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舍身忘死的作战，有大志向的文臣，竭尽全力的辛劳。
这是因为众人感念太宗皇帝对大家的特殊恩遇，想要报答隆恩的原因，时天下群豪，英杰尽在朝中，生聚教养，方有北伐一战成功。
圣上以冲龄得继大位，应该广开言路，听取群臣意见，发扬光大本朝三位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鼓舞志士们的勇气，绝不应随便看轻自己，说出不恰当的话，以至于堵塞了忠臣上谏的言路。
皇宫中和朝廷里，本都是一个整体，奖惩功过、好坏，不应因在宫中或府中而不同。如有做坏事违犯法纪的，或尽忠心做善事的，应该一律交给主管部门判定他们受罚或受赏，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不应该私心偏袒，使宫廷内外施法不同。
杜痒盛，张言硕，王玄策等，这都是些品德良善诚实、志向思虑忠贞纯正的人，因此先帝才选拔来给予圣上。臣认为宫内的事情，事无论大小，应当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去施行。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得到更多成效。
将军屈突通，屈突寿，高行真等人，性情德行平和公正，通晓军事，过去任用的时候，先帝也常称赞他们的才能，以使拱卫京城，臣认为军营里的事情，都要征询他的意见，就一定能够使军队团结和睦，好的坏的各得其所。
亲近贤臣，远避小人，这是太宗皇帝以开贞观盛世，致使大唐得以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避贤臣，这是前隋所以衰败的原因。
太宗皇帝，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臣谈论起这些事，对于前隋炀帝的做法，没有不感到遗憾的。
内阁重臣，禁军骁将，这些都是坚贞、可靠，能以死报国的忠臣，诚愿圣上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大唐皇室才能够万世永昌，天下才能安泰承平。
臣本是个平民，幸赖得以生在盛世天下，才能得以周全己身，在乱世间只求保全性命，不希求高居庙堂而获得显贵。
先帝不介意臣身份低微，学识浅薄，委屈地自我降低身份，接连三次到臣府上来访看臣，征询臣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因此臣深为感激。
太宗皇帝也以为臣之陋才可堪一用，拔臣于微末之间，委以重任，十数年来，幸得尾从，倍加信重，太宗皇帝驾崩之时，又委以托孤之重，臣至今想来，仍旧倍加惶恐。
后先帝临朝，以臣为百官之首，奉命西征吐蕃，幸赖先帝洪福，芒松芒赞授首以降，后臣不孝，忤逆当朝，先帝不忍降罪，使臣得意苟全性命，此皆先帝恩重。
先帝大行，臣又受命托孤，算来，臣自步入仕途，至今已有三十二年了。
先帝深知臣做事谨慎，所以临去世时把国家大事嘱托给了臣。接受遗命以来，臣日夜担忧兴叹，唯恐先帝托付给臣的大事做的没有成效，从而损害先帝的明察。
所以臣自受命辅政以来，无一日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太宗皇帝，先帝在位之时，常念天下纷扰，当以大唐一隅谋天下安定，横扫寰宇，气吞八荒，以成不世之伟业。
如今突厥，吐谷浑，西域诸国，契丹，三韩，倭国，南洋诸岛，中南万邦皆以败亡，唯独大食独存。
臣接受遗命以后，每天寝食难安，所思之事皆为圣上鲸吞天下，以成三皇五帝之功业，而不敢懈怠。
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武库装备充足，应当勉励三军，西征大食，平定天下，臣粗鄙，仍希望竭尽自己低下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以完成太宗皇帝，先帝的夙愿，这是臣唯一能用来报答太宗皇帝，先帝之大恩，且忠心于圣上重托的事。至于考虑事情是否可行采取适当措施，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那就是内阁重臣的责任了。
希望圣上把讨伐大食的任务交给微臣，如果不能成功，那就惩治臣失职的罪过，用来告慰太宗皇帝，先帝的神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的忠言，那就责备内阁众臣等人的怠慢，用来揭示他们的过失。圣上也应该自行谋划，询问治国的好道理，识别采纳正确的言论，追念先帝遗愿，如此臣就受恩、感激不尽了。如今正当离朝远征，面对着奏章眼泪滴落，以致语无伦次。”
汉末之时，英雄辈出，然杜睿最为崇敬的只有一个，便是诸葛亮，或许他没有《三国演义》之中，那般多智近妖，然而其大智大勇，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却不能不让杜睿感佩。
汉末之时，刘备于成都称帝，诸葛亮为丞相。后刘备伐吴兵败病死，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实行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蜀汉境内呈现兴旺景象。
为了实现全国统一，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乱之后，决定北上伐魏，拟夺取魏的长安，临行之前上书后主，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这就是《出师表》。
