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有治国之心，无用人之明，无容人之量，对身边至亲之人的肺腑之言尚且不能接受，冷落亲人，身边有人才却不能真正珍惜，却大肆猜忌甚至对其赶尽杀绝，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明君”？！怎么能不亡国？！不能珍爱自己的发妻，枉为人夫；不能保护自己的爱女，愧为人父；上吊而亡，落了个全尸，倒也干净~
小时候听到崇祯吊死的故事还觉得伤感，现在倒觉得他吊死的有点晚了，否则袁崇焕也不会死了，他的妻子也不用再为他操心国事了，落得清静~还是现在的社会好，如果丈夫是这样的人，趁早分开，省得最后落了个殉国的境地。
第二十九章 后记之人物闲话（下）
近些年，网络上讨论关于袁督师的功过很是热闹，小龙平时也喜欢混混贴吧，但是如今看到关于袁督师的帖子小龙都懒得点进去了，感觉争来争去都是这么几句话，小龙真是看腻了。
小龙在自己脑海中回想着，自己最初接触到袁崇焕这个历史人物是在什么时候呢，还真忘了，不过小龙对袁崇焕被凌迟的描写那段记忆犹新，已经达到了可以背诵的地步。
在小龙书中，无疑是给了袁督师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权当是小龙给自己心底的英雄以小龙自己的方式树立起一座小小的碑文吧。
记得在前些年年讨论明末史，对袁崇焕评价是一面倒的赞颂，引用的大抵是金庸的《袁崇焕评述》、梁启超的《袁督师传》，还有方舟子的《功到雄奇即罪名》，那时候，对袁崇焕的基本事实认定并无争议，对其历史地位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到了2005年左右吧，各个历史论坛又兴起了一股“倒袁风”，在春秋战国论坛、龙空军史论坛和SC军事历史论坛都有过大规模且高水平的讨论，虽然“挺袁派”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但“倒袁派”并不落于下风。
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袁崇焕在负责辽东军务问题上的一系列行动，包括与后金议和，“五年平辽”的计划是否符合实际，诛杀毛文龙是否名正言顺，对待蒙古和朝鲜的策略是否合适，以及袁是否应该对崇祯二年后金绕道进犯北京城负责，并因此而延伸讨论袁的管辖权，其在辽东的战略等等问题。通过质疑袁崇焕的战略战术渐渐质疑其动机和能力，最终质疑其历史地位。
总的来说，“倒袁派”没有无理取闹，而是言之有据，是通过大量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倒袁派”更多的并不是完全否认袁崇焕，而是将其历史地位回归真正的位置，这点来说是进步的。无论是金庸、梁启超，还是史式，他们在袁崇焕的叙述上，都有过分渲染和忽略事实的地方，今天来纠正他们，是应该的。
用史料来挑战权威是一件好事，但必须格外谨慎考证和组织史料，不可想当然耳，更不可妄下结论。
要评价袁崇焕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两大难点，其一，对史料的判断和选择；其二，对明代，尤其是明末整个背景的把握程度。
首先看我们对史料的选择，需要格外谨慎。比如《国槯》虽是明末著名史书，其作者谈迁也是严谨的历史名家。但在论述袁崇焕的事迹上，却可能不够客观。谈迁著书之时，《清太宗实录》并未修好，袁崇焕之冤尚未大白于天下，袁崇焕还是被当成误国者、叛徒对待的。在这种情势下，无论谈迁怎么公正客观，他也难对袁崇焕进行恰当的评价。如果我们要引用谈迁书中有关袁崇焕的史料，也应该尽量选用中性的。同样，在《明史》正式澄清袁崇焕后，历史评价又变成了一面倒的颂扬，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为拖翻清廷统治，文人学者为其大造声势，似乎又过了头。
历史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立场和不同对象都有不同的意义，文以载道、微言大义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也应该理解前人的不客观之处。何况没人能够完全还原历史，即使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记录不少，但必将受到官方的影响，许多重要资料当时就被销毁，再加上年代久远的资料湮灭，能保持下来的仅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保持下来的史料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史料的记录人也有自己的观点和角度，也受掌握事实的多少程度约束限制。如果我们在批评前人的同时，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任意组织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加以曲解和主观臆断，那么，我们比前人又强在何处呢？
即使是有大量的、比较完整的、矛盾处很少的资料，我们也只能倾向于某种观点，而不是认定，至于争议性很强的事情，许多中性资料可能被误读和曲解，那么，与其自以为是的下结论，不如继续存疑。
其次，袁崇焕经略辽东是明末史的一部分，涉及到明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而政治、经济、军事这些方面又是贯穿整个明代历史的，明末是其发展和延续。如果要了解袁崇焕的管辖权，要判断袁崇焕在辽东的巨额军费开销是否必要，要知道袁崇焕是否应该承担后金第一次绕道进犯北京城的责任，要明白袁崇焕有无可能成为割据的“辽东王”等等问题，是不能脱离明代，尤其是明末之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的。
