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平定地方割据势力时，太宗长远见识又一次得到印证。唐建国之初，宋金刚兵锋锐利，连陷许多州县，首都长安受到巨大威胁。这种情况下，李渊与群臣商议，认为：敌人来势凶猛，很难对付，黄河以东的地盘应该放弃，守住潼关以西的地方就可以了。
太宗则上表分析指出：“太原是王业的根基所在，国家的根本，黄河以东的物产富饶，是首都长安的依靠，放弃它们，实在是让人感到愤怒不已！给我几万精兵，我一定能够剿灭他，平复丢失太原等地。”
最后李渊采纳了太宗的建议，让太宗亲征宋金刚，最终大胜而归。
武德七年，突厥颉利、突利二汗乘唐王朝立国未稳，国势不强，率兵侵扰关中一带。面对强悍的突厥势力，唐帝国大臣们又一次忧心忡忡，劝说李渊火烧长安，迁移都城于它处。李渊对此深以为然，拟采纳之。此时，也有一部分大臣，认为移都不可取，但又不敢触龙颜、逆圣听，只能干着急，独有太宗上表指陈其厉害，言语间豪气万丈。李渊为此还大发脾气，但是太宗始终不为所动，坚持己见，直到李渊做出让步为止。
太宗在被立为皇太子之前，东征西讨，参加的大小战役无数，可谓战功赫赫。其亲自指挥大战役有克薛仁杲、破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等。这些战役充分展示了太宗的杰出的军事才华。在多数情况下，太宗都能出敌不意，以少胜多。他指挥的战役之所以大多能获得胜利，究其原因，在杜睿看来，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一群能征善战、不贪生怕死的高级将领，上下能故同心合力。另一方面，太宗作为统帅，身先士卒，分析战况丝丝入扣，察敌情于微里。
太宗的战略战术原则类似于杜睿前世所在共和国的毛太祖，大抵上也是围绕，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敌疲我打的原则进行。
如克薛仁杲一役，将士们对太宗出奇制胜深为惊异，有将士问：“您在敌人守城不出，攻城器械又缺乏的情况下，却发动骑兵主动出击，此时步兵尚未跟进，大家都认为攻城困难，想不到的是您把它攻下来了，原因何在？”
太宗答曰：“我这是以计迫敌，让他们来不及考虑发兵，所以赢了。”
太宗还进一步分析道：“往年，敌人打了很多胜战，养精蓄锐已久，很久不见我军出击战斗，突然间见我军主动出击，必然会率全部势力与我们争斗，后来虽然为我军所败，但是擒杀之敌并不多，此时若不穷追猛打的话，敌方的士兵多为陇西人，其回逃的话，必将是后患无穷，我军若急追不舍，敌人当畏惧请降。”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太宗每次大战总会在了解敌情后立即做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战斗对策。
如擒窦建德一役，太宗观察敌情细致入微，牢牢地把握了战争的机遇。在敌人饥疲至极，敌方将士们争先抢夺饮水的时候，太宗亲率骑兵如天兵降至，让对手防不胜防。这次战役结果是，包括敌军主将窦建德本人也做了俘虏，王世充受震慑，也主动请降，山东割据势力就此彻底剿灭，唐王朝的后方解除了后顾之忧。
关于他的战术原则，杜睿替太宗总结了四点：一是坚壁挫锐。二是准确利用骑兵，在敌后打反击战。三是勇追穷寇，以绝后患。四是亲自侦察，细致部署。
并且太宗其他方面的经验也有很多，特别是作战时身先士卒，休息时与将士同吃同行，同甘共苦，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这对于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
太宗之所以能在年轻时代纵横天下，登基称帝之后，将大唐打造出了一个贞观盛世，出了他本身的英明神武之外，还因为他的手下，谋臣如云，猛将似海。这些将帅们随同太宗东征西讨，剿灭各地割据势力，平定地方内乱，震慑周边各国，可谓是战果累累、战功赫赫。毫无疑问，这群贤臣良将是太宗的重要参谋和帮手。
太宗在太原起兵之前，就广结地方豪侠为己所用，战争过程中他更是大胆使用和提拔那些有德有才的将领。其用人的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例如宋金刚战败后，猛将尉迟敬德来降，为太宗所器重。后来与尉迟敬德同降的另一将领反叛，太宗周围的将士认为降将敬德必反，不问青红皂白，将其囚于军中。
屈突通等将领还劝说太宗：“这个人勇健非常，刚刚归降我方，又被我们猜忌，留下来养痈遗患，不如把他杀了。”
太宗却说：“你们不要说了，以他的个性，要反的话，早在他人之前了，怎么还会在别人造反后再反呢？”
不仅派人放了尉迟敬德，还让他来到自己的卧室，赐予金银，安慰他说：“大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
太宗这些推心置腹的话，让尉迟敬德感动不已，下定决心要报太宗的知遇之恩。就是这个尉迟敬德，在接下来的大战王世充之役中，拼死命救下了太宗。
隐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前，欲买通太宗身边的这员悍将，以为内应，他亲自写信给尉迟敬德，并赠送他一车金银，为其所拒。
尉迟敬德还将此事通报了太宗，表示自己没有二心，太宗安慰他说：“公之素心，郁如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来但取，宁须虑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阴计，足为良策。”
