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上的时候，最小的孩子劳拉无法理解死亡是永恒的事，她转向我，问妈妈是不是已经在英国和卡米拉在一起了。我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只能拥抱着她，又吞下更多的药丸，把眼泪强压了回去。
坚持住，别哭，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时我对自己说。在英国护照检查处我们碰到了我预见中的问题。那位官员看了一眼护照就离开去找来了他的上司。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问了我许多问题，但鉴于这种悲惨的境况，他终于睁一眼闭一眼地让我们进了关。最后我总算取出汽车，把三个疲累不堪的孩子带回家中卡米拉的身边。从那一天起，卡米拉就要像母亲一样把她ffJ抚养成｜人。
对于卡米拉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责任，她自己才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子。值得永远赞扬的是，她干得很出色。
伊莎贝拉的女儿们总算安全了。她们一起长大，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孤儿院里。在以后的困难岁月中她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结了婚，看着彼此的子女长大。这一定会是伊莎贝拉所希望的。
当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床上安稳地熟睡以后，我独自来到花园里，仰望苍天，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该轮到我哭了，我等得够久的了。
我曾爱过那个女人，伊莎贝拉曾爱过我。
第十章 月台布道
伊莎贝拉去世后，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她们互相支持，而照顾她们的卡米拉又是她们熟悉的人，因此她们感到很安全。罗丝安娜这时住在汉普斯特德一家人家里帮着带孩子，路易莎、劳拉和约瑟菲娜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们在当地新的天主教学校上学，感到很高兴。我们在托特里奇的房子很大，五间卧室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车道里停着两辆汽车，当地的花匠一周来整理两次花园，这显然是个非常正派的家庭。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关着的大门里面住着一个有大袋大袋偷来的钱和几百瓶麻醉剂的神智失常的狂人。日益增长的吸毒量使我越来越孤僻，对兴奋剂造成的亢奋和飘飘然的渴求控制了我整个的生活。
特里，还有他把我出卖给克雷兄弟的事对我的打击远比我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懂得对艾伦讹诈的严重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才看清了它的全部含义。这件事导致了我和亲爱的特里之间的许多争吵，在后来的几周中我把在高热公司的股份卖回给了他。我们互相叫骂着分了手。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很高兴离开他，因为这使我摆脱了一切责任，给了我更多的时间享用毒品。
在我蹲在家里这一期间的头几个星期，我仍在某种程度上和卡米拉及姑娘们频繁接触，到楼下去吃饭，偶尔把脑袋伸进客厅看看。但是不久这一切全都变了。随着时间的逝去，我开始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吸毒，常常一连几天不出门。我和外部世界的推一接触是我三岁的女儿特莎。当我人事不省地躺在书房地板上时，总是被她在门外的喊声叫醒：“爸爸，爸爸，让我进去玩玩。特莎常常会在我房简里呆上一整天，画图画。因为她不肯离开，卡米拉只好用托盘把她的饭送到楼上来。女儿和我在那间书房里一起度过的随后的六个月，把我们永久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从特莎那儿得到了从未在妻子那里得到过的爱。然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房间成了我吸毒岛上的第一个监狱。这是一间很舒服的囚室，有厚厚的黑色地毯，四壁是高大的书架，书架上陈列着一万多本书，倒不是我读了很多，而是收集书使我感觉良好。由于我对藏匿东西着了迷，我在许多大厚书的中间切出一个方洞，创造出秘密的藏匿处所。在书架的一层上我放藏毒品的书，在另一层上放藏钱的书。但我常常吸毒吸得云天雾罩的，忘记了哪些书里藏的是什么，要找的时候就把几十本书抽出来放到地板上。书房里还有一张白色的书桌和两把黑皮椅子，那是爸爸和特莎宝宝的椅子。除此之外，惟一的家具就是两个有锁的档案柜了，一个放我的毒品，另一个放特莎的画。我在一间小房间里建造自己虚假的世界，对于外部世界的事件不闻不问，如哈罗德·威尔逊在三月份的选举中获胜啦，等等。只要我有了兴奋剂，不论哪个政府上台，世界都是美好的。尽管我和另外五个人同住在一所屋子里，她们却仿佛并不存在似的。我在吸毒后飘飘然的幻觉中过着自己的日子。
