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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夫人：“可不是吗？中国人口里尽管复古，心里头恨不得制一条陀罗尼经被，把中国这个古棺一齐掩盖起来，别让洋人看见我们的老百姓，只剩下几个留学生戴狗领说洋话同外人拉手，才叫Zuo爱国呢！”
朱：“你也未免忒刻薄了。不过事实确是如此。十几年前，为丹麦皇太子要来游京，因为中山路两旁有穷人茅屋，还发生星夜拆民房的事呢！”
柳夫人：“这种事情还多着，那时代的人也太笑话了。记得有一要人也曾提议，以京沪一带为洋人常游之地，应将沪宁铁路两旁的茅屋用篱笆遮围起来，才不碍观瞻。他们总是怕中国老百姓替他们出丑，必要叫穷民人人拿一条白手绢，穿皮靴，像他们同洋人跳舞，才叫做替中国争脸。其实他们一辈子也不曾替中国争到什么脸，我们老百姓也不曾给中国出过什么丑。”
柳：“这就是我刚才所说，东西文化之批评不限于文章而见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态度。这班戴狗领的外交跳舞家心目中也自有其所谓‘文明’，此‘文明’二字含义实与‘抽水马桶’相近，甚至无别，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他们的抽水马桶，所以中国老百姓是‘野蛮’，至于老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披星戴月，晨露沾衣的种田，不能叫做‘文明’。我刚才讲中国人不是中了‘忧郁狂’，便是犯‘夸大狂’，这都是因为国弱，失了自信心所致。这种专学洋人皮毛的态度，哪里配讲中西文化？说也好笑，中国腐儒的古玩，常被此辈人抬出来当宝贝，而中国文化足与西洋媲美的文物，如书画建筑诗文等，反自暴自弃。他们开口尧舜，闭口孔孟，不必说孔子为何如人，彼辈且不认识，就说认识，也何足代表中国文物之精华。你想想，假如中国文明也如希腊文化一般的昙花一现到周末灭亡，除了几本处世格言及几首国风民歌以外，有什么可以贡献于世界？孔孟时人大半还是土房、土屋，席地而坐，中国如果到周末灭亡，哪里有魏晋的书法，唐人之诗，宋人之词，元人之曲，明清之小说？哪里有羲之之帖，李杜之诗，易安之词，东坡之文，襄阳之画？哪里有《拜月亭》、《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红楼梦》？又哪里有云冈石刻，活字版，瓷器，漆器，宫殿园林？现代中国人尊其所不当尊，弃其所不当弃，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不教中国画，建筑工程师不会造中国宅，文人把李白、杜甫看得不值半文钱，难道这还算中西文化的批评么？其实国人心理都已变成狂态了。先自心里不快，眼见社会政治不如人，生了inferiority complex，真正迂腐之处，无勇气改革，文化为何物，又不知所谓，于是一面虚张声势，自号精神文明，一面称颂西方物质文明。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还是咱们黄帝子孙内行。这且不去管他，我告诉你个笑话。民国二十二年有位法国作家，记不清什么名字，游历来华，偶然称颂东方女子身材之袅娜，态度之安详，说是在西方女子之上。这话是诚意的，我也不知听过外人说多少次，殊不知中国女子哪敢自信，自然把那位法国作家的话当做讽刺，大兴问罪之师，还闹得不亦乐乎。”
柳夫人：“他们正在恨不能投胎白种父母，生来红毛碧眼，一对大奶头大屁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哭笑起来，胸部起伏膨胀，像Mae West一样呢。总而言之，今日中国碰着倒霉时候，说来说去是海军的不是。什么时候中国造得几座无畏舰，去轰击伦敦大阪，中国女子也就美起来，中国点心也就好吃了。”
柳：“我所要指明的就是这一点。世上道理原来差不多，只怕常人不肯看到底。看到底处，中外都是一样的。中外女装都是打扮给男人看的，等于雄鸡、雄孔雀的羽毛是打扮给母鸡、母孔雀看的。这样一来，不又是天地生育的一桩寻常道理，哪里有什么高下？西洋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中国夫妇吵架，西洋夫妇也吵架，中国女人好说闲话，西洋女人也一样好说闲话，中国女人管饭菜，西洋女人也把烹饪术叫做‘the way to reach a man's heart’。你常看电影就明白了。烹饪如此，诗文也何尝不如此？记得民国二十四年，中国戏剧诗文在外国大出风头。梅兰芳受聘游俄演艺，刘海粟在欧洲开现代中国艺展，熊式一把《红鬃烈马》译成英文，在伦敦演了三个多月，博得一般人士之称赏。在上海又有德人以德文唱演《牡丹亭》，白克夫人又把《水浒传》译成英文，牛津某批评家称施耐庵与荷马同一流品，德人也译《金瓶梅》，称为杰作。我读了英人《红鬃烈马》的序文，说他读到‘赏雪’（enjoy the snow）二字就恍惚着了迷，说雪可以赏，又可开宴来赏，这真是中国人的特色了。然而中国人却莫名其妙，若说是假捧场的，那么戏一演三个多月，又非作假得来，若说是真的，到底中国戏中国画好在哪里，又说不出，总觉得杯弓蛇影，稀奇古怪，狐疑起来。”
