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发展的很快，经切片化验已经属于癌症晚期，想要活下来就只有截肢，可是，我哭得死去活来，我不想截肢，我只有十三岁，我还想打乒乓球，还想做个有出息的运动员，可剩下一条腿我还怎么活。
可哭归哭，医院通知我们，再不截肢扩散的可能性非常大，到那时再治就可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这时，我二姐匆匆忙忙嫁人了。
她嫁给了我们村支书的儿子，他是全村出了名的憨傻男人，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被人扒光了裤子在街上跑来跑去。
我知道刚刚满19岁的二姐是为了我，才这样匆匆的嫁掉，因为支书给二姐的一万元钱的彩礼和一个金戒指马上就被二姐送到了医院我的病床前。
就这样我的截肢手术马上进行了，我的小腿以下都被截掉，我一下子从能跑能颠的乒乓球运动员成了残疾人，只是，我的命被暂时被保住了。
动了手术后，由于住院费大贵，而我们的钱早已经花光，我们出院回了家，我在家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病情好象稳定了下来。
医院要我一个月回去复查一次，因为怕癌细胞扩散到别的地方，可是，我只回去复查了一次，便再也没有去，因为没法走。我到车站去，上下火车都要我爹背着我，我实在不愿意让他累得直不起腰来。再者说来回一次的路费也太贵了，我们家里真的已经一分钱都没有。生活上也多亏了嫁在本村的二姐支援，否则，我们连饭也有可能吃不上，为了给我凑动手术的钱，家里的粮食都卖光了。
回到老家以后，教练来看了我一次，送了点钱来，看着我，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的长嘘短叹。比赛的情况他也没提，我知道他怕我伤心，可我缠着他问：“他们打的怎么样，怎么样”？
教练一边摇头一边说：“他们打的挺好，东东，你安心养病，就别老问这些事儿了”。
教练走了，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我不知道是我干了什么，老天要这样惩罚我，我还这么小，这往后的日子该咋过，我一点也不知道。
看着我老哭，我三姐也搂着我哭，她说：
“东东，你别发愁，以后三姐不嫁人，专门跟你做伴，你想于什么三姐帮你干什么，三姐的这条腿就是你的，你啥时想使你就使”。
听三姐这样说，我也不再哭了，我说：“三姐，你真的跟我做伴不嫁人了”？
好歹过了年，我这腿又不成了，先是刀口长不好，老流脓血，后来整条腿便肿了，而且，上面长了很多黑斑，我也发起了高烧，天天吃退烧药都不退。
没办法我又来到了北京，可是医院说癌症已经开始扩散，他们也无能为力，除非我进行化疗，否则，很快将性命难保。
可是化疗一次几百块钱，我们家里已拿不出一分钱，我三姐才17岁，而且，她已经答应我不再嫁人，我不可能再用嫁掉三姐的办法来救自己的命。
我爹已经献过很多次血了，最后几次血站都已经拒绝再收他的血，因为他间隔的时间太短。
没办法我娘也想去卖血，可一查血她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人家不要她的血，我娘急的每天除了哭便是哭，直惹得我心烦。
这时我们村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到医院去看我，见我根本就没有钱住院，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爹和三姐把我背到人多的地方讨钱治病。
开始我吓坏了，我想那不等于出去要饭吗，那要让警察抓住了怎么办，再说北京人不见得就那么有同情心，我要是躺在那儿，一天讨不了几个钱，那不太丢人了吗？
可是，我们那个老乡说，北京这地方大着呢，街上讨钱的乞丐什么样的都有，警察怎么抓得过来，更何况有好多人是假装残疾骗人的，象我这样情况实在可怜，不走这条路便没什么法子可以想。
我爹想了想，也说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去试试看，万一遇上了好心人，能帮咱一把呢，再说，你二姐正在家给你筹钱，说什么咱也在北京呆一段时间，如果真的能讨几个钱，咱们吃喝不就不用愁了吗“？
我爹的话终于说动了我，人到了我这样还要什么面子，我劝自己全当是在街上晒太阳玩儿，不去看那些过路人的脸就是了。
就这样第一天上街，我还把脸洗得特别干净，穿上我娘给我缝的白布小褂，我怕人家嫌我脏讨厌我。
我身下的这张白纸是我自己写的，上学的时候我的大字得过老师的表扬，可我没想到才几年的事儿我要给自己写这样的东西。
我爹和我三姐扶我上了这座天桥，这是我那个老乡替我选的点儿，他说这儿人特别多，而且，有很多有钱人。
他说的挺对的，第一天出来，我就挣到了二十多元钱，而且，还有一张是五元的，我高兴的不得了，我觉得北京人真好，特别是有些女孩子，虽然就几毛钱，可是，她们对我特别同情的眼神让我不敢看她们。
不过那天我那个老乡来找我们，拿走了十元钱，他说他已经给那个地段的大哥打了招呼，要交给他保护费，还说以后每天要交十元钱，要不这样就会有人出来赶我走。
我们虽然对老乡的这种做法挺生气的，可又没有办法，我们惹不起他也躲不起他，只好听他的话，把钱交给他。
就这样，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快两个星期了，每天我爹和三姐把我送到这儿，他们就走远一点，看着我，他们也是怕别人欺负我。