由于我永远处于兴奋剂的作用之下，便开始发展起一种幻觉，整个世界都在服用快乐药丸。政治家、法官、警察，所有的人都在一片和谐中快乐地唱歌。将不再会有战争或饥饿，大家都像风筝那样飘飘然，世界将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并不是什么愚蠢的梦想，我确实认为是天意让我会使人类养成每天服用安非他明的习惯。要开始这项工作，从自己住的这条街开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我怎样才能使大家都服用毒品呢？我总不能去敲每一家的门，说：“喝一杯这种可乐吧！这儿不是哈利威克精神病院。必须找到另外一个办法。”
一天早上，看着送奶工送奶时我找到了答案。我可以把安非他明和在他的牛奶里。但我意识到不可能买通他来做这件事，我必须把和好毒品的牛奶放在自己的奶箱里，然后把他支走一会儿，把我的奶和他的调换一下。于是我给牛奶店打电话，他们送了十篇奶到我的车库里，我在那儿仔细拿掉了瓶盖。和进了液体安非他明。我在吸毒后晕晕乎乎的状态下干了一整夜才完成任务，但是凌晨时分我搞得一塌糊涂，牛奶洒得满地。我的大量的安非他明牛奶混合饮料出了毛病，最后我误服了安眠药，睡得人事不知。花匠发现我睡着在草坪上，但喝了两瓶我自制的特殊牛奶后，我很快就恢复了。遗憾的是，那时邻居们都已经和平时一样，吃完天天吃腻了的玉米片离家上班去了，而引导他们进入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努力也被正式取消了。
上述事件后我开始出去疯狂购物，在麻醉剂的影响之下我完全无法控制这种冲动。服用安非他明后你没完没了地说话，而在商店里我保证能得到全神贯注的接待。没有哪个店主会叫你滚蛋，上别处去花钱。我停下买东西简直不可能。并不是我需要的东西，买什么都行。鞋子、钢笔、水果、颜料、熟肉，什么都行，我发疯似的进这家店出那家店，不停地买呀说呀，提着雨伞。木制品、毯子、蔬菜、钻头、书籍、衣服，沿着高贷一家家走下来，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当东西多得根本没法拿时，我就让一个友好的店主给我把买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存放在他那儿，但往往会忘记自己存在了什么地方。有一天，我在买一盒香烟的时候，人家给了我五个装满了新买的东西的袋子。我根本不记得买过这些东西。又一天，我走进一家殡仪馆，说：“嘿，现在还没有人死，但是我需要安排自己的葬礼。”花钱买下了他们现有的最昂贵的棺材。现在回顾起来，这是很悲哀的事。我是这样孤独，需要和不管什么人说说话，不管什么事情，甚至说说自己的死亡。一天下午在理发店里，人家用怪异的眼光看我，等轮到我的时候，理发师对我说他那天上午已经给我理过发了。“我只不过要在头顶上再剪那么两下！我还会付钱的。”我答道，觉得自己干了什傻事。剪了两下以后我付了钱，那高兴异常的理发师大声对我说：“随时欢迎再来。今天我们一直升到六点钟！”英国和德国进行世界杯决赛的那天，我到文布利去看那场足球比赛，但是我把一种强力的合成致幻药麦角酸二乙胺和安非他明混合使用，结果达称得以为英国2：4踢输了。在我们离开体育场对，我不断安慰英国球迷们，说：“别难过。比赛踢得不错。”他们都怪模怪样地看着我。直到后来在一家酒吧里，我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时才发现杰夫·赫斯特是我们这边的。
在后来的一两年里，生活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我生活在一片紫红色的雾据之中。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仲夏时节。甲壳虫乐队正在反思，他们的总管布赖恩·爱泼斯坦刚刚去世。在“爱情与和平”运动的浪潮下，我自己的友好亲善时代开始了。
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熟睡后，我接到了上帝本人打来的终极电话，不是从电话机上接到的，而是直通我被毒品麻醉得糊里糊涂的大脑的热线。起初有很多杂音，于是我吞下了更多的药丸好听得清楚一点。毒品开始生效时电话重新接通了。上帝在电话的那一头。“哎呀，上帝你好，”我说，“你怎么样？这简直太荣幸了。”“别说话，”上帝极其权威地说道，“仔细听着，像罗宾汉那样向穷人施舍。在你抢提包的日子里，你从来没有施舍过一分钱，因此你被逮住了。把钱财施舍给穷人，我将使你不再遇到麻烦。你有的只会是好运，我的孩子！”他说了“我的孩子”吗？我惊得目瞪口呆。是的，他说了。他在告诉我我是耶稣！现在卡米拉和邻居们可能会看到我身上的优点了，至少她的神甫会尊敬我了。我跪在地上，接受了指令，要作出最大的牺牲来证明我对（圣经）里那伙人的忠诚。我不像亚伯拉罕有儿子，那就得是我的女儿了。我走进特莎的卧室。她睡得很熟。我吻了吻她的头，然后闭上眼睛，站在她面前，把汽车钥匙放在了她身边，宣告说：“我将走到穷人那里去！”“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拿着装满现金的大口袋离家时，听见上帝用伦敦东部的口音这样说道。两条街以外，我正走过一个电话亭时上帝又说话了：“不用走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坐出租车吧！”我宽下心来，因为即便是对一个二十二岁的人来说，走到尤斯顿也是够远的。
二十分钟后出租车在尤斯顿火车站停了下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月台布道”。在圣洁的毒品的过度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