柳夫人：“你也别多怪，现代左派青年不是《西厢记》、《牡丹亭》的，你怪他作甚？至于杜甫、李白，他们真看不在眼内，他们只认宣传是文学，文学是宣传，顶好是专做白话长短句，才叫做好诗呢！”
柳：“据我看来，还是书没有读通所致。西洋文学固然也有胜过中文之处，但是西洋文学一读死了，中国文学也就懵懂起来。他们读过几本西洋戏剧，便斤斤以为西洋戏剧就是天经地义，凡与不同者，都不能算为戏剧。譬如讲戏剧结构之谨严，剧情之紧凑，自然《牡丹亭》不及《少奶奶的扇子》，或《傀儡家庭》。但是必执此以例彼，便是执一不通。《牡丹亭》本来不是一夜演完的。西洋戏剧以剧情转折及会话为主，中国戏剧以诗及音乐为主，中国戏剧只可说是opera（歌剧），不是drama，以戏剧论歌剧自然牛头不对马嘴。你看中国人演剧常演几出，就跟西洋音乐会唱operatic selections相同。戏剧多少是感人理智的，歌剧却是以声色乐舞合奏动人官感的。如把这一层看清，也就不至于徒自菲薄。要在中国发展新文学新戏剧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旧体裁也得认清才行。又如小说，哪里有什么一定标准，凡是人物描写得生动，故事讲得好听，便是好小说。我曾听中国思想大家说《红楼梦》不及陀斯妥耶夫斯基，心里真不服，恐怕还是这一派食洋不化，执一拘泥的见解吧。其实我们读西洋文学，喘着气赶学他们的皮毛，西洋人却没有这样拘泥执一，时时发展，无论传记、长短篇小说，都是这样变动、试验，因这一点自由批评的精神，所以他们看得出中国诗文的好处，而我们反自己看不见，弃如敝屣了。”
柳夫人：“你发了这一套牢骚，喉咙怕干了吧？”
柳夫人立起，倒一碗茶给柳先生喝。又要倒一碗给朱先生，却见朱先生已经鼾鼾入梦了。他们举头一看，明月刚又步出云头。柳夫人轻轻地拿一条洋毡把朱先生露在椅上的脚腿盖上。
中国人与日本人
在远东所发生的事情鲜明地显出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大歧异。如果我们想相当准确地去预测中日这场好戏的未来发展时，我们必须明了这种种歧异。
日本与中国同为种族的实体，它们不愿给人贴上一些标志或公式便服贴地给放在一旁。种族的特性是一种极度复杂的东西。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中会发现矛盾的特性，因为这样的特性是那些不相同的潜势力之流，在那个民族的历史上，在同一个时期或不同的时期里的产品。
一个最令我大惑不解的现象，便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幽默感之歧异。在艺术及文学方面，日本人显出很优秀的幽默感，他们有一种独出心裁的幽默文学（如“理发店闲谈”及“浴室闲谈”）。这种文学，即使不能胜过中国人的幽默，至少也能够跟它相比。然而在行动和民族生活上，日本人似乎难免跟不懂幽默的德国人相似——他们都是拙劣的，笨重的，愚蠢地跟逻辑相合，而且无可救药地官僚化起来。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正是懂得幽默的人民，然而，在他们的古文里，那静静的笑声和哄堂的大笑似乎很难得见。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民族里的矛盾，在这个事例中无疑是由文学的传统说明了。困难的一点是：一些事物当接近地观察起来常常不会是简单的。只要想想清教主义（puritanism）的本家，却是那以哈佛大学代表的广大的学术自由的产生地！
我们既然知道要提防把事情太过容易一般化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种族上的特点，观察它们的异同吧。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歧异到足以使他们成为不和的邻居，同时他们也相同到足以增强他们互相的憎恶。正如美国人跟他们的英国人表亲一样，我们不喜欢看见我们太相似了。可是，那是人生之美呀：在歧异之中发现类同，在相同的东西里发现繁复的分歧。我并不是说日本人在种族上跟我们有关连；日本人的言语甚至不是属于印度支那系统里的。首先，让我指出这两个民族的相同之点吧。在许多显明的文化情况上，日本跟中国是相同的，因为日本本来是中国的一个颇伶俐的生徒呢。一直到现代，据我们所知的日本文化的整个结构，基本是中国的以及从中国输入的。
中国给与日本的东西，包括：陶器，绘画，丝，漆器，印刷，写作，铜币，纸窗，灯笼，爆竹，祝火，佛教禅理，宋代哲学，儒家的君主政体，唐诗，茶艺，试泉水，艺花，亭，以及假山。中国又把她的大部分节日给与日本，例如，正月的十五，七夕，以及重九。至于欣赏萤火一事，是否中国传授给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