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这样霸道，我也挺害怕，死劝儿子算了，好人家的女孩有的是，跟村长的儿子争，咱哪能争得过。
可我儿子倔呵，他到两个嫁出去的姐姐家去借钱，又到镇上去帮人杀猪，忙活了一冬，总算凑了笔象点样的聘礼，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到那个女孩家下了聘，人家女方也挺看中我儿子的，当下就订了婚，准备转过年，五·一节正式过门。
当时，我们家的大门被村长的儿子用土槌打了两个大洞，我们也没敢吭气，伐了一棵柳树，重新做好了门。
订了婚以后，那个女孩经常来我家，跟我儿子出出进进，说说笑笑。这下，村长的儿子可气坏了，几次纠缠我那没过门的儿媳妇，我儿子知道后去跟他打了一架，从此以后，村长的儿子就老实多了。
就在这时，乡里征兵，儿子去报了名，体检也合格了，本来，村长还卡着不放，可人家武装部看准了我儿子的体格，点着名要他去，村长这才算同意了。
当时，我那个高兴呵，心想儿子婚也订下了，再出去当几年兵，等回来的时候，村长的儿子也早娶亲了，这疙瘩也算就解开了。
为了让儿子安心地走，我那未过门的儿媳妇主动要求早举行婚礼，她嫁过来也好照顾我们两个老的。
就这样我儿子在当兵之前把媳妇娶进了门。可是就在等乡里的通知的时候，村里安排我儿子到地里去守浇地的水泵，而且是夜里12点的班儿。
我儿子刚做了新郎不到一个星期就安排他去干这活儿，我特别心痛，想替他去，可儿子说：“当兵的事儿还在等乡里的最后通知，别在这时候跟村里闹别扭，搞不好村长又出面给搅黄了，我还是去吧，天亮我能回来。”
可是儿子这一走就没回来。
天亮了，村里人来叫我，说我儿子让水泵的电线给电死了，我不信，磕磕绊绊地跑去看儿子已经被他们放在了拖拉机上，他头上的口子一看就是被打的，脸色也是青紫的，浑身上下全是血，可是，那些人就硬说他是触电死的。
我儿媳妇当下昏死过去，老伴扶着儿媳妇哭得上不来气，两个闺女嫁的远一时也没法给她们信儿。
村里的几个人拖着拽着把我弄到了火葬场，到那儿就把我儿子给烧了，直到把那烫手的骨灰放到我手上，我才明白过来儿子是真的死了。
我跺着脚的哭呵，嚎呵，我知道是村长他们打死了我儿子，可是我不懂法，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浑身是血的儿子给烧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有啥用呢。
过了好几天，我那俩个闺女才知道信赶口来，我二闺女女婿是当兵的，他说，我们要告人家，可是一点证据也没有，根本不可能告倒他们。
我说，我们有人证呵，有那么多人看着我儿子浑身是血躺在拖拉机上，头上的大口子老长，电死不可能是这个惨样吧。
“可是那些人肯为你去得罪村长吗？”
女婿说的对呵，有谁肯为我们去得罪村长呵。
我儿子死了以后，村长的儿子隐瞒实际年龄进了部队，几年以后又被推荐考上了军校，现在人家已经是军官了，而且是舰艇上的，听说就驻在广州。娶了城里女人做媳妇，又漂亮又时髦，他爹提起来就夸儿子有本事。
可我那儿媳妇自从儿子死了以后，就有些神经不正常，经常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后来，她娘家看着实在可怜就把她接回去说是调养调养。
可过了半年多，我和老伴去看她，她娘家人说女儿早已改嫁，现在都快生孩子了。
回来的路上，我和老伴是走了一路，哭了一路，我们怎么也不甘心儿子就这么白白的被人害死。
我请人写了状子，开始一级级的告状，告了一路，都是要我们拿证据，我回村求爷爷，告奶奶的请乡里乡亲给我写个证据，可是，没有人肯出这个头。
乡里不管我告到县里，县里又推回乡里，让乡里好好查一下，可查来查去，还是村长说话，他说我儿子的确是电死的。
为了告状我地也不种了，开始都是闺女接济我，收了粮食送过点来，可闺女都拉着孩子，我也不想连累她们。
后来我把房子用砖砌死，跟老伴一路要着吃到省城来，我们走到哪儿，要到哪儿，一路上乞讨来到郑州，这已经是第八次了。
我儿子已经死了这么久，可村长还是村长，冤魂还是冤魂，我们老两口，不为别的，就为讨个公道，为了让儿子的死真相大自，你说，这咋这么难呢。
我们老两口已经合计过了，这次省城里不给个说法，我们一路要着吃也要到北京去，都说那里的领导最重视老百姓的事儿，我们没办法呵，儿子的事不弄清楚，我们就是死也闭不上眼呵。
要说咱老百姓可是真是好人多，我们一路上要着吃，有给汤给水的，有给钱的，走到信阳一个摆茶摊的小伙子给了我200元钱，他说，“大爷，我支持你为儿子讨个说法。”
我当时感动的那个泪呵哗哗地淌，我跟老伴说：“就算是咱告不到村长，咱俩的这条老命也得扔在上访的这条路上，这样咱们才敢去见屈死的儿子，不是咱不想给他伸冤，是咱太没本事和能耐了呀。”
不瞒你们说，我老伴的眼睛都快哭瞎了呵，她现在不扶着我走不了路，你们想想，刚刚娶了媳妇的儿子呵，说没了就没了，死的这样惨这样冤，搁哪个当娘的身上不把眼睛哭瞎了，把肠子给抠烂了呀，心痛呵！
