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如今秋收，也只能身体力行，帮衬一番，聊表心意了！”
杜承业是个实在人，若是说读书的话，他这个杜睿门下的大弟子，比不过任何一个师兄弟，可是重在刻苦用功，杜睿也知道他若是入了仕途，只怕没什么太大的作为，杜承业自己也清楚自家事，因此上这才留在了杜陵学府做了一名学正。
不过杜承业也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那就是农学，可以说杜睿的众多弟子当中，能涉及农学，并且潜心钻研的，也就他一个了，而且杜承业还觉得农桑之中有大学问，为此还被师兄弟们讥笑过，觉得他没志气。
可杜睿可不会像孔子对待樊迟那样，《论语·子路》中曾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解释一下的话，意思就是，樊迟向老师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和种菜，孔子说不知道，让樊迟自己去问老农民和老菜农，还把樊迟骂了一顿，说樊迟是见识短浅的人。
他不仅嘲笑了樊迟，还骂他没见识，认为他不应该学习种菜和种庄稼，认为这些不是一个有远见和抱负的人该做的，这明显就有轻视农民的嫌疑，所以，这让杜睿心中，孔子圣贤的形象一下子大打折扣。
当然，后世也有一些人为孔老先生翻案，觉得他的本意不是这样的，可是纵然那些人拿出再多的论证，加以证明，孔子不物农事，轻贱农人的本意事实上就是如此。
杜睿闻言，点了点头，道：“躬耕侍读也未必比那些紫绶金冠之人差了，纵然治不得国，福及乡梓，也算是一番功业！”
杜承业连忙躬身道：“学生多谢恩师教诲！”
众人攀谈了一阵，杜里正便要请杜睿进家歇息，杜睿却推辞了。
“今日来此，本意便是为了看看乡亲父老今年的收成如何！承业！还是带为师去田间看看吧！”
杜睿急着去田间，也是有他的理由，这次回返杜陵，杜睿闲暇无事，便将当初所做的《悯农书》重新编纂了一番，根据前世的经验和记忆，在一些地方，反复修改。
当初杜睿远航，带回来了许多种子，原本是想要在全国推广，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只可惜这些年来，诸事繁多，根本就没时间去顾及，虽然杜承业在其中也做了一些工作，只是一些新物种杜承业从来都没接触到过，整理起杜睿那些关于这些新物种的耕作方法来，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
杜睿现在急着去看看这一年的成果，虽然远离了长安，远离了大唐的政治核心，杜睿原本应该是无官一身轻，好好的享受一番生活的，可是一个人没那么容易改变自己十几年，二十年的习惯，杜睿很清楚，自己还是很在乎这个国家。
他知道商业能带给大唐更大的利益，也在极力推动大唐商业，乃至海外贸易的发展，可是就目前而言，大唐最要紧，在社会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还是农业。
生活在一个封建社会制度之下，任何人都知道农业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体产业，是国家的命脉。“民以食为天”这句话，也正是反映了这种思想。
封建统治政局稳定时，农业发展，人口增长，农民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四海无闲田”的农业盛况。政局动荡时，农民的生活在奢侈荒淫的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之下日渐贫困，种粮也好，养蚕也罢，即使是种花的花农，在封建时代也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剥削，即使他们所生活在的是一个盛世当中。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度之中，重农抑商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虽然杜睿变法，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可是他也很清楚，一个制度的建立，并不是那么好改变的，“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时间，小农经济的模式更是根深蒂固，想要一下子将大唐这个庞大的帝国拉入资本主义时代，领先世界一大步，根本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只不过杜睿的心中也有隐忧，盖因小农经济是大唐的经济基础，而在大唐，农民占整个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农业是很脆弱的，特别是自然灾害，战争发生时。
但是现在就极力改变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纵观历史，每一个统治者也都重视农业，为了使农民生活有保障，极力满足农民简单的生产生活需要，这样自然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农民过的好，国家才有财政收入，有兵役，徭役的充足人员。
可以说重视农业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如汉朝“文景之治”，清初“康乾盛世”都极其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工程，轻徭薄赋。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国家才能富强。
可是千百年来，华夏民族农民的问题就没有过得到解决的时候，无论是所谓的黑暗的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是如此，利益，只有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言论上的重农抑商，未必会导致实际的效果。而在华夏传统思想中还有一条“不与民争利”，令一些人感到头疼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按照一些人通常的观点，比如在汉代反对盐铁官营的儒士，他们明显是鼓吹让私人的商业生产活动有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那么应该算作重商一派，但偏偏这些儒士又口口声声的农本商末，口口声声的缩小商业的作用。
然而实施情况却是他们一边在极力的反对国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却也在经商，将大把的财富装入自己的口袋，却不愿意为国家缴纳赋税。
而竭力鼓吹商业重要性，认为商业活动本身就创造财富的汉代名臣桑弘羊，却又偏偏竭力要推行商业国有化的政策，竭力要加强对私人商业活动的管理和控制。
这种理论和政策的矛盾，似乎无法调和。这导致许多后世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本身也似乎出现了精神分裂。他们在抨击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的时候，不得不把反对桑弘羊的那些儒士的农本商末的言论拿过来做靶子，破口大骂，猛烈批判，以此作为中国落后停滞之根深蒂固的心理传统文化渊源的根据，然而一旦涉及到实际的政策层面，他们却又不得不站到他们刚才还在批判大骂，视为保守和落后的儒士贤良文学的一边，对桑弘羊执行的政策口诛笔伐竭力声讨起来。
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评价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重农主义获得的评价较高，而对重商主义的好评却并不多。
就拿西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祖宗英国的亚当·斯密而论，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重农主义的影响更大，甚至他的经济学说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论，都和重农学派一脉相传。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四篇“论证经济学体系”，分析评价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的时候，“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指责是严厉而有力的，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斯密信仰自然秩序和主张自由放任方面与重农主义有相同之处”，因此书中对重农主义的批评较为婉转。
再回过头来看汉代时期盐铁论中反映的重农与重商思想，可以发现和西方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崛起时期的重农重商思想却是存在惊人的相似。
比如作为重商代表人物的桑弘羊，他的思想基础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都是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把商业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甚至把经商致富和富国当作一回事情：“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桑弘羊也是高度重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从榷、均输、平准到改革币值，告缗等无一不体现其对经济控制干预的思想。
再看桑弘羊的反对派，文学贤良们的重农思想，可以发现在基本的思想要点，同西方的重农主义又几乎是如出一辙。首先都是特别重视农业的作用，土地的作用，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是财富的源泉，而商业从属于农业，并不能真正创造财富，充其量只能转移财富而已。其次又都主张国家不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都应该让私人来进行，国家的干预只会破坏平衡，降低经济的效率。
这些观点的相似，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两个社会发展到相同的阶段是必然会产生相似的思想争鸣的表现。思想的相似正说明社会的相似。通过对照西方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不难发现，原来所认为重商重农思想那些分裂和矛盾的地方，比如重商派反而推行对商业进行管理控制的政策，而重农派反而主张国家放弃对工商业的干预，主张放任自由的发展，原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正因为重商，所以才会强调对商业的管制，正因为重农所以才主张经济的自然发展，国家不与民争利。
其实在杜睿看来，这些都是狗屁，那些儒生高呼重农思想，放松对商业的注意力，为的不过是自己的利益，他们需要朝廷将注意力从商业上挪开，轻视商业的作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制度之下，商业活动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