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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对父亲发脾气后一个星期，我送父亲到了医院，当医生告诉我癌已在他全身扩散后，我几乎崩溃了。卡米拉听到他的病情时却无动于衷，仍拒不同意让他看看孩子们。“我爸快死了，你这个臭婆娘，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我嚷道。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她坚决不肯和解。那天上午我坐在楼梯台阶上，为这个无法解决的局面伤心大哭。“滚蛋，你个婊子，”我喊道，“把你该死的妹妹全带走！”我爱过的这个女人如此冷酷漠然地对待我得了癌症的父亲，现在我连看她一眼都觉得受不了。我伤心至极，失去了理智，逼着卡米拉和孩子们当场搬到附近一家旅馆去住。我开车送她们去旅馆时歇斯底里地大叫：“该死的钱！从头到尾你们这些杂种要的就是我的钱！”在一阵大怒下我把几千英镑扔到了车窗外面。回家的路上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去找扔掉的钱，但是已经没有了。对于一些那天下午在托特里奇附近走过的人，那是个幸运日。
我开始蔑视金钱，终于认识到了它带给我的只有虚伪。
第二个独自在家的晚上，我正在看电视上尼克松庆祝他在美国大选中获胜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面前是两个带着毒品搜查证的警察。用不着有爱因斯坦的脑子就能知道是谁告的密。我顿时慌了，想着楼上还有几百瓶安非他明呢，法院决不会相信这些都是供我个人服用的！我会被指控为贩毒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警察只拿到了一个大瓶子的毒品，相信这就是我的全部所有。他们把我带到当地的警察局去，指控我拥有毒品，取保释放，等待下个星期出庭。
回到家里以后我冲上楼准备去拿掉所有别的毒品瓶子，生怕警察再度搜查。我打开放毒品的柜子，惊恐地发现里面只剩下了一瓶。我发疯般搜遍了所有藏放的地方，包括阁楼上，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不必再害怕警察会找到更多的毒品了。已经没有了！
我整整吞掉了那么一大堆该死的药丸！整个一船货，足够十年的供应量，不到五年就光了。
现在真到了恐慌的地步了。我面临着重大的问题，不是被警察指控，不是老婆和孩子在旅馆里，也不是身患癌症即将死去的父亲。我的问题要大得多！我没有兴奋剂了！我得找到新的来源，可是到哪儿去我呢？一开始我找了六个私人医生给我开安非他明的方于，可是这比起我对毒品的可怕渴求来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我总是没有足够的毒品，绝望之下我撬开了当地的一家药店，这至少暂时提高了我的储存量。我得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于是开始制定我的终极计划——武装抢劫，但目的不是钱。我的想法是去武装抢劫一家制药公司。这回将是“安非他明大劫案”，一麻袋一麻袋的毒品装上军用卡车。对于像我这样的痛君子，这是个终极梦——弄到足够一生享用的药丸。储存着大批毒品所给予我的安全感就和别人看着自己的银行存单时的感觉一样。感谢上帝这次“安非他明大劫案”始终没有离开设计图板。
后一个星期我惊异地在巴尼特法院门外看见了父亲，在我为钱的事辱骂他以后，他还能这样对我，真是太好了。这次我是初犯，罚款了事。
独自一个人住在那所大房子里，我越来越感到抑郁。有一天玻璃匠给我来了个电话，想知道是否一切都好，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接到我的电话了。“我们都还行，”我说，“我妻子出去度假了。”“啊，怪不得呢。”他答道。那天下午，我完全失去理智地吸完毒接着就喝起酒来。酒精和毒品一向是双料毒药，这一点在那天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歇斯底里地狂笑着砸碎了房子前面的每一扇窗子。我拿起电话，对着玻璃匠狂呼道：“成啦！全家福！从第一到第十六号一块不拉！”几分钟后警察到了。“闯入者，该死的无赖们！他们都跑了。”我微笑着对警察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就离开了。一个小时以后，我还在哭着，玻璃店的老板亲自来给换玻璃，并且对我表示同情安慰。他是个工匠加治疗家。
几星期后我允许卡米拉和孩子们回家来了，但现在情况有了不同。我终于接受了她对我毫无感情这个事实，但是尽管如此，为了孩子们我仍想再努把力。我第一次开始表现得和正常人一样，并且减少了吸毒量，晚上也不再外出，尽力作出最好的表现。我甚至不用书房，我们把它变成了约瑟菲娜的卧室。我相信这会改善我们的婚姻关系，但是两个月后出现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吵得更凶了，该死的玻璃匠简直就像住在我们家一样。卡米拉的妹妹向来站在她的一边，现在几乎不和我说话了。为了防止吵架，我开始在楼下长沙发上睡觉，但是多数晚上当叫喊声上升到如雷灌耳的程度时，我就去睡在停在当地停车场的美洲虎里。
