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悠的怪人。
弗莱思·巴尼特是巨大的哥特式综合建筑群，坐落在大面积的场地之上。它有着欧洲最长的走廊，病房都是上锁的，病人只有进了棺材才能从里面出来。许多病人从世纪之初起就一直住在里面，进来时才十几岁，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镇静剂的药力之下。后来揭发出来，医院里求得家属同意在病人身上进行过大脑手术实验。当别的十四岁的少年在上学、一些不服管的或许在蹲监狱的时候，我却和严重的精神错乱的病人一起被锁在了疯人院里。我并没有抑郁症，也没有自杀倾向和厌食病，只是一个因偷窃被抓的孩子。我能够对付监狱生活，但这个精神病院和里面的病人使我毛骨悚然。我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住的单元叫哈利威克病房，里面尽是怪人，整天被锁在一间大公共休息室里。这间长约六十英尺的房间有俯瞰院子的大窗户，偶尔会有从别的病房逃出来的转了向的病人从窗前溜达而过。房间里有大约十张圆桌和许多椅子，黑白相间的方地板革铺的地看上去像个巨型象棋盘。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二十来个疯子一起生活在这间病房里，他们里面有些人我记得很清楚。阿伦是个画家，瘦高个儿，有一头疼曲的黑发和肮脏的长胡子。他永远穿着黑色高领套头衫，宽松耷拉的长裤和凉鞋，整天画别的病人。他总在削铅笔，要不就是像画家常做的那样举着铅笔量比例。画好每张画以后，他把它们小心地放进一个灰色大夹子里。阿伦从不说话，也不让任何人看他的画，我认为他是因严重的抑郁症住进病院的。
另外一个人是“其死掉”先生，他整天在休息室里转来转去，嘴里念念有词：“我真死掉也不在乎。”一面重复同样的字句一面自己在笑。他整天老从开着的窗子里爬出去，在草地上行个屈膝礼后再爬回来。“其死掉”个子不高，二十几岁，总穿着医院的层衣。他拒绝穿鞋袜，绿色的贝雷帽一直拉到盖上耳朵。
最吵人的病人是胖胖，一个大约五十岁的女人。她体重肯定有二百八十磅，两个奶子大得像西瓜。她不戴胸罩，大如茶托的奶头撑着绷得紧紧的尼龙套头衫。胖胖一天到晚不停地吸烟，用吸剩的烟头点燃新的一根烟。烟灰总是掉在奶子上，每次她穿过房间去把又一个燃着的烟头扔进垃圾桶时，烟灰便从如子上掉到地板上。她走路的时候裤子出溜下来，露出屁股沟来。她常常会和“真死掉”撞个满怀，对他大嚷：“滚蛋！”而他总是说：“我真死掉也不在乎。”对此她会咆哮着说：“那你就去死吧。”一面身子往开着的窗子前她老坐的椅子里一靠。她手里总抓着几包香烟，如果新来的病人问她要烟，她的回答永远是“滚蛋！”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别的话。
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罗杰。他大约四十岁，头已经全秃了。警察发现他凌晨两点时在大街上乱转，被带进来时穿着一身邮递员的制服。他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除了医生或者护士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他整天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儿。他一看见他OJ就会跳起身来，一个劲地对他们说他不是邮递员，他的名字也不是罗杰。
在屋子的一角坐着多琳，一个三十岁的漂亮女人，有着金黄｜色的长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她身材很好，穿一件黄｜色紧身套头衫，连胸罩上的针脚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坐在一张矮椅子上，就能顺着裙子看见她穿的白色裤子。当她张开两腿时我能看见她的荫毛。她的金发不是染的。多琳很少说话，但是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不愿做定在下星期的脑前叶切除手术。她非常害怕这个脑手术，大喊：“我不愿意把我的脑袋给切开！”
除了些耶稣会员、俄国特务和一个整天洗手的男孩外，还有另一个常客，我管他叫钱串子先生。他是个有钱的纽扣制造商。我认为他住院是为了逃避对他的诈骗指控。他是个英俊的男人，穿着昂贵的套服和钨亮的皮鞋，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个医生而不是病人。他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都在看专门给他送来的报纸。偶尔他也和多琳说话，在护士不注意的时候企图挑逗她。他总是开开心心的，不论谁问他要烟都给。他唯—一次面露愁容是在有一天护士递给了他一封信以后。
我们全都整天坐在那个房间里，天天如此，望着墙上大钟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晚上我们听卢森堡电台播放的埃弗利兄弟或汤米·斯蒂尔的音乐，他们好像每晚都播放同样的音乐。只有吃饭和送药车来到时才打破这单调的局面。这样过了两星期，正当我开始琢磨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某个纽沃姆大夫要开始给我治疗了。