可是，我还是得谢谢那个老乡，他虽然经常来拿走一些钱，但是，真的没人过来欺负我，好多人见了我都绕着走，可能，他们也觉得我肿得越来越厉害的腿太吓人了吧。
现在我也已经习惯了每天躺在这儿，有时候我一天能赚五十多元钱，甚至还有一次一个外国人给我了一张100元的，我爹马上过来把它收好，嘴里还直说：“我儿有救了，我儿有救了”。
要说现在的人真有心好的，那天一个大妈送给我一个盒饭，并给我留下二元钱，她还对我说：“孩子，要不是大妈的退休工资没几个，大妈真想多给你点，让你快去医院治去，你再这样呆下去，能行吗”？
我不知道该跟大妈说什么，只好对她笑笑，我这一笑，大妈的泪出来了，我看她一抹眼赶紧下了天桥。
其实，我现在也是硬撑着跟阿姨你说这么多话，因为，我想也许你会帮我在报纸上写写，我真的可能等不到有足够的钱来做化疗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白天躺在这儿风吹日晒的，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老乡租的那个小棚屋里气都喘不过来，我身上疼得针扎似的也不敢哼哼，就怕老乡嫌烦，赶我们走，可走了我们上哪儿去住？
我现在盼着我二姐快点给我借到钱，无论怎么难受我也想做化疗，因为我太想活下去了，我死了我爹娘我三姐他们怎么办，我不能让他们为我哭。
我今年刚过了十三岁的生日，我现在最怕看到的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我真的很害怕他们瞧不起我，我怕他们以为我是骗子，可是，我真的不是骗子，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前两天我娘捎信来，说教练要来北京看我，我忙求娘跟他说，让他不要来，我不能让教练看到我现在变成了乞丐，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以前，他总夸我干净，利索，虎头虎脑的象个运动员的样子，可是现在，我脏得都看不出模样来了，我没脸见他。
阿姨，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可怜？一年前我还是活蹦乱跳的体校学生，可是我真不知道我会得这种怪病，我想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我现在肯定会拿到省乒乓球赛的第一名。
如果是那时，你来采访我，那多带劲儿，我还会让你为我拍张照片，彩色的那种，我想那会儿我一定特好看特干净，要是那样该有多好。可是，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采访者思绪：
看得出东东与我讲话的时候是极度的不舒服，因为他不停地扭动着身体，想找一个最佳的姿式，可是截肢的那条腿造成的不平衡，使他始终是一种别扭的样子、他满头冒汗也无可奈何、就只好这样说下去。
远处我看见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遛遛跶跶不停地往这边看。我知道那是东东的爹，他在时刻注意着儿子的动向，想到这家人的这些举动，我就由衷地感到难过，一个体校的好学生，县里的乒乓球苗子，农家的宝贝儿子，就这样被癌症毁了，真是天灾不可预料的悲剧。
在我看多了形形色色的乞丐和他们怪招百出的“可怜”后，我对东东产生了真实的同情，我希望自己能为他做点什么，而不是一支秃笔总在那里写呵写，写些富人们不看，穷人们不关心的文章。
可是，就东东的病情而言，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等到大家都来献一份爱心的时刻，因为，我听说，骨癌一旦扩散便是最为凶险的结局。
应该说这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已经与绝症斗争了很久，可是他还在等待，那笔巨款也许并非遥遥无期，但他总要给家人也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因为现在人们手中能够拿来无偿帮助别人的钱实在越来越少了。
我突然突发奇想，也许应该有贷款给病人救急的机会，可是又一想如果钱花光了，人却没有救治过来，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如何还上这笔钱会象刚刚逝去的生命一样给他们的痛苦之上再压重负，所以，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这个乞讨的孩子实在可怜，正如他所说的，我走过去总要再回头看，下了天桥总要再往上看，在这种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同情心的人也许并帮不了什么忙，而能出力的人也许并不具备同情心。
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每个人都有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利。
只有十三岁的少年东东别无选择。
为了不再使自己的同情心倍受煎熬，我下班的时候更改了路线，我宁愿多绕一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