现在要告倒村长就更不容易了，人家的儿子现在是军官，听说亲家也是个头头儿，当年看到我儿子浑身是血的那些人，老的老，死的死，谁也不肯出来为我把日子弄得不好过了。
虽说是承包到户了，可村长的权力还是大呀，随便折腾你一下，一年就白干了。
唉，这官司我虽说是想一直往下打，可恐怕这把老骨头真的要扔在荒郊野外了，说不定那天等我们要也要不到的时候，我们也就见儿子去了，这样到好了，人不喘气了，也就无所谓冤不冤了。
采访者思绪：
虽然是因为我的记者身份，这位为儿子伸冤十年未果的老人才肯吐露真情，可我仍感到了遗憾和无奈，已经过去这么久的事，更何况没有物证任凭哪个法官也不会鲁莽行事。
说到底还是老人自己害了儿子，当初发现儿子的惨状，他不应该马上就让村里的人送到火葬场，起码让医院来人帮儿子看一下，医生的责任感和良心是会为他出一个公道的结论的。
可是，当时他没有这样做。
老人也许脑子里全是儿子死了的噩耗，对怎么处置儿子的后事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于是，在众人的张罗下，草草料之，农村确有死者入土为安的习俗。
于是，漫长的上访路他根本走不到尽头，这件无头案年代愈久远，就愈很难分出是非曲直，我很想对老人说，这是件很难打赢的案子，但是，我说不出口。
对一对已经为上访乞讨了十年的老夫妻来说，这样让希望从此消失，会要了他们的命，在某种意义讲，这种上访已成为他们对失去儿子后的孤独生活的唯一寄托。
我知道对他们来讲结果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讲话，可这个人他们找了十年，还没有找到。
这让他们如何能停止奔波？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反倒沉重起来，良知告诉我，他的儿子很可能有冤情、因为前因后果，因为老人的亲眼所见。
可是法律是讲证据的，并且不重人证重物证，这已是铁律，可老人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证明的东西，甚至连血衣也没有一件，只有18岁的儿子化成的一杯骨灰，这让他儿子的死将永远是个谜，想到这一点，我真的有些无法解脱。
这也是乞丐的经历之一，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乞丐是因为上访而沿路乞讨、但是，我知道象这对老夫妻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不少。
告别郑州，我还在牵挂那对老人，不知他们十年的奔波何时有个出头之日。也不知他们有生之年是否真的能让亡灵安息，但是天理昭昭，日月可鉴，只要是正义就不会惧怕邪恶。恶人总会遭到谴责，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很后悔没有把这两句话送给老人。
但我想他们终究会明白的。
第二十四章
为了给儿子治病，她做了超生户，可是女儿的降生并没有给儿子带来幸运，十岁的儿子带走了这个家庭全部的快乐与生容的希望。这位32岁的妈妈从此带着女儿流浪街头。
——“五十岁”的乞丐奶奶与她两岁的女儿。
老太太与小女孩是北京的乞丐群体中常见的角色，常常是这样的情景，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拉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坐在冰凉肮脏的地上，用乞求的眼神注视着每一个过往行人。
坦白他说，我是经不起这种“悲惨”的考验，无论多与少，我总要掏自己的腰包，不打发她们，我会感觉脚步沉重。
所以，在乞丐队伍里，老太太与小女孩是屡试不爽的生力军，因而，她们也是能源最多的队伍。
天桥上，地铁里，包括地下通道，每三个乞丐里面就可能有这样一个组合，采访乞丐她们不可不“榜上有名”，于是，我在寻找这样的具有典型性的目标过程，接触到了她们。
这是一位足足有五十岁的“老奶奶”与看上去顶多两岁的“小孙女”，北京最冷的天气中，所有的乞丐都撤了，只有她们仍坐在冰冷，昏暗的地下通道，默默的注视着越来越稀少的过往行人。
也许她们收入少的时候，正是我能够让她们接受的时机，我知道这种想法并不特别善良，可是，有时候机会真是千载难逢。
“大妈，孩子要睡了，还不回去？”
被我称了一声大妈的“老奶奶”头巾下的眼睛迅速瞟了我一下，她去拖了拖要睡着的孩子，把她揽在怀里，继续执着的坐下去。
“大妈，我天天路过这儿都看到你，你们来北京很长时间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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