以上两点，说起来很容易。然而要准确判断选择史料和全面把握明末时代背景，真是谈何容易，即使是专治明史的学者也未必敢夸下这个海口。虽然如此，却也不能说此问题永远无法讨论，毕竟时代在发展，学问也在长进，许多明末问题专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结论，而明代之经济史、制度史等等也有了整理。可以说，我们今天对袁崇焕进行历史评价，比之前人有更多优势，只要抱开放之心态，接受意见，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定可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能考中进士当是明代读书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称其为八股文专家应该不为过。我们评价历史袁崇焕，总是不由自主的将其当成职业军人，却是强求古人了。
明代遵循文人领军制度，凡高级军事长官，诸如巡抚、总督、经略、督师之类职位，全部是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多是挂兵部官职兼都察院官职负责军务，高级军事长官的职位从不常设，完成任务则回京。
有明一代，由于是非职业军人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又从来没有长期担任，所以素质普遍低下。明末几位尚称能战的高级将领，如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也都犯有过重大失误。事实上，即使是职业军人出身的将军，在明末那般资源匮乏、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战而胜之，何况完全缺乏军事素养的文人呢？
明末时候，士兵军心涣散、军官贪污成性，部队战斗力低下，这是全国都存在的现象。就辽东明军，边兵还算颇有战斗力，但补给不足，缺饷事件时常发生。此为不利之一。
明代朝堂之上，群臣喜欢空发议论，干涉边事。萨尔浒和松山这两次重大战役的失败，都有朝廷催战的因素在内，明末党争激烈，皇帝崇祯多疑且急躁武断，对于军事决策的不良影响特别大。此为不利之二。
明末整个官僚体系风气非常腐败，主要是党争之风尤烈，朝廷官员分成了两派互相倾辄，不论是非，只管立场。官员们好夸夸其谈，喜唱高调，万历皇帝干脆不理政务，天启皇帝只信任魏忠贤，崇祯皇帝则走马灯一般不停的换内阁首辅，国家战略如同儿戏，朝政一塌糊涂。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写道：“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还是很有道理的。明末形势，皇帝无能、官僚腐败，这些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可怕，评论袁崇焕者，不可不知明末朝堂之状况，文天祥说过“时穷节乃现”，明末那腐败的官场，能坚持做个廉洁的官员都不容易哩。
从袁崇焕辽东经略来看，他未必有多少军事天才，但其人不循规蹈矩、性格倔强、自负、胆大，甚至爱逞能、独断、又出言无忌，倒是不虚。
袁崇焕当知县的时候，就“以边才自许云”，袁崇焕大概也是自诩多了，竟然受到御史的推荐进入兵部。袁崇焕好言兵，也像我们爱好历史一样，都是业余的。自古至今，历史上好言兵的文人，如赵括般无用的，那是百倍于如王明阳那样成为名将的。
王化贞广宁兵溃后，袁崇焕也没通知自己所在的部门，“即单骑出阅关内外”，回来还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山海关当真靠袁一人可以守住吗？细细想来，这句话就像几年后袁崇焕对崇祯承诺的“五年平辽”一样，只是妄言，当不得真。可是在那时满朝官员都惶恐不安的气氛中，这种豪气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也得到了廷臣的赞许。因为明末的风气是一种变态类的好战，其实大家都清楚，明末大部分官员都是软骨头，但都是好战派，很难理解么？其实不难，这就是人性。
于是袁崇焕以监军的身份来到辽东，明代的廷臣或者宦官监军，没有几个有出息的，袁崇焕作风截然相反。
“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
袁崇焕“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的确胆大过人，然转念一想，他这个监军，虽然因此而获得了好评，却实在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但由此可见其人性格，在明末官场上相当难得见到的这种独特个性，既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悲剧结局之命运。
不久，经略王在晋和袁崇焕为了是镇守山海关还是镇守宁远而起争执，一直闹到了天启皇帝那里，幸亏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辽东视察，认同了袁崇焕的主张，并自请督师，罢黜了王在晋。
袁崇焕勤勤恳恳，为宁远城的修筑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孙承宗主持辽东期间，袁崇焕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也有些许透露出来的事件反映了袁的性格。
明史�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