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黄墨洲的人，原来是清政府派往香港的侦探，与香港官员过从甚密，暗中又与海盗来往，天地会势力强盛时，他又帮助天地会在香港招募士兵，是一个背景复杂的投机人物。1857年7月，香港政府得到密报，说黄墨洲店中窝藏赃物，便派大队警察前往搜查。结果，在黄墨洲店内起获大批从某货船劫来的食糖，还搜出一些簿册文据。署理辅政司布烈治派警察司梅查尔和监狱司英吉利审查此案，结果发现黄墨洲簿册里有与高和尔往来的钱款数目，高和尔与黄经营的非法业务有关，他们还按中国习惯结为异族拜把兄弟。
布烈治是高和尔的好友，派大员进行审查，本来是查黄墨洲的，不料结果适得其反，查出了自己朋友的问题。于是布烈治指责梅查尔、英吉利二人蓄意诬陷，排挤上官，妄图取而代之。布烈治将有关簿册尽行焚毁，洗脱了高和尔的贪污罪行，只把黄墨洲判刑了事。
1858年初，仍有人举报高和尔贪赃枉法行为。香港律政司（总检查官）安士迪重新办理高和尔一案，弹劾高和尔十九条罪状：（一）玷辱官绅。（二）自营娼业。（三）包庇盗匪。（四）以妓作妇。（五）包办妓院及娼妓牌照。（六）私通盗党。（七）听信谗言。（八）假借权威。（九）为匪作保。（十）蒙蔽上司。（十一）合伙分赃。（十二）容庇犯妇。（十三）勒释海盗。（十四）广置私产。（十五）私营丑业。（十六）纵容戚属。（十七）收取昂租。（十八）秘密社党。（十九）公行贿赂。
安士迪对高和尔的弹劾，总督宝灵数月置之不理。安士迪愤然上报英国政府。宝灵见事情闹大，只得下令组织五人审查委员会受理此事。在审查委员会质询时，布烈治攻击律政司安士迪制造谗言，安士迪则将对方黑幕一一揭露。双方争吵不休。宝灵组织的审查委员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在审查报告中断定，所列十九条罪状，其中八条为捕风捉影之说，七条仅有嫌疑，无确切证据，其余四条事实俱在。但审查委员会认为高和尔的犯法行为，出于一时过失，若给予革职处分，则处罚失当。
香港总督宝灵对审查结果十分满意，声称这一裁决澄清了高和尔的问题，是对安士迪制造流言蜚语的谴责。总督控制下的行政局还通过决议，指责安士迪多次在正式场合因谩骂引起争吵，声言他的意见经常判断失误，狂妄偏激。
安士迪没有屈从于宝灵的压力，继续指控高和尔，要求进行公正的审判。宝灵主意坚持不变。1859年1月，安士迪被迫离职返回英国。但香港反对高和尔的舆论并未平息。后来，英国政府指令新任总督罗便臣继续审查高和尔的问题。高和尔见势不妙，拒绝传唤答询，辞去职务，逃之夭夭。1861年9月，行政局公布审查结果，指出高和尔与黄墨洲交结，证据确凿，玷辱官声，应依法给予革职处分。但此时高和尔早已离职，香港政府只是说说了事，并未给他任何处分。
市民告总督
早年在香港办报不受什么限制，办报人不是传教士，就是英商或与英商关系密切的人。例如怡和洋行的大股东马地臣是《香港记录报》的股东。《孖剌报》的主笔孖剌是商人出身，曾在广州的英国商行工作，后来又经营过米业和运送华工。当时的英文报纸多半是英商的喉舌。香港政府本来特别注意照顾英商的利益，但英商还是常常与香港政府发生意见冲突。当时香港和英国传递消息靠船只，港府和伦敦互通信息，往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英商和香港政府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他们便通过报纸抨击香港政府，发泄不满情绪。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个人得失，但是他们对早期香港政府某些官员劣迹的揭露却往往是真实的。
1850年，德伦收购了《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德伦是鸦片战争以前就到广东经商的，英国占领香港后他即到港府田土厅任职，后来调任登记官署。1847年，他指责当时已任职辅政司的威廉·坚有受贿嫌疑，在高等法院败诉，遭受撤职处分。从此与港府官员不和。
德伦购买《中国之友》正是想利用舆论作为报复的工具，对港府官员进行揭露和报复。
1857年，毒面包案件发生时，德伦也是受害的英国人，他不甘精神和医药费用的损失，向张亚霖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6月开庭审理，审问结果，德伦胜诉。法官判给赔偿费1010元。但张亚霖财产在封，只能等结案后再支付。不料，7月张亚霖释放逃往越南，德伦的赔偿费落了空。于是，和所有受害人一起迁怒于张亚霖的律师必烈啫士，说他自己的律师费到手，就故意安排张亚霖秘密离港。由于毒面包案要求赔偿未得到满足，德伦对香港政府积怨很深。所以，他在报纸上对徇私舞弊的政府官员发动了猛烈的抨击。
