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后为逃避我空军飞机追击而逃到香港降落。香港英国当局有责任把这一作战飞机和机上人员予以扣留，但是，英国政府却不顾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竟然将该战斗机上的人员放回台湾，公然容许香港被利用为对中国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逃避的场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港英当局的纵容之下，还一度利用港九作为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1956年10月10日晚上在广州进行破坏活动以策应九龙暴乱的十多批国民党特务分子，都曾先后在九龙佐敦道龙华酒店等处，受过爆炸、放火、散发传单、进行煽动等破坏活动的技术训练。正是香港英国当局一贯包庇和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做法，使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九龙暴乱事件正是港英当局这种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暴乱事件发生时，葛量洪正在外地旅游，事件完全由署理港督戴维德处理。由于暴乱不断扩大，警方无法遏止，10月11日下午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戴维德决定颁布戒严令，并调派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晚上香港电台、丽的呼声电台同时播出戒严令，护督亲自向市民表示决心弹压此次暴乱，整个九龙地区，实行宵禁。
《香港与中国》一书对此暴乱事件中的葛量洪有如下描述：“香港方面——由于中国提出严厉抗议，使行装甫卸、游罢归来的港督葛量洪有点紧张了！13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不断接触，商讨如何收拾残局，作善后设计。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之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堂口首要人物，这个建议即被葛量洪所接纳，训令迅速执行。”当天晚上，整个九龙的警方车辆，几乎全部出动，英军军车也随警车之后，分为十余组四处拘捕黑社会人物。至14日凌晨，拘捕已超过三千人。
“14日晚上，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广播讲话，强调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厉惩罚。同时也指出局面虽然已被控制，但仍未能恢复常态，因此，局部地区仍须继续施行宵禁，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面秩序。至于北京方面的抗议及指责，则避而不说，只字没有提及。”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包用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除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外，该机还乘载了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飞机11日12点一刻由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原定前往雅加达，再转飞万隆。但该机在飞越沙捞越西北海面时，突然爆炸起火，除了1名机组人员侥幸生还外，其余人员全部遇难。
亚非万隆会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个会议代表着亚洲和非洲拥有14。4亿人口的29个国家，受到亚非广大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拥护。美国及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予以阻挠和破坏。
原来周恩来总理打算乘此机参加会议，后因事另乘他机。据中国外交部透露，凶手准备制造这一事件的计划，中国方面认为，“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要求英国和香港当局彻底查究这一事件。英国政府当时答复说：香港警察已经尽了最大力量进行保卫工作，且该飞机是在英国领土以外炸毁的，不应由英国或香港政府负其责任。
印度尼西亚就此事件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断定，这次事件的原因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所造成。爆炸打穿了第三号油箱而发生了无法控制的大火。
飞机在贾塔尔上尉的指挥下从香港起飞。飞机是完全适于飞行的，并且带有足够的供飞行之用的燃料。飞机同地面各站互相交换了例行的电报，飞行完全没有发生事故，一直到将近五小时以后，当飞机正在距海面1。8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时才发生事故。在这个时候飞机上听到爆炸声。烟就开始通过冷空气导管进入机舱，随后不久就发现了在第三号引擎机舱后面的右翼上局部着火。
飞机立刻开始迅速下降以便使飞机在海上实行强迫降落，并且用无线电发出呼救信号。尽管进行了救火的行动，在这期间放慢了第三号引擎的转动，但火势蔓延得非常迅速，使水力液体设备失灵，随后电力设备也继之失灵。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下降飞行的最后阶段内，浓烟进入驾驶舱，使得能见度减少到几乎等于零。最终飞机坠毁。
从海底打捞残骸的工作于1955年4月25日开始，进行了10天，在这期间打捞到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残骸。在对残骸检查以后发现了确实的证据，证明曾在生还的机务人员所提到的那一部分起火。有肯定的迹象证明，爆炸是在右翼起落架下轮舱处发生的。
