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黑野鸡。莽叔即时发表“白鸡黑鸡论”，说“管它白鸡黑鸡，能生鸡蛋就是好鸡”。群臣也都认为大吉大利，异口同声地称颂莽叔德比周公。于是，自上而下各有封赏，长安城里歌舞升平。这一年，美少年董贤自杀追随哀帝而去；这一年，美女赵飞燕香消玉殒；这一年，佛教传入中国，继儒、道之后，中国人的颈项之上再多一道缠绕。
这一年，在几万里之外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降临人世，他的母亲还是一个黄花闺女，因受圣灵感孕，在伯利恒城的一个大马车店的马槽边生下了他。按照科学的说法，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碰撞，是不可能生出一个人来的，这纯粹就是一个谎言，但书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如实援引。他是神的使者，讲经布道，宣扬爱神并爱人如己。但他只活了三十三岁，他的钦选弟子为了三十块钱出卖了他，当权者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忍受着非人类的痛苦。是一个叫彼拉多的执政官把他钉死的，先钉他的双手，再钉他的双脚，最后才钉他的躯干，特意留着他的头颅不钉，目的是要让他有清醒的意识来品味痛苦。这和中国的酷刑“凌迟”没什么两样。尽管他是神的儿子，但到底还是被钉死了。他叫耶稣。中国人不信他，但他毕竟是忠武公的同庚。所以，忠武公在他漫长的生命中，不止一次地说，那年有许多人出生，但真正值得说道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耶稣，一个就是我。
忠武公的祖籍是江洲。至于他为什么出生在长安，道理很简单，在大汉朝，长安城就和今天的北京城一样，是全国人民都敬仰的城市。做官的、做贼的、读书的、经商的、算命的、抢劫的，都象大海里的鱼群一样向着长安城奋游。忠武公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条。
在西汉的末年，皇上一般都由小学生或是放牛娃担任，甚至还有吃奶的孩子。历史学家说是因为莽叔要专权，但莽叔否定这个说法。用莽叔的话说，他是为了追求皇家血统的纯正。那时候也没有高考制度，封侯拜相关键是要应天应谶，所以忠武公的父亲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混个一官半职。他的父亲当时的职业是打鞋，打了几十年的鞋，在国都长安的西北角上有了一幢两层的砖房，还娶了一个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砖房虽然只有八米宽，但也临着街市，前厅卖鞋，后面打鞋，楼上起居。打的鞋只有两种，麻鞋和草鞋。但当时生意不算差，因为当时的大汉朝虽说是世界上第一强国，但也没有飞机、火车和汽车，木制的马拉轿车是有的，但官职没有四品的话，政府是不给配发的。外地进京办事的人都是骑马走路，到了京城草鞋早就走烂了一串，不管到哪个衙门办事又都要讲体面，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到忠武公父亲的鞋店里置鞋。要置到衙门里办事穿的麻鞋，还要置一串返程路上穿的草鞋挂在马鞍边，再去找客栈落脚。
忠武公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刚出生的时候没有一点天才的迹象，初生的时候也是只知道哭和吃奶，再就是随心所欲的拉屎拉尿。别的孩子一岁走路，忠武公也是一岁走路。别的孩子两岁说话，忠武公也是两岁说话。倒是有一些言行反显得更加不如别的孩子。比如说，忠武公的父亲有时候生意忙不过来，遇到外卖的生意要送货，忠武公的母亲就要带着他到前厅站柜台搞零售。坐在围桶（一种木制的底下有火可供取暖的坐桶）里的忠武公饿极了就抓自己的屎吃，还吃得津津有味。再比如忠武公刚刚学会叫爹娘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想展示自己的才华，先后叫了几十个来买鞋的人做爹。这些蠢事在《忠武公传记》、《忠武公生平考》、《忠武公逸事录》三书中都一一有载，就连国史馆的档案中都可以查到，确凿程度不容置疑。
一般说来，你要写一个伟人，这类不雅的经历都是要略去的，但在我征求忠武公的意见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删略。他说，这种事不止我一个人做过，而是上至一国之君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做过。他还上升到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说历史为什么不真实，就是因为有太多媚上的人，把伟人一律写成神童和先知先觉。这是不能提倡的文风，所以说一律不能删。
之后的十年，忠武公和左邻右舍的孩子大致过同样的生活，先是爬再是走后是跑，先是在长安城的西北角玩，后来玩到了城东城南，打过猫狗，掏过鸟蛋，也用弹弓射过点蓖麻油的路灯，还常在长乐宫未央宫的围墙边游荡，并有多次翻墙进入的企图。忠武公的父亲是个本份人，有一次到城南送货，看见忠武公和一帮半戳小子一人一把弹弓，与宫墙外持戟的站岗卫兵相对峙。忠武公的父亲心里赫然一惊，上前揪住忠武公的耳朵就拉回了家。晚上忠武公的父亲从床底下端出钱匣，反复地数着卖鞋的积蓄。第二天，忠武公就进了学堂，告别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游荡生涯，这一年是始建国三年，公元十一年。这一年，忠武公十一岁。