1857年8月，德伦在自己的报纸《中国之友》上发表文章大骂必烈啫士，指责他只顾自己发财，不管别人死活。必烈啫士向法庭提出控告，指称德伦犯诽谤罪。但香港其他英国人也指责必烈啫士，说他已经是港府署理辅政司，却为一个要毒杀全体英国人的中国嫌疑犯担任辩护，而且收受金钱，有亏职守。1858年7月23日，因黄墨洲勾结海盗一案，德伦撰文抨击调查委员会，并揭露代理辅政司布烈治和总登记官高和尔勾结舞弊、包庇犯人。对于德伦的揭露，宝灵政府十分恼火，便以“诽谤政府罪”起诉德伦。幸亏有已经离职的原律政司安士迪代他辩护，法庭才以“证据不实”撤销控案。
1859年8月24日，《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转载了安士迪在英国的一篇演说词。在演说中，安士迪揭露了当时香港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的现象。对署理总督威廉·坚抨击尤其厉害，具体揭露威廉·坚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情形。见报第二天，港府即对《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提出起诉。因为当时香港正流传港府官员有贪污受贿的事件发生，德伦报纸的指责，立即引起宝灵的注意，马上指定专人组成调查委员会。威廉·坚请了两位律师，其中一位勃力基斯是威廉·坚的好友，并且以前也曾受过德伦的指责。经过3天审理，最后法院审断德伦罪名成立，指称他诋毁官吏，屡犯妨碍他人名誉罪，应予重罚，遂判处徒刑12个月，罚款50英镑。
德伦入狱后，被囚在维多利亚监狱一间普通小牢房里，4个罪犯同居一室，狱吏对他十分严厉，每天12个小时禁止活动。香港本来有些人同情他，听到狱中情况，更觉得是威廉·坚手下的人故意折磨他。于是发起签名上书宝灵，请求改善德伦在狱中的条件，减轻刑期。宝灵表示，无权处理减刑的要求。其实，总督集行政、司法、立法权于一身，权力很大，不单有对犯人减刑的权力，连死刑犯人都有权赦免。当然，对于暴露港府丑闻的德伦，宝灵不会给他减刑。为了应付英国一些居民的呈文，只答应派人到狱中调查德伦所受待遇情况。调查结果认为，德伦在狱中的条件无须改善。直到这个案件传到伦敦，成为下议院指责的对象时，德伦刑期才获得减半。
《孖剌报》主笔孖剌也多次在报纸上揭露香港政府某些官员的劣迹。他们对总登记官高和尔的揭露，比德伦还要激烈。他还抨击当任总督宝灵滥用职权，给怡和洋行特殊便利，使其垄断市场，获得贩运鸦片的巨额利润，而宝灵的儿子正是怡和洋行股东。报纸捅到了总督的痛处。于是宝灵提起反诉，结果孖剌以“诽谤总督和侮慢政府罪”，被判徒刑6个月和罚款100英镑。
当时，新闻界对宝灵非议颇多，甚至有的西方记者指控他滥用职权，虽然都和德伦、孖剌一样败诉，但是，他们的行动使宝灵成为历任港督中第一个被指控总督，开创了香港市民指控总督的先河。
华人商店罢市
宝灵上任的第3年，1856年11月21日，香港中国人开设的商店，为了反对港英当局颁布的欺负中国居民的不合理条例，一起闭门停业。这是香港最早的一次大罢市。
该年，港英当局公布了《购买地产条例》、《征收费用及讼费条例》，设法增加财政收入。接着又公布了《华人屋宇及妨害公安条例》，不顾华人的生活习惯，违背了华人的利益，香港中国居民一致表示反对。尽管华人一再表示自己的意见，港英当局丝毫不予理采。引起华人集体罢市。由于这一次的罢市，市面贸易立时停顿，秩序大乱。当时港英警察力量还比较单薄，只有欧籍警官33人，华人老更39人，主要的力量是靠“大头绿衣”（即印度差），有166人。全部合起来也不过238人。华人罢市，港府要出动警察镇压，但是警察力量捉襟见肘，还要同时维持出巡和站岗，已经无法兼顾，惟有出动英军。威廉·坚召集当时驻防香港的英军第59团，进入市区，分别驻扎在最繁华的歌赋街和上环，实行武装镇压。还颁布特别法令，征调了四十几个外国商人为“特务警察”，来帮助维持市面秩序。
英国占领香港，开埠之初，曾明文规定，尊重中国人的生活风俗习惯，一切按照“大清律例”，现在竟突然毁诺，对于华人居屋的门窗间隔也一律要按照外国规定办理，违反了中国人自己的传统生活习惯，因此华人居民表示非常不满，屡次要求改善或是暂缓执行这种苛刻条例，官方却执意严厉执行，凡不遵守者一律拘捕，并且加重罚款，逼得香港的中国人忍无可忍。因此当时香港华人团体就在11月20日下午召集全港华人大会，议决要求当局暂缓执行或者放宽处罚。第二天实行罢市，逼迫港府答应这一要求，于是在英帝侵入香港十余年之后，就发生了这次华人商店全体大罢市的风波。
当时总督宝灵不在香港，护督就是威廉·坚。他大为慌张，连忙出示“安民告示”，又接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