5月27日，港英当局就“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发表公报说：在飞机残骸受到技术专家的检查之后，“香港政府即接到通知说，飞机失事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右翼的爆炸而造成的，而爆炸是由于在右翼第三号引擎背后所安放的爆炸物所引起的。”公报说：“鉴于时间的因素（因为通常类型的定时炸弹是要在12小时以内爆炸的），看来最可能的是，爆炸物事实上是当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被安放在飞机上的。”港府怀疑爆炸是与一名男子周梓铭有关，港府表示要努力调查此事，“使肇事者归案法办”，结果却任由罪犯溜往台湾。港府曾向台湾方面要求引渡该嫌疑分子，但台湾方面并无明确答覆。事件逐渐不了了之。
事前没有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事后发现主罪犯行踪，又不及时追捕缉拿，并且释放了在押的嫌犯，主凶犯逃台之后，更没有坚持强行引渡。港府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葛量洪访京话天气
在中英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港督葛量洪于1955年10月4日偕夫人一起来北京作私人访问。当日下午2时，港督在罗湖坐着香港铁路局的专列，由广州铁路局的车头牵引，驶往深圳。没有副官或秘书随从，只有香港铁路局局长杜利华陪同港督夫妇乘车由罗湖到深圳，而警务处长必明达、新界高级警司哥顿，新界副警司格莱斯及港督副官韦特，只在港督登车前与之话别。港督当日抵穗，下榻爱群大厦，次日转乘飞机飞抵北京。葛量洪曾经多次访问北京，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是首次。
动身赴京的前夕，1955年10月3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发表评论说：“看来有些人惧怕这次旅行可能会增进香港与共产中国之间的友善关系。假如真的这样，香港居民是不会不满意的。”对港督访问北京增进中港之间的友善关系，“有些人惧怕”，香港居民则会满意，社论显然话里有话，特别说出“惧怕”的只是“有些人”，而没有专指“香港居民”，从社论的语气，也足见当时香港居民对葛督北京之行，是充满期望的。
尽管港督伉俪声称，他们这次北京6天之行是私人性质，只作为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的嘉宾身份而来的。但访问起了缓和中英紧张关系的作用。
港督夫妇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共进午餐。
1955年10月12日，港督自北京返回香港，在尖沙咀车站月台上，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和观感时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我们到了北京之后，和我们的朋友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夫妇住在一起。我在北京游览了5天，到过北京的人，一定知道如果要全部游览完毕，将需十倍于此的时间。那便是我们在北京真正所做的全部的事了。
“我也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先生作了一次礼仪上的访问，谈了约10分钟。这是一次礼仪上的访问，我们讨论的是天气。在这次谈话中只有一次提到了香港，那还是我提起的。我说每年这个时候香港的天气要比北京热。
“我们也获得了与周恩来总理一齐进午餐的礼遇，也可说是荣幸。欧念儒夫妇也在座。这一次也是国际应酬，你们知道在这种应酬的场合是不会谈论国家大事的。当然我们也谈了一些严肃的事，倾谈者主要是或者全部是关于中国建设发展方面的事。
“周恩来先生问了一个有关香港的问题。他问到在解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事事件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我说自从发出通缉周梓铭归案法办的命令之后尚无进一步的发展。我还告诉他自从我离开香港后也没有听到有进一步的发展。
“除此之外，香港并没有在谈话中提到。正如我所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社交访问。在我到北京去之前，我国驻北京的代办也已向中国当局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即使有一些严重的事务要谈的话，那也不是本人的事。那将是英国驻北京代办与中国外交部间或英国外交部与中国驻伦敦代办间的事。
“也许我这番谈话，会使你们感到失望，不过事实经过就都在那里了。”
这时一个记者问了对北京的观感，港督说：“我始终认为北京是世界七大杰作之一，它确是如此。那些宫殿都已经修复了。城市要比我以前看到的清洁得多。在进行中的建筑工程数量之多确实十分显著。”
除旧布新建新城
从中国内地三年的战争中，港英政府又一次得到两份意外收获，即资金和劳动力。数十万人涌入香港，到1950年，香港人口达到225万人。移民之中，有腰缠万贯的大亨，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劳动民众。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庞大资金，也随着移民而流入。这为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条件，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膨胀，使居民的住房问题突显出来。加上历届港督只关心高级楼房的建筑，而对人数众多的劳动人民的居住并不注意，因而成千上万的劳动居民住在木屋区，包括平顶房、铁皮房、草席棚、弃船，甚至在废弃房屋的楼梯、平台以及走廊及街边屋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