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警示，后世的教训，无所不在，夺取天下需要仰仗着武力，但是坐稳天下却不能单纯的凭借武力威慑，而是需要凝聚民心。
所谓顺应民心，简单来说很简单，百姓希望的事情就去做，百姓不希望的事情，就极力避免，如是而已。
杜睿的一番说教，李贤听罢，连忙起身，对着杜睿深施一礼，道：“姑父的教诲，侄儿谨记于心。”
杜睿笑道：“圣上如能通晓，臣也不盛欢喜！”
李贤接着走到龙书案前，翻出一份奏折，在上面书写了几笔，递给了杜睿，道：“这份奏折，朕准了！”
杜睿结果，翻开一看，正是内阁票拟的那份死刑核准奏折，上面御批了几个字一一死有余辜，朕准了！
第六百三十九章 大义灭亲
俗话说：难断的是夫妻案，难当的是京都官。
万年县令崔迪就是这个想法，说来崔迪这个人，出身也不俗，乃是清河崔氏的旁支，算起来也是高门大户了，可他确实妾生子，莫说是这些年来，朝廷打压世族豪门，让原本翘着尾巴的豪门子弟早就不复当年的荣光了，便是如今一切照旧，家族的恩泽也降临不到他的头上。
这崔迪也是个有志气的，别的豪门子弟都在自怨自艾，感叹命运不公，痛骂杜睿多事乱国，他却寒窗苦读，以科举入仕。
洪武朝第一科的进士出身，先是在翰林院做了几个月的编修，而后又到刑部做主事，没有一年的光景，便被委任，做了这万年县令。
自从他当了万年县令以来，也是一直专心于政，秉公办事，非要在天子的眼皮底下，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来。
可是这万年县令虽说是在天子脚下，可论品级也才六品，比一般县令仅高一阶。而在长安，各部官员车载斗量，如若像拴狗一样串将起来，可从朱雀大街东头一直延伸到承天门前，哪一个官都比他大得许多，就算是哪个高官府里的大管家，都要比他威风的多。
可是品级再小崔迪也是个父母官，想明白了这一点，崔迪的心理也就平衡了，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也让皇上知道他可不是块小材。
因此，他到坐上县太爷的位子才两个月，就把他这一亩三分地方方面面弄得满像一回事儿，要是照此发展下去的话，说不准等到年底吏部考评的时候，也能混上一个甲等。
可是眼下大唐国泰民安，哪有大事让他这个芝麻官大显身手的，特别是在天子脚下，又有杜睿这么一尊大神盯着，谁敢为非作歹，坐上这个位子两个月，崔迪处理的也大多都是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他一颗壮志难酬的心痒痒的，巴不得这里出点大事儿才好。
那天正午，他又坐了半天的大堂，也每个打官司告状的，崔迪待得烦闷，便要回后衙歇息，可刚起身，突然听到县衙外面，鼓声大作。
崔迪不敢怠慢，连忙让班头带人，可人一上堂，崔迪就兴奋了，只见几个粗布衣衫的百姓抬着一块门板，上面躺着一个人，胸口明显塌陷了下去，口鼻流血，眼见是活不得了。
崔迪很兴奋，这可是他坐上这个位子以来遇上的第一桩命案，可是想笑又觉得人家死了人，他个县太爷笑出来有些不大合乎情理，便强忍住了。
“有什么冤情，直管讲来，本官为你们做主！”
那喊冤的却是三个半醉的人，说他们的一个好友被人纵马踏死了。
崔迪闻言，不再耽误，便让那三人领路，来到一个酒肆门前，那边早就围满了人，而哪个纵马杀人的，居然还弄了张胡椅，摆在酒肆的大门口，大模大样的喝起了酒。
崔迪见着，怒火喷张，长安闹事之中纵马，整个大唐谁有这样的恩宠，除了皇帝自己，也就只有宋国公杜睿了。
按照《大唐律》，在闹事之中纵马者，都要被杖责三十，更不用说还踏死了人，崔迪二话不说，便让人上前捉拿。
却没料到那小子一见要拿他，居然满不在乎，还叫嚷起来：“我是先帝的外甥，当今圣上的表弟，我叫房舒，谁能把我怎么样？”
崔迪一听，也不禁有些迟疑，谁都知道皇室的子嗣不多，要当真是皇帝的表弟，那还真是个有身份的凤子龙孙。
崔迪一迟疑，两旁看热闹的百姓却不干了，纷纷议论起来，说得无外乎就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类的。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是更多时候，不过是普通百姓一种美好的期望罢了。
这句话的愿意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朞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可是《礼记·曲礼上》记载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曾是当初华夏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体现。那个时候的刑法是公开的不平等，大夫和庶人在刑法上的待遇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成为当时社会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的历史舞台，其政治代表为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等人，在反对奴隶社会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同时，提出符合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
依据法家的主张：“绳不绕曲，法不阿贵。”
违法犯罪，一律绳之以法。
商鞅佐秦孝公变法时，太子的师傅公孙虔为阻止商鞅变法，唆使太子违法，商鞅以太子系国之储君，不能加刑，遂刑其师傅公孙虔，劓其鼻。这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由来。
仅就法律而言，从史籍的记载来看，王子犯下罪行和平民同样按照法律处罚的事例也实在是太少有了。
西周时法律就有“八辟”的制度，有八种人犯了死罪，是不可按照法律处罚的，而应该由朝廷最高级大臣讨论后，再上报皇帝定夺，这八种人里第一种就是皇帝的亲戚。
后代的法律有大量的优待贵族大臣的内容，比如皇亲国戚是由“八辟”转化而来的“八议”制度的头号对象，犯一般的罪行直接减轻一等处罚，犯死罪要经过朝廷最高级大臣的讨论，经皇帝的批准才可处罚。仅就法律而言，古代是从不承认“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
当然，如果王子胆敢图谋造反的话，自然是要和普通百姓一样严惩不贷的。
儒家典范人物之一的周公，辅佐成王统治天下，亲兄弟管叔、蔡叔造反，都被周公下令处死。以此为例，凡是被戴上了谋反帽子的王子，从来是不得好死的。
历代法律都规定，如果是谋反大逆、图谋叛变之类的重罪，都不得享受“八议”特权。
古代，即使是主张“刑无等级”的法家，也没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样的主张。商鞅提倡“自卿相以至大夫庶人”，犯罪都同样处罚。
在他主持秦国变法时，太子犯法，他下令处罚的是太子的老师，一个割鼻，一个毁容。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但是，并没有说王子也要同样按法处罚。
可见，哪怕是最激进的法家，要求的还只是卿相大臣的“刑无等级”。因为，如果王子犯罪要按法处罚，那么，皇帝本人是否也要受法律的规范和制裁呢？
在古代，这个问题却是个讨论的禁区，没有哪个学者、政客敢于拿这个问题去冒犯皇帝或皇帝的虎威，这或许也可以说是韩非在《说难》里提到的人主那块不可触及的“逆鳞”。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刑无等级”控制在卿相大臣以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最著名的莫过于隋文帝杨坚处罚自己儿子杨俊的故事。
杨俊是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封为秦王，任命为并州总管。他在任上大兴土木，建造的王府竭尽奢华，超过了法令规定的规格，又放债取息，盘剥百姓。
隋文帝得知后，罢了他的官，召还京师居住。大臣们都认为秦王的罪名不过是违反制度，不必如此严厉。
隋文帝却�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