通过对待尉迟敬德，就可以看得出太宗用人，可谓用情正，用情实，玄武门之变，正是尉迟敬德死命相保，才有太宗转危为安！
太宗继位之后，高祖留给他的并非是一个强盛的帝国，概因大唐帝国建国之初，四面临敌，尤其北方突厥势力虎视眈眈，让太宗寝卧难安。
太宗以史为鉴，认为中原和突厥之间的势力是此消彼长，抗御北方势力最好的办法是“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于是每天都有数百人在殿前操演，随后士兵的战斗力逐步提高，成为精锐之师。
太宗还时常与重臣探讨治国理政之道，以隋文帝为例，认为天下之广，一人独专，虽劳形苦神，也不能尽善尽美，因此要选天下优秀人才，为天下之务所用，委任责成，各尽所用。也就是选拔优秀人才，组成一个团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所用。
为得天下之人才，太宗皇帝两次昭布天下诸州，要求各州举尽举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同时他还实行开科取士，尽揽人才。这才有了后来那句很有名的诗句一一太宗皇帝真长策，赚的英雄尽白头。
只要是人才，不管是前朝遗老，还是以前的敌手，太宗都能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们。尉迟敬德，以及贞观名臣魏征得到重用就是很好的例子。
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基本上能做到人尽其才，扬长避短。如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房、杜二人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太宗让他们官拜宰相，站在宏观层面治理国家。戴胄等人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在微观层面做出业绩。
特别是对待杜睿，太宗敢在杜睿冲龄之时，便委以重任，虽然杜睿几起几落，但总归在太宗晚年得到了绝对的信任，这才使得杜睿能够从容的应对几次政变，用雷霆之势，将其破灭，避免了大唐的动荡，挽救了来之不易的大唐盛世。
太宗在位期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这与他吸取隋亡教训，大力推崇节俭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在节俭方面，他首先以身作则。如贞观二年，大臣们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移一阁一居之。”
太宗对曰：“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靡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
对大臣的建议，太宗表示了拒绝，这为群臣开了一个节俭的好头，这才使得上行下效。
而且每当太宗奢欲上来，大臣反对，太宗总能从谏如流，立刻制止，作为一个君王，尤其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反思。
公元630年，太宗突然下令让人修缮洛阳乾元殿。大臣张玄素听说后，当即反对，上表说：“陛下当初平定洛阳时，很看不惯隋炀帝奢靡淫乱的生活，曾下令放火烧掉洛阳一切豪华宫殿，并告诫后人要引以为戒，现在您当政不到十年，难道忘了当初自己说过的话吗？”
太宗听后，虽很恼怒张玄素将自己和隋炀帝扯在一起，可他还是克制了奢欲，下令立即停工，并对手下人说：“以后有事要去洛阳，就是住在露天，也不会再干劳民伤财的事情了。”
治国理政难免有糊涂的时候，关键是能否听取别人的建议，从别人的建议中得启发、受教益呢？
太宗就是这样的人！如魏征所谏两百余事，多为采纳，为求谏言，数次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纳谏一次可以，数次如此，需要何等胸怀？一个帝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遍览史册，肯怕也只有太宗这一人而已。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贞观年间，社会太平，君臣和谐，毫无疑问与太宗能够吸取隋王朝的败亡的教训，肯于纳谏，从善如流有关。
张玄素敢于直谏其奢侈，甚至把他和隋炀帝扯到一起，要是遇上一位不开明的君王，脑袋早已搬家了。
即使事情放到讲究民主的后世，人们大概也会感叹有忠心没有忠胆。
原因何在？
但凡上位者，一般都习惯听好话，好话让人心情舒畅，上下一团和气。若有下属对上官敢提异常尖锐的意见，首先的前提就是这个上官有接纳意见的宽广胸怀，否则不是流于形式，就会恼羞成怒，耿耿于怀，反过来让那个进谏的下属“难受”一番。
恰如魏征所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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