就这样，家里的生活又继续了几周，直到在砸玻璃的间歇中特里又来了电话。他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因为我的青春使他感到自己也年轻了。这一回他要我陪他到曼彻斯特去两个星期。“你要是陪我去我给你三百英镑。”他说。我想到这可以摆脱家庭战争，就同意了。除了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之外，他究竟为什么到那里去我并不知道，只知道特里想多见到比莉·怀特洛，一个正在曼彻斯特拍电影的女演员。他迷恋上了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以后，她在关于克雷兄弟生平的一部电影中扮演他们的母亲。在我眼中，特里这种痴迷的浪漫显得很可笑。他干这种事年纪实在太大了。我认为四十五岁的人不会再迷恋上什么人了。
第二天早晨，他开着他那辆蓝色的罗尔斯·罗伊斯来接我，把我介绍给一起去的约翰·布莱克。约翰是一个拳击大出资人手下的末流拳击手。我眼足了毒品，坐在后座上着迷般地听他们谈到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贾维斯·阿斯塔尔、杰克·所罗门斯、米基·达夫等等。“现在是我们的大好时机。”特里吹嘘道。“和谁？和穆罕默德·阿里吗？”我笑问道。“不，和杰克·康特尔民”他骄傲地答道。那个时候，杰克·康特尔还是个无名之辈，在利物浦之外比赛，但是在短短几年中他将会成为世界轻重量级的冠军。“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一个世界冠军，然后让他输掉一场，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从这儿到拉斯维加斯的每一个收赌注的经纪人打得个落花流水！”特里大声说道，他又进入了他每天的幻想世界。对这场谈话一无所知的杰克·康特尔最早是在特里的经济控制之下进入伦敦的。但一如既往，就在杰克成为世界冠军的前夕，在某些有势力人物的压力之下，特里放弃了一切有关的经济利益。和真正的阿尔·卡彭不同，亲爱的特里在这种F力下总是屈服的。
在曼彻斯特我们住进了皮卡迪利最好的旅馆，什么也不干，只要整天坐着所特里讲他的越来越长的狂想。不过也挺有意思的，不断打电话让服务员送来更多的东西。没有女人，只有酒和特里——当他没有出去追寻比莉·怀待清的时候。
正是在曼彻斯特两周的平静生活中我最终接受了多年以来就看到了的现实。使婚姻继续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了，怀着混杂着悲哀和解脱的心情，我决定结束它。回到伦敦，特里把我送到家门口时，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知道一切就要结束了。我终日在兴奋剂的影响下，但我以自己的方式宠爱着我的孩子，仍然爱着卡米拉，可是现在我要从战场上鞠躬退出了。我没有地方可去，但仍决定第二天离开。我心情十分忧郁，为了保证我的最后一夜能平静地过去，我加大了安眠药的剂量。
第十二章 爸爸再见
第二天上午，我到特里的办公室去取陪他到曼彻斯特的钱，在那儿遇见了特尔玛，我们认识已经有些时候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但是她喜欢玩乐，我们偶尔晚上在俱乐部见面。特尔玛建议一起喝点什么。那天晚上她的同屋琼陪她一起来了，琼是个非常漂亮的模特儿，有一头长长的黑发。特尔玛给我们做了介绍，笑着说：“小心点这个人，琼，他是个疯子。”琼的温暖、友善的微笑立刻吸引住了我，当她们离开俱乐部时，我跟在后面到了她们贝克街的公寓里。我径直走进琼的卧室，坐下来和她聊天。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得回家去了，我早上有工作，需要在午夜前好好睡一觉。”“我现在就在家里，”我笑着说，“我要和你住在一起，我喜欢你！”那晚我还真住下了，以后的两年我们一直在一起，先是在贝克街，后来在哈罗兹公司后面庞特街上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后来再也没有回到托特里奇那所房子里去过，把所有的衣服都留在了那里。既然那儿已经没有储存的毒品了，为什么还要开车去到那条痛苦的街上呢？卡米拉本人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只要她每周收到支票，使她能继续在那座房子里生活，她就满足了。
我并不爱琼，但在女人方面我终于找到了宁静。
也许甚至连对卡米拉我感到的也不是爱，更像是对多年前我想象中她的形象的一种痴迷。
琼帮助我度过了离开卡米拉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痛苦的日子。她是一个很随和的女孩，随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问题也不问。我开始平静下来，吸毒量也逐渐减少了。
我们开始定期去看我的父母，他们很高兴。这对爸爸的健康很快恶化，每次去看他都越来越糟。多数周末我们也到在伦敦南部琼的父母家去。她那勤劳一生的父亲讨厌我，一个二十五岁、把白色新美洲虎汽车停在他门外的浮华子弟。‘“你是火车大劫案的劫匪之一吗？”他问道。“不是，我太小了，他们不要我。”我开玩笑道。“那么你那辆该死的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