章节四
学堂里的忠武公更是没有什么可书可写的，成绩平平，而且还很不遵守纪律。先生的戒尺是青铜的，因此忠武公的手心常常是红肿不堪。要说真正值得一书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他在读五年级的时候就把竹简的手抄本《素女经》带进了学堂，腐蚀了不少的大年龄的同班同学。但他读的是长安城的平民学堂，那时的长安城纵横几十里，皇亲国戚住在城东南，城西北住的都是小商小贩，忠武公的同学也都是一些平民子弟。
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手机和网络，但有些信息却比手机网络传播得还要快。忠武公有这样一本书的信息很快就被长安城南边的贵族学堂的人知道了。首先是红休侯京兆尹的孙子，一个叫键哥的人知道了他有这本书。有一天中午，忠武公因为算学没有及格，被先生关了饭学。他正趴在课桌上流涎，突然就有人敲窗问他，你是余最吗？
忠武公说，我算学没及格，先生关我的饭学。
来者说，你等着。
不到十分钟，红休侯的孙子就扯着先生的耳朵进了教室。忠武公就勾肩搭背地随红休侯的孙子自由了，还一起上街吃了很多长安城里的风味点心。自然，忠武公也就将竹简的手抄本献给了红休侯的孙子。为此，红休侯的孙子键哥跟忠武公成了铁哥儿们。这件事为忠武公后来的发迹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知道忠武公有这本书的人也是长安城南贵族学堂的一个狠角。这个人秉承父因，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就是美新公哀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历史上已没有记载。美新公哀章是梓潼人，在他还不是美新公的时候，只是太学里的一个学生，但他在太学里从来就没有好好地读过一本书，别说期中期末考试，就是单元测试也从来就没有及格过。他整日昏昏，做着黄粱美梦，梦想有朝一日封侯拜相，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因为一切都是莽叔说了算，当时的平帝实在是烦了皇帝这个职业，十四岁就转世投胎去了。莽叔就又抱出一个吃奶的孩子。历史学家又说莽叔是要专权，但莽叔还是不这样认为，他说这孩子“卜相最吉”。两岁的孩子就因为“卜相最吉”而能当上皇帝，自此天下人都深信不疑凡事都要应天命。于是，八小时之外大家都专注于各种异相。
前面说了有人献了三只野鸡。次年又有人献了犀牛。到了居摄元始年间，异相更盛，先是武功有个村长，掏井时掏出一块白石头，上有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接着齐郡又有一个村长梦见上天的使者造访了他，对他说“摄皇帝当为真”，要是不信的话，昌兴亭中当有新井。村长次日去看，果然！井深百余尺，非一夜能掘成，自是天意。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最基层的村一级，充分的说明了其真实程度不容置疑。到了年底，巴郡太守奏报，巴郡某山有一头石牛，牛身上刻着大家都不认识的符文。莽叔说，有这等奇事？速送京师！石牛送到长安城的未央宫，长安城里万人空巷，正当京师各届代表争睹石牛风采之时，突然狂风大作，沙尘蔽日。云开之时，满地都是铜符帛书，皆书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自古以来，天上只有下雨下雪的，最不过下些冰雹吧，哪有下铜符帛书的？天意还有何疑？看来大任于莽叔既是民愿也是天意了。
美新公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来个更毒的。一向在长安城没有市场的他苦思冥想后，花血本请长安城的一个做铜匠的表哥做了两个铜匣，赤裸裸地写上“王莽当为真天子，皇帝当如天命”，并将当朝的八位大臣列作莽叔的首辅，同时也自封“国将”，为掩人耳目又胡诌了王兴、王盛两人。害得莽叔专门发文件派专使到各郡寻访王兴、王盛。好在姓名都不古怪，更好在那时全国上下也不过千把万人口，否则的话，同名同姓的多了，听说是去做官，怕是要打破人头。为求真实，还把铜匣埋在粪坑里做旧，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假扮黄衣使者将铜匣送入高祖神庙，嫁祸高祖刘邦。莽叔得匣，在民愿天意的基础上又多了宗庙所托。无奈，莽叔只得临危而受命了。而后，莽叔就按铜匣中的金策照本宣科，哀章就成了国将美新公。
美新公的儿子知道忠武公有这本书后，也不远十里，从长安城南找到城北，把忠武公请到长安城里最有名气的酒吧“天上人间”吃酒听曲儿，之后恳求忠武公，借我一阅如何？
忠武公说，我送给键哥了。（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疯子没有办法，悻悻而返。之后的一天午后，忠武公正被学堂外的知了吵得心烦，鼻青脸肿的键哥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忠武公愕然，键哥，谁打的你？
键哥说，疯子，龟孙子抢书。
原来，美新公的儿子回去后就找红休侯的孙子要那本书。红休侯的孙子不肯给，他就放抢。那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