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走进一间病房。仰卧病人是位秃头老汉，呜呜在哭。音色凄厉，象有人往生了锈的管道里吹气。
“爷爷，别哭了。那东西是不能要了，对您的病不好。”小白也跟过来，和颜悦色地劝。
“他为什么这样悲痛？”詹姆斯博士问。
我也是第一次看人哭得这样伤心。许多文学作品里都形容老人眼泪如何浑浊，其实不确。他的泪珠晶莹，每一粒都有钮扣大。
齐大夫走过去，象哄小孩似的搬起他的头：“老爷子，又为那事哭，是不是？”
老翁泪眼凄迷中看到齐大夫，抖着皱纹笑了：“你来了就好。他们都不听我的，就你心好。”说着用手指挖耳朵眼儿里灌进的泪水，眼巴巴地等着。
小白气得一甩手，说：“齐大夫，你就会收买人心。”
我和詹姆斯博士面面相觑，不知是怎么回事。齐大夫也不解释，从白大衣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摸出火柴，扑的点着，将米黄｜色的过滤嘴优雅地衔在嘴里，徐徐吸着。
待朱红色的焰火象仪表似的渐渐发亮，迅即拨下。一边吐着雪青的烟圈，一边把烟嘴栽到老翁干裂的唇里。
老人象狮子打起欢快的呼噜，大口喷烟。原来就灰暗的脸，罩成紫色。
我看了眼他的诊断：肺癌。
詹姆斯博士告诉地连说OK。扑扑！病人把烟段象瓜子皮似的弹出，艰难地说：“这烟……不对味……骗人……”
小白心疼地拣起烟把儿，说：“齐大夫能骗你吗？这根烟值好几毛钱呢。怎么说丢就丢了？”
病人梗着脖子说：“我抽了70年的烟，我能冤枉人吗？我没说齐大夫他骗我，我是说烟贩子骗了齐大夫。齐大夫比孩子们好，他们不叫我吸烟。我说，你们有后悔的时候。
到那时，想我了，甭点香，就在我的骨灰盒上烧根烟就行。不过得好烟，冒牌货可不行。
齐大夫脸色很难看。
詹姆斯博士上前一步，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硬如盔甲的烟盒按了某处机关，啪地蹿出一根。他用长满黄毛的手指捻起烟，打着金乌龟模样的打火机。并不火苗跳起，烟就熏着了。他轻轻嘘了一口，递给病人。
肺癌紧紧地抿着口，象个死蚌。
“给———你————”詹姆斯博士用怪调的中文满脸热情地说着，蓝眼珠里跳荡着仁爱的光辉。“这是正宗的英格兰产品，绝无假冒。”他又用英语说，急切地要齐大夫翻译给病人。
肺癌把嘴张开了，但不是接烟。说：“我不要沾过你嘴巴的烟。我要是叫你传染上了爱滋病，怎么办？我听人说了，亲嘴可以传染。”
我觉得齐大夫完全可以把这些话隐瞒下来，随便用其它理由拒绝博士的好意。但是，齐大夫原汤原食地将话译了过去，不怀好意地瞧着大洋彼岸的绅士。
我们都很紧张。
詹姆斯博士悲悯地看着病人，停了一会儿才说：“不要以为西方的每一个人都是爱滋病患者。我可以很负责地说，我不是。”说罢，他把烟盒留在床头柜上，对小白说：“小姐，请您再给他点上一支烟。谢谢。”
他小心地没有触着烟盒内壁。
小白憋红了脸。齐大夫接过来说：“中国女士一般不会吸烟。我来吧。”
老爷子香喷喷地吸着烟，冲着外国人，连连杵着大拇哥：“好烟！好烟！”
詹姆斯博士观察起墙上的一幅字画。小白又到别处忙了。
“齐大夫，你还是挺适合搞 临终关怀。刀子嘴，豆腐心。”我说。
“不。”他高大的身躯佝偻了。“我给病人买的红搭山的确是冒牌货。正规店里的太贵了。病人们都管我要烟，我又不能叫他们的钱。卖烟的小贩说，这烟是专卖给送礼的人的。我的烟不是给当官的人抽的，是给临去了的人，我不该骗他们。西方的临终关怀人员的确值得学习。”
我说：“我们毕竟刚刚开始。”
詹姆斯博士说：“我仔细研究了这张图表，发现其中有一个规律……”
我们定睛看去，那是一幅草书，铁划银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什么规律？”我们异口同声地问。
“这个符咒连续出现了三次。”博士毛茸茸地大手指点着。
真够难为这位洋博士的。一片天女散花的狂草之间，他居然认出了三个相似又绝不雷同的“老”字。
齐大夫看了看我说：“解释这是作家的专利。”
我说：“还是你说吧。你们既然把它贴在这里，自然有寓意。”
齐大夫清清喉咙，说：“这第一个老字，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照顾服侍老人。第二个老字是代词，指的是自家的双亲。这第三个字是名词，包括普天下所有的老人，具有一种抽象的意味。”
詹姆斯博士凝神听着。
齐大夫接着说：“这句话串起来的意思就是，你要象服侍自己的双亲服侍整个人类的老人。”
詹姆斯博士喟叹道：“神秘而博爱的东方哲学！”
我们为詹姆斯博士送行。
“我没想到在红色中国，看到你这样年轻而认真的同行。”看得出，詹姆斯博士挺欣赏齐大夫，但他的夸奖仍有节制。