第二天晚上八点，所有的人都下班以后，纽沃姆大夫才来叫我。以前我在病房里见过他。他是个英俊的、身材修长的澳大利亚人，肤色很深。他咧嘴微笑时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浓密的黑发每一细都整整齐齐。他总是穿浅蓝色的套服，系鲜亮的黄领带。他微笑着向我介绍了自己，让我跟他沿一条安静的长走廊走去，把我领进了一间治疗室，从里面领上了门。这个房间四壁空空，只在当中放了一张高睡榻，上方吊着一盏灯，像一间手术室，让人看了很害怕。大夫指着睡榻让我躺下。他从一个小黑箱子里拿出了注射器，给我打了一针。我马上就觉得晕乎乎的，好像飘了起来。房间仿佛变得越来越大，站在面前的大夫越来越小。纽沃姆大夫态度和蔼地问我为什么要抢提包。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感到他的手在揉我的肚子，他叫我放松。我记不得他提出的别的问题了，但我确实记得他说：“你会喜欢这个的。”一面拉开我裤子的拉链和我Kou交。我感到自己勃起了，还没明白过来就达到了性高潮。他告诉我不要有负罪感，而要享受其乐趣。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的性高潮，我感到很害怕。我不知所以，第二天就到年纪比较大的高级顾问医生巴尔金大夫那里去申诉。但是，唉，他自己也是个同性恋者。他仅仅对我说别让自己胡乱想象。我父母来看我的时候，我求他们让我离开这里，但是我是法院命令进这个疯人院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尽管我一再恳求，这种情况仍继续着。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上打针后的这种晕乎乎的感觉，加上纽沃姆大夫总是注意不让我有负罪感，性高潮也变得其乐无穷了。
这个大夫如何能够厚颜无耻地干出后来的事情，确实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但是他设法安排让我到伦敦中区去和他相会，并在他位于肯辛顿的公寓中过了一夜。到他给我车钱让我到伦敦西区去时，我早已不再抗议，非常激动地坐上拥挤的地铁到了皮卡迪利圆形广场。
在电影院门外闪烁的霓虹灯广告下咧着嘴微笑着等我的，是纽沃姆大夫和他治疗抢提包的最新方法。他带我进了附近一家小酒店，虽然我还不到年龄，他们还是把酒卖给了我们。我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他递给我一粒小小的黄｜色药丸，说：“我要你今晚玩得真正开心！”又说：“这会让你感觉更好。”
我听话地吞下了药丸，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进入右旋安非他明造成的昏暗世界的开始。这是一种强效安非他明毒品，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成了支配我生活的最强大的力量。
我坐在小酒店里，开始感觉越来越好。对于任何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能在夜里到皮卡迪利圆形广场来都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是这个药片把我带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不到半小时我就充满了难以控制的激动，在酒店里跑来跑去，和陌生人聊天，仿佛从来就认识他们似的。这种引起幻觉的毒品开始生效时，我变得激动、饶舌、外向。我们离开了酒店，穿过红灯区，那里闪烁的霓虹灯似乎越来越亮，好像专门是为我而点燃的。我的脑袋像一座喷发的火山。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好得没治了！我想唱歌。我们从街上的妓女身边经过时，她们都向我们微笑，招手要我们走进她们灯光幽暗的大门里去。我们看着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外面的裸体女人的照片，不久就走到楼下看她们脱衣服去了。当我抬起头来穿过烟雾，第一次看到一个全裸的女人时，我的心开始怦怦狂跳，荫茎变得硬邦邦的。在麻醉品造成的晕乎乎的感觉中没有了任何约束，我走进厕所的小间，一面想着那裸体姑娘，一面……这种工作时间以外的治疗毫无疑问产生了效果！小间外面的大间里，大夫正带着他脸上通常挂着的巨大的笑容在等着我。
我们离开了地下室里的裸体姑娘，步行到附近的一家西班牙餐馆。餐馆里人满为患，但是在钢琴附近为我们预留了一张桌子。我坐在那儿听着音乐的时候脑袋里昏昏然的。毒品的力量进入我的血管后，我不断感到新的快感从体内喷发出来。每一口大虾伴着开胃品，每一口牛排和草莓都是充满了狂喜地被咽入腹中。当我飘飘然走出大门，坐进出租车在开往纽沃姆的肯辛顿公寓的路上时，咖啡杯里漂着的奶油仍在我的脑子里浮动。
次日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独自躺在一张巨大的床上，脑袋深陷在一个大枕头中。浆熨过的浅蓝色床单上没有一道皱折，就好像是什么魔力把我放在了上面。我全身赤裸，感到动弹不得。出了什么事？我能够记得进了出租车，但是后来的事就一点也不记得了。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似乎过了好几个钟头，毫无道理地感到很悲哀，心想不知昨晚那奇妙的感觉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我感到如此厌倦？我没有生病的感觉，头也不痛，就是感到情绪非常低。我从床上坐了起来向四周环顾。这个巨大房间的高高的天花板整个是一面大镜子。东西像在博物馆中一样放得整整齐齐。到处挂着镶在华丽的金像框里的裸体少年的大相片，仿佛置身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