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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占卜逐渐成为一门专业，从事这门专业的人叫做“卜人”或“筮者”。这些搬神弄鬼的卜人，把他们积累的经验编辑成书，以便翻检和传授。在夏朝时已有《连山》，在商朝时已有《归藏》，在周朝时已有《周易》。从这方面来说，《周易》是属于求神问卜的迷信书籍。
但是，在《周易》这部书中，它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上的天文历算的成就，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复杂现象，并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和说明。因此，《周易》不仅仅是一部宗教迷信书，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历算、地理、生物、伦理、道德、哲学、政治、历史等诸多方面。它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如简单性原则、相似性原则、循环原则以及稳定与不稳定、无穷演化的思想等等）。
在哲学上，《周易》把人们在自然中经常接触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种物质，作为产生世界万物的根本，其中又以天、地为最根本，其他六种是天地产生的。所以说，《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所谓八卦，即是象征构成物质世界的八种成分：天（乾A）、地（坤A）、雷（震A）、风（巽A）、水（坎A）、火（离A）、山（民A）、泽（兑A）。其本源是所谓“一”，由“一”的自身的变化而发展为“八”，天、地等八种东西相互矛盾相互排斥而产生宇宙万物。这就是说，由“一变”生“二”，“二变”生“三”，“三变”成“八”，“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发展为三百八十四爻。
用物质性的东西来说明万物生成，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它用变化来观察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反相成，并认为某一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过渡到“物极必反”的对立中去，这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于《周易》的辩证法，郭沫若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说：“《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中指出：“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八卦”哲学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它比神学进步，但是，它还穿着神学的外衣——藉占卜而表现。所以，一提起阴阳八卦，使人有玄妙神秘之感。
《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现存的《周易》10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卦产生于何时？易传为何人所作？至今仍众说纷纭。《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据司马迁所说，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古今学者一般都认为八卦哲学为周人哲学是无可置疑。但是，对于《周易》的写作时代，仍然有不同看法。有西周初年说，也有西周末年说，甚至有战国初年说。
《易传》（又叫《十翼》，意思是《易传》十篇文字是“经”的羽翼）相传是孔子所作。后人有的认为，不可能是孔子一人所作，有的认为，是战国时代儒家后学所作。不论作者是谁，但在《易传》的作者看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序卦》），人直接地是自然的产物，所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应是统一的。《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这就是说，在大自然中，天（乾）、地（坤）与雷（震）、风（巽）、水（坎）、火（离）、山（艮）、泽（兑）诸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伦的社会关系中父母与自己子女之间的关系。《易传》在对客观世界的变化作出解释时，使用了“乾坤”、“阴阳”、“刚柔”等范畴和命题。《易传》和《系辞》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谓“穷”，就是事物发展到顶点，“变”就是由顶点向反面变化，“通”就是变为反面之后又开始新的发展，“久”就是说明有这些变化过程之后才能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发展了《易经》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到孔子时，《连山》和《归藏》均已亡佚，只剩下《周易》了。据说孔子晚年很喜欢研究《周易》，由于他多次翻阅竹简，把串连着书简的皮带子弄坏了三次（“韦编三绝”）。孔子自己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就是说，让我多活几年，如果50岁时就学习《周易》，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司马迁也说过：“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还把《易》作为教授学生的内容，“孔子传《易》于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商瞿（字子木，鲁人）是孔子的高材生之一。
在孔子看来，有一种本质不变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天（乾）一定在上，地（坤）一定在下，在上者必尊，在下者必卑。这种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思想，便形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
《周易》把“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如履卦九二爻辞：有“履道坦坦，幽人贞吉。”随卦九四爻辞：“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里所讲的“道”，就是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十翼”对于《周易》所提出的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可以说是理解得很深刻，发挥得很透彻的，超越了《周易》作者的水平。《系辞》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第十一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是说，“道”可以产生出阴和阳来。第二章：“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说，由阳和阴自己配合和相互配合，就进一步产生出以乾象征天，以坤象征地等八种物体来。从而人事的是非得失，吉凶祸福，也都相伴随而发生，相伴随而发展，以至天地之间的一切无不具备。
《周易》提出了“道”，但没有展开对“道”的阐述，老子在《道德经》中加以阐明，并发挥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周易》和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谈辩证法的经典，至今仍有它的生命力。目前世界各国有不少人在谈《易》论《道》，还有人认为，《周易》开创了世界数理哲学的先河；有人认为它是开创世界数学史上二进位制的始祖。
可见，玄妙而神秘的《周易》，是中国以及世界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的宝藏，还有待于人们继续求索、挖掘，使它放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二：《管子》
“天道之数，人心之变”
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人刘向编写的，但史学界对《管子》一书中哪些是稷下先生宋钘，尹文的遗著，哪些是管仲学派的言论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绝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它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
关于《管子》版本，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宋代的杨忱本，再后的有明本。郭沫若搜集古本和近人的校注本，系统地写下了《管子集校》，计86篇（有的篇已亡佚），可供研究。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管仲相齐时，“作内政而寄军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改革行政，编练军队，使齐国强盛起来，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管仲学派的哲学思想有两个基本范畴——天道与人情。
《管子》在谈到王天下时指出，如果具备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些称王称霸的条件时，若不掌握自然发展和人心变化的规律，国家也就接近于危亡的边缘。因此只有根据“天道之数，人心之变”（《重令》）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遵循天道并得人心，战争一旦爆发，“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重令》）天道与人情是《管子》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也是管仲学派政治思想的基本哲学原则，他们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
《管子》的哲学思想，还体现在“予之为取”的策略思想。
《牧民》篇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贯穿于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它包含着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形势》篇中还谈到必须按天道办事的道理，它指出，只有掌握了天道、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成功。管仲学派还十分重视研究处理矛盾的方法，《管子》一书中提到了掌握时机是第一要素，在实践中必须避免主观主义，努力使已把握的条件向有利的方面转化，等等。
《管子》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突出在它的“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社会编制思想上，这一思想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创立霸业时首先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寓兵于农，把百姓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到战国时，管仲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这一思想，并结合当时齐国的具体情况，构思出一种具有特色的封建性的社会结构，它一方面利用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作为加强团结的纽带，另方面又通过军队的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