可是后主刘禅庸愚懦弱，胸无大志，近佞远贤，难以守城。这是诸葛亮最为忧虑的，为了开导刘禅，布置朝政，表明心意，激励众志，所以写了这个表。这篇《出师表》是他出师前向刘禅上的奏书，篇名为后人所加。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就当时形势分析，且不说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仅“劳师以袭远”这种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诸葛亮仍坚持铤而走险，先后六次统兵伐魏，并表现出百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是先主刘备的遗愿。
后主刘禅尽管昏庸无志，诸葛亮还要竭忠尽智的辅佐他，尽管刘备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他也不存半点僭越之心，因为后主是先主的遗孤。这是诸葛亮出师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后半生全部活动的精神力量。
诸葛亮为蜀汉基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建兴五年，他率师北伐，在出师前写下这篇表文。
诸葛亮跟后主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辅政者与被辅政者的关系。诸葛亮这次出师时，刘禅只有20岁，昏庸无能，不懂得治理政事，如果出师后国内政局不稳，前方必然会受到重大影响。
因此，出师后的国内政局就成了辅政者诸葛亮最放心不下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此，诸葛亮在这篇表文里一面劝勉刘禅开张圣听，严明赏罚，一面又向他举荐人才来管理“宫中”“营中”之事，并殷切地阐明亲贤远佞的道理。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国内政局稳定，有了“平明之理”，诸葛亮才能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力伐魏，可见讲治国大计和政事安排正是为了出师。二是要看诸葛亮怎样说明出师的理由。北伐的决策，实际上是诸葛亮的决策。当时在蜀国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些人持静观态度，“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反对立即出兵。
在这篇表文里，没有重提这种争论，只是对出师原因做了适当的说明。这种说明没有反复陈说得失利弊，而是抒情言志，而是把“北定中原”看做自己“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为此，他历叙自己的身世，从“躬耕”说到“许先帝以驱驰”，又从刘备的“寄大事”说到这次北伐的决心，其间五次提到“先帝”，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忧叹”之情。
诸葛亮这篇表文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被视为表中的代表作。刘勰曾把它跟孔融的《荐祢衡表》相提并论，说“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一时之英也。”
陆游在《书愤》中写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文天祥的《正气歌》亦云：“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感人之深，于此可见。
杜睿不敢自比诸葛亮，李贤自然也不是刘禅，但是杜睿受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两代帝王托孤之重，心心念念的便是要完成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横扫六合，气吞八荒的夙愿。
如今李贤渐长，杜睿迟早要归政的，在归政之前，这件大事便成了他的心结，如果不能完成的话，日后他又有何面目去见太宗皇帝，高宗皇帝。
杜睿一番奏请，即便是那些有心反对西征的大臣，也张不开口了，这份奏折毫无文采可言，通篇流俗，然却感人至深。
李贤听过之后，心中也是隐隐酸楚，他的心里对杜睿有不满吗？
自然是有的！
身为一国之君，却不能掌一国之权柄，万事都要由杜睿决断，他自然会心生不满，但是听了杜睿这番奏请，李贤只觉得自己满心的羞惭。
杜睿对大唐的忠诚，天人可鉴，然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却倍加猜忌，临终之时，偏偏又委以托孤之重。
杜睿一生，几起几落，然而却从来没有过半句怨言，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从来不曾心生怨恨，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姑父！”李贤也顾不得这里是朝堂了，真情流露道，“姑父英雄一生，为大唐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立下了不世功勋，如今久不征战，朕深恐姑父西征，稍有挫折，动摇一世英明，还请姑父思虑再三！”
杜睿淡淡一笑，道：“圣上！臣之微末名声与大唐万世基业相比，不足道哉，臣此生深受三代君王大恩，无以为报，唯有兢兢业业，夙兴夜寐，略尽薄智，方才心中稍安，太宗，高宗两代君王所想，皆在于此，臣受两代君王托孤大恩，如今年已不惑，若是在不能完成此业，深恐天不假年，日后有何颜面，见太宗皇帝，高宗皇帝于地下，臣请圣上准臣所奏，授臣以大任，若不能胜，臣自当枭首以谢天下！”
李贤听得一惊，忙下了御阶，上前将杜睿搀扶起来，道：“姑父不可出此言，这大唐的天下，还要仰仗着姑父呢！朕年幼，不足以治理朝政，姑父若要远征，这朝中之事，该如何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