“我这一次到你们国家来，请我看了豪华的宾馆，现代化的流水线，吃了皇帝吃过的饭，游览了美丽的古迹。一切都在萌芽，你们几乎什么都有了，建设中的中国现在只缺一样东西了。”詹姆斯博士很真挚地说。
“什么东西？”我们又一次异口同声。
“就缺临终关怀事业了。这文明世界的象征。”他说。
我觉得这真是干什么吆喝什么。但还是为他真诚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詹姆斯博士继续说：“你们的临终关怀医院太简陋了，象贫民窟。我们的医院象花园，高大的病房，先进的设备。甚至还有一所幼儿园建在里面，让孩子们的欢笑去冲淡死亡的叹息。我们还有无数的志愿者。大学教授、学生、白领职员、家庭妇女……当然最多是的大学生，组成关怀者大军，完全无偿地为垂危的病人服务，闪烁基督的精神。
很可惜，你们要走到这一天，还很漫长……“
无论詹姆斯博士怀着怎样的善意，齐大夫还是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不要任何报酬的志愿者。”
同样固执的英国博士说：“可是我没有看到。”
“那是你在中国呆的时间还短。假如你有兴趣，请周末下午来。你会看到我们的志愿者。”齐大夫毫不退让地坚持。
一位志愿者让在我面前。我是那么不情愿用志愿者这个词来称呼她。她很年轻，眉宇间很忧郁，时刻提醒你她不是一个完全的志愿者，而是被某种目的驱使到这里来的。
这一次站在院子里，是为了更方便的谈论死亡。病房里住满了垂危的人，尽管有的昏睡的，有的痴呆，我还是不愿在距离他们很近的地方谈不可避免的归宿。尽管他们可能完全听不见。
因为冷，女孩的瘦削的双颊现出艳丽的玫瑰色，使她比我初见时可爱了许多。冷和热都会使年轻人脸色红润。但热会使额头也红起来，人显得毛躁。惟有冰冷中的红润，象果子一样生动。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问。不是专业记者，很不会采访，只拣最好奇的问。
“因为……大家都来，我就来。”她说。声音很小，迫使你离她更近些，看到她的额头明净得象刚洗过的玻璃杯。
“如果大家都不来，你来吗？”我问。这是个穿着随大流的小姑娘，今冬最流行的黑色羊毛健美裤，套上洋红色的小靴子，该是很有生气的打扮，但仍然觉出她的沉闷。
“我不来。”她干脆地说。
还好。有说真话的勇气。
“那么为什么来呢？”
“因为总说要做好事，一般的好事早就叫人做完了。我说得不是数量，是种类。学院要挖掘新的好事品种。一位同学的表姐在这当护士。她说，大学生闲着没事，到医院来陪要死的老头老太太说会儿话吧。就这样。”
“同学们都有些什么说法？”
“说什么的都有。先说，给不给钱啊？外国干这事可得给大价钱。立刻有人反驳，你才土呢，外国干这活一分钱也不要。其实他俩说得都对都不对。如果要钱，真是不少要。如果不要，就一分钱也不要。”
“你们呢？”我明知故问。
“我们当然不要的。一星期来一次。”
“大家愿意来吗？”
“怎么说呢？又害怕又好奇。真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死人。我特怕见死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小动物，可是我从来不养。觉得养得不好，它们就死了。心里的难过，远远大于它们活着的时候带给我的欢乐。我问过我妈，说以前的人有的连蚂蚁都没踩死过，我眼神不好，根本看不清地上有没有蚂蚁，不知踩死多少小生灵了，真糟。我妈说，傻孩子，一条生命，哪就随随便便没了？只要不是成心用鞋底碾，蚂蚁不会死的。我试了一回，穿着旅游鞋走过去，回头趴在地上一看，蚂蚁安然无恙。我的心不坏，可是我不愿来。不是因为别的，我太容易忧伤了，胆子还特小。”
“不来不行吗？不是说自愿吗？”我问。
“不行。现在说是自愿的事，有几个是真自愿的？学校后来把它规定为品行项目，打分记档案。说这是爱心服务，必须来。刚开始，我的确是被迫的，但现在，我是心甘情愿地来了。”
我不知假如詹姆斯博士在场，会是一副什么样表情。我说：“详细讲讲好吗？”
“第一次走进这个院落，死气沉沉。表姐说同学们愿意进屋同老人聊天最好，要不帮着打扫卫生也行。她知道我们害怕。”
“几个胆大的同学随便找了个门，一推就进去了。我很想等他们出来告诉我窨是怎么一回事再决定进不进。可他们好象进了漩涡，再不露头。我傻傻地让在院子当间，后来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儿。表姐走过来说，你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