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加时20分钟，至晚上11时20分才结束。
在彭定康祖家，英国政府也为他的政改方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边刚一出笼，那边文武百官，遥相呼应。各大报章均以巨大篇幅，评介彭定康的施政报告，并一致叫好。
彭氏施政报告话音刚刚落地，首相梅杰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完全同意港督的施政取向，并相信这个取向能代表香港未来最佳倾向。称赞彭定康取得了胜利。
《泰晤士报》发表题为《彭定康旋风》的社评，赞扬施政报告是彭督打响的辉煌而雄辩的“第一炮”。虽然并无民选议员进入行政局，会令港同盟失望，但报告对政制改革的各项建议，具有民主化的推动力，这一点是绝无疑问的。
《卫报》社论指出，“彭定康心知争取九五年扩大直选议席希望黯淡，故采取从侧面抢攻的办法推动香港民主。实现区议会与市政局的直接选举是‘后门民主化’之举，是一项巨大成就。新的功能团体界别也涵盖了香港社会各阶层，加上立法局的委员会制，必然招致中方的忌恨。”
《每日邮报》发表以“彭定康在香港的一场赌博”为题的社论说，“彭定康的行为虽然潜在危险，但值得一搏。”
英国人要搏什么？彭定康政改方案的要害又是什么？
三违反的“政改”方案
彭定康的所谓政制改革，就是立法局与行政局分家，本来行政局和立法局是双委任制，行政局有的议员被委任为立法局议员，立法局有的议员被委任为行政局议员。两局的关系是行政主导，立法局对行政局负责。彭定康的方案是：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分开，使两局议员的身份不重叠，从而使立法局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行政局非正常化，不委任有正常背景的人士进入行政局；香港总督不再担任立法局主席，主席由议员互选产生；成立由政府官员和立法局议员组成的政府及立法局事务委员会，以商讨处理有关立法及财务方面的事务。
彭定康对1991年的选举方案作了大手术：变双议席双票制为单议席单票制；将功能组由以前的21个变为30个，改组别投票单位为个人投票即一人一票，这样功能组别投票人数可扩大到全香港270万人；选民年龄由21岁降到18岁。
彭定康扩大区议会职权，取消区议会及两个市政局的委任议席，使其全部变为直选；成立1995年立法局选举委员会，由直选的区议员出任，由选举委员会推举10名立法局议员，使区直选议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推选的立法局议员，实际上成为变相的直选议员；规定区议员（均为直选）在立法局中占10个议席。
根据彭定康的施政方案中所玩弄的政治游戏，香港立法局直选或变相直选的议员就达到40名，占由60名议员组成立法局的2/3，这些人可以坐直通车进入1997年以后的立法会，英国政府则可以通过控制由此产生的“民选人士”，进而继续在香港政府中享有发言权。
他的政改方案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违反了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和谅解。
按照全国人大的决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由60人组成，其中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30名。1995年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如果要过渡到1997年后成为未来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就必须按上述原则办，但是，彭定康的方案却提出，在30个应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席中，把原有的21个议席，由法团投票产生改为个人投票产生；把新增设的9个议席，由功能团体选举改为“使每个行业中的每个在职人员都可投一票”，就是要把功能团体选举这种间接选举方式改为按行业划分的变相直接选举。
香港立法局的60个议席中，有21个席位（占35％）是由19个按不同社会功能划分的社会法定团体选举产生的，这些团体被称为“功能组别”。在《基本法》中，功能组别的选举被称为“功能团体选举”。显然，功能组别的选举是由功能团体投票的间接选举，这有别于全体选民投票的直接选举。
功能团体选举方式，是港英政府在1984年11月发表的政制白皮书中提出来的。1987年，香港政府在检讨这一制度时，认为这一制度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因而决定加以延续。此后，立法局中这部分人人数逐届增加，从1985年的6人增加到1991年的21人。在起草《基本法》时，英方还一再向中方推荐这一选举方式。英方从来都认为功能团体选举是间接选举。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考虑到，既然这种选举方式为港人接受，并确有优点，就本着把香港行之有效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原则，把功能团体选举这一间接选举的方式写进了《基本法》，并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
彭定康把功能团体选举这一间接选举方式改为变相直接选举，完全违背了《基本法》和中英双方在过去所达成的协议，也完全违背了当初设立功能组别的初衷。这种改变还会造成香港居民选举权利的不平等：全香港有600万人，其中有270万在职人员除了有权在分区域的直选中投一次票外，还有权在按行业划分的变相直选中投一次票，而这些行业中的退休人员和这些行业以外的其他人则仅有权所在区域的直选中投一次票。这种在公民选举权力上的人为差别，十分不合理，同时也违反了功能团体选举“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有关“直通车”和选举委员会问题上，彭定康也同样做了手脚。所谓“直通车”问题是指：香港政府管治下的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1995年产生的立法局议员，能不能过渡到1997年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在起草《基本法》时，中国政府吸收了英国政府提出的一些意见，在《基本法》中就“直通车”问题作出了有关规定，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基本法》时，又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这个决定第六条写明：“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本决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其议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条件者，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确认，即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这就是说，现在的立法局议员能不能坐“直通车”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只要按照这些规定实行，“直通车”就可以开通。但是彭定康却企图按他的“政改方案”拼凑一个立法班子，“直通”到1997年之后，成为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显然，这个如意算盘，就是企图通过这个班子的“立法主导”作用，延续英国在香港的政治影响。
邓小平早有预见
1992年12月份一些香港媒体消息说，对香港人关注的九七能否平稳过渡的问题，不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邓小平也亲自过问，并和中共高层一起作了统一部署。权威人士说，大家知道，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原则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提出的创造性构想，已在中共十四大被确定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尤其希望在香港首先付诸实践，但是，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到1997年7月1日期间，香港会不会出现不稳定因素，他十分关心。1984年10月，他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就指出：“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自己会遵守，也相信英国人会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但是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要说变，人们议论的总是北京方面政策会不会变，没有想到其他方面会不会发生变。”
1984年7月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他又提出希望不要出现影响香港平稳过渡的五种情况，其中第五是：“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991年他又指出，香港后过渡时期的重要问题是防止英国人出坏点子，搞小动作，把一个个大包袱留给特区政府。英伦突然换督，彭定康上台的所作所为，证明了邓小平的预见。
对于彭定康上台后的政制改革方案，最初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完全是彭定康个人一手设计出来的，但是，敏感的香港舆论界，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中国人，在换督时，就看出了政改的背后其实是英国对香港以及对中国政策改变的蛛丝马迹。
香港媒体有一段入木三分的分析，抓住了彭定康政改方案的要害。该媒体分析说，英国抛弃了对“联合声明”的承诺，已经改变了对华和对港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打国际牌，纠集了“新八国联军”，支持英国人侵夺中国主权。英国人急于扶植自己的人物在香港掌握实权，这些人不仅要影响香港，而且还要能够把手伸入华南，伸向整个大陆。最现成的可信人物眼下就有梅杰以元首级规格接待香港的某些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什么党派的头头，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另一个头衔和身份——华人。小赌本而博大赔彩，刀子锯大树，英国人确是心存大欲的。
不过，“八国联军”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彭定康到加拿大乞求支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称，不欲介入中国内政。澳大利亚也没有高级官员讲支持的话，没有闲心管他人瓦上霜。何况，什么是民主？在英伦，多年来有北爱尔兰要求独立的问题迟迟不解决，又是否民主。干预别国内政，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