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极品闲人- 第997部分

所以说华夏的文弱，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

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其实，宋朝虽然文弱偏安，但是却也不乏尚武精神，当四万蒙古铁骑在上帝之鞭蒙哥大汗的亲自率领下，攻入四川，势如破竹，却在这小小的钓鱼城遭遇惨重失败，乃至身死异域。

这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钓鱼城之战，为大宋王朝延续了20年的寿命，在醉人的暖风中，“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山航海行”。

钓鱼城之战，成为那个柔媚政权的最后雄起。也展现着它的无比孤独与无奈，偌大之中国，要靠这个小小的堡垒而得以苟延残喘，这无疑是钓鱼城的自豪，却是华夏的悲哀。

南宋军人在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令小小的钓鱼城成为梗在蒙古大军喉咙中的硬骨头。钓鱼城“独钓中原”36年，鏖战200多场，世界历史为之改观。

50岁的蒙哥大汗绝对没想到，一向柔弱得如同草原上牛羊一般、甚至比牛羊更为温顺的汉人，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坚强的战斗力。

他的祖父，就是那伟大的成吉思汗，而父亲就是成吉思汗的“守灶”小儿子拖雷，金庸武侠小说中郭靖郭大侠的蒙古“安答”。蒙哥是个沉毅的领袖，寡言、节俭、暴烈，通过血腥的内战登上蒙古的汗位时，已经42岁。

他率领大军，围攻小小的钓鱼城5个月，除了留下累累的尸体外，丝毫没有进展。在渠江鸡爪滩边石子山上的蒙古包里，他看着冬天成为春天、春天又成为夏天，但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这座城堡的主人。大宋的旗帜依然飘扬在钓鱼山巅，尽管已经被战火弄得有些残破。

他对这座城堡及其驻守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他命令士兵们，在钓鱼城东门对面的脑顶坪上，搭起一座望楼，设置了类似今日电梯般的车厢，以缆绳升降。

他在成吉思汗的旧殿圣地上，洒下了马奶，誓师出征。次年5月越过了黄河，在六盘山兵分三路：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部进攻鄂州；大将兀良哈台率部攻击云南、广西，然后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他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四川。

各路蒙古军队的攻击十分顺利，蒙哥亲自率领的主力，在以天险著称的四川，势如破竹，南宋守军往往不战而溃。1258年3月，蒙哥顺利地占领了成都，这是他们所享受到的位于南中国的第一个花花世界。

年底，挟战胜之威的蒙古军队，浩浩荡荡开向重庆。但他们没有料到，钓鱼城要塞的守军并没有如之前的各座城池那样，或投降或溃散，反而在山头升旗放炮，将前去劝降的汉人晋国宝斩首示众。

在连续5个月进攻受挫后，蒙哥也与这座小小的钓鱼城拧上了劲。尽管部将们都劝他，从战略角度，只要留出少数军队围住钓鱼城，大军可以绕过这块难啃的骨头，继续向东攻击。但蒙哥就是不听，非要将这座堡垒攻陷。

望楼建成后，蒙哥亲自前来视察。他不知道的是，从望楼开始建设的那一天起，宋军也在钓鱼城东门上设置了专门的大炮，将炮口瞄准了这座望楼。

当看到翎顶辉煌、铠甲鲜亮的大批高级蒙军军官出现，守将王坚一声令下，弹石如雨，将望楼彻底打碎，蒙哥大汗也被炮火击中。

6天后，蒙哥伤重而亡，留下遗嘱：“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进攻四川的主力蒙军，护卫着蒙哥的灵柩，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已经包围鄂州的忽必烈，接受了南宋宰相贾似道的求和，退军北还，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已经过云南、广西的兀良合台，也率军北渡长江撤离。

同时，正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也率领大军东归。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终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激烈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激烈的内战令蒙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胁。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

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

崖山之后无中国，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崖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再去通观整个明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在许多方面继承，甚至是发展了两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学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发展，皇帝不关心边防的战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权的巩固。将军们作战时毫无主动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监来监军制约。

整个明代外战已不复当年汉唐时期的辉煌，尽管有对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鲜的胜利，但也仅比赵宋王朝强一点。

为什么会如此呢？

盖因明朝皇帝不愿百姓有尚武之风，他们会拿汉唐两代来引以为戒，尚武之风浓烈的汉唐不也造就了汉末的“黄巾匪乱”、豪强割据和唐末的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吗？

在皇帝们看来，攘外必先安内，防民尤甚于防夷，内患永远是大于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焕这些屈死的统兵大员们，正直的军人怎能不寒心呢？卢象升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报效国家的忠臣与其说是战死沙场，到莫如说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之手。

整个大明帝国有这样阴暗的政治氛围，怎能让军人安心报国呢？

民风也已不似当年彪悍，想当年，战国时期李牧兵破匈奴数十万；秦朝，蒙恬军夺河套于匈奴，北驱匈奴上千里；汉代，李陵区区步军五千却迫使单于穷举国之力来抗；唐代，李靖孤军三千深入敌后大破突厥。

到了明代这些已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每遇满洲骑兵，虽数倍于敌依然难免一败再败。明朝的将军们见了文官们与宋朝时颇为相似，似乎总是矮了半截。

在社会高压的政策下，百姓们也已被改造成了顺民，国民大都被程朱理学改造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哪里还谈什么尚武之风。

结果趁着中原内乱，满清捡了个大便宜，顺势入关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汉恐汉心理，清朝大兴“文字狱”迫害汉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统有计划地磨去汉族的最后一点尚武精神。

同时，满清强令汉人留辫子，在风俗习惯上改变汉族，模糊汉族的自我意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伤了汉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从此以后，汉人被满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番。满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们知道单靠肉体上的杀戮无法持久地入主中原，只有在文化上培养奴才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注重文化侵略麻痹汉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统治也就比蒙元更长久，正因为时间更长，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

满清也精通“以汉制汉”之道，注重发扬儒家理学这一脉来培养忠于朝廷的走狗。他们惟恐汉人因爱习武而强大，极其注意扼杀汉族的尚武精神，他们只要汉族人像理学中所标榜的楷模那样做满清的奴才，而满洲人自己却时时不忘狩猎、射箭、勤习武艺。

看看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都以身作则，表率部下，希望满洲人时刻不忘祖宗根本，准备随时镇压汉族人的反抗。

总之，自宋代以来，由于汉族皇权集团忌惮尚武国风的强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统治，因此刻意加以限制。这时期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维护君权，加强思想禁锢为主。它保存了所谓“天理”，却真正地灭绝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于世，炎黄子孙已没有了棱角和血性，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尚武精神”了，因为它不是统治者乐见的。

随着蒙元和满清的相继入主中原，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防汉思想必然是异族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他们或是强调从肉体上施刑来恐吓汉族的反抗或是从文化思想上大兴“文字狱”迫害欺骗读书人，让汉人在他们划定的圈子内做顺民，以此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