后他疾速走出办公楼，穿过花坛，朝住院部走去。
院长小跑着上了住院部的二楼，来到监护室的门外。他听见监护室有动静，是人的说话声。院长平息了一下气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地把监护室的门推开了一道缝。院长接下来看到了一幕让他永生难以忘怀的场面——
他坐在那里，坐在病床前，那个老人，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坐在他妻子的病床前，捉着妻子的手，他正在对她说话。他说，我已经给我们的女儿打电话了，她立刻就回来。她说她立刻就回来。她是乘飞机。这很快，非常快。用不了多久。从曼彻斯特到伦敦，从伦敦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北京到武汉，这样她就飞到了。也许这条航线远了点儿，不要紧，我们再找一条近点儿的航线。别忘了，我可是做过空干校的校长，我的那些兵如今都当上空军司令了。我不会比他们差的，我当然不比他们差，我能替咱们找到一条更近的航线。看看，从普茨茅斯飞香港，从香港飞武汉，这条线怎么样？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