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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八十九：《大清一统志》
内容最丰富最完善的地理总志
《大清一统志》，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前后编辑过3部：即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
康熙《大清一统志》。清自努儿哈赤统一长城以北，世祖灭大顺、大西，至康熙三年（1662年），最后灭南明。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二十四年（1685年）又击败沙俄侵略者，国内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同明代相比，无论是政区、边界，还是职官、户口、田赋、物产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为了全面了解并掌握国内的情况，进一步治理国家，次年三月，圣祖下令编纂《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当时国内变化了的情况。其体例，基本仿照《大明一统志》。由于工程浩大，特别是地图的绘制，资料的收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同时人事又有很多周折，断断续续，以致圣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去世时，这部总志尚未完成。
世宗继位以后，重加编辑。可是迄雍正十三年（1735年），仍未完成。高宗继之，至乾隆八年（1743年），才最后成书，俗称乾隆旧志。又因为该志的时间至康熙时为止，故世人称之为康熙《大清一统志》。
全书共342卷。排次为京师、直隶，然后是各省。直隶及“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者也。
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迹、次关隘、次津梁、次堤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凡例》）其后续修、重修，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个体例。
乾隆《大清一统志》，是反映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时期国内情况大变化而续编的。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三年（1725年），将青海北部的厄鲁特蒙古诸部分编为29旗（其中和硕特部为21旗、辉特部3旗，土尔扈特部4旗，喀尔喀部1旗），又将大喇嘛察罕诺们汗所属的蒙古人分为4佐领，青海南部的藏族分设40个土司，上设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之。雍正五年（1727年），又平定西藏阿尔布巴之乱。九年（1731年），晋封颇罗鼐为多罗贝勒，使之办理西藏事务。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其子谋反伏诛，清政府设驻藏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分驻前藏和后藏，统领西藏事务。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二十二年（1757年），再平阿睦尔撒纳叛乱，二十四年（1759年），又平大、小和卓木之乱，定南疆，于是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及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管理新疆地区。与此同时，内地和东北、内外蒙古地区的政区、赋税、人口等，也有大小程度不同的变化。这样，原来的康熙《大清一统志》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了。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高宗下令续修《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变化了的情况，满足当时的需要。
续编《大清一统志》，首先要测绘、制作青海、西藏、新疆地区精确的地图，编写《西域图志》等边区的图书，并动员各省官员收集、整理、上交有关《大清一统志》所需的资料等，工程也相当大。因此，历时20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10年）方才完成。
全书共500卷。其体例与康熙《大清一统志》相同，只是增加了新疆地区和雍正至乾隆时期的变化内容。就这一点来讲，它比前者进步，价值要大。
《嘉庆重修一统志》。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国内的情况又有很大的变化，其中包括田地日辟，田赋日增，户口日盛，人物日多，物产渐丰，政区变迁，等等。为了补充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年间的这些变化，嘉庆十七年4月，仁宗下令重修《大清一统志》。这次重修也经历了30年，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完成。因为开编于嘉庆十七年，取材内容也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志》。
全书共560卷，另加凡例、目录二卷。其体例是在前两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例如：在直隶承德府增加了“行宫”门，在各省统部“田赋”之后，增加了“税课”门，等等。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间各方面的变化，同时对前志的某些内容进行了一些补充。
《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排次是：“首京师，次直隶，次盛京，次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次新疆，次蒙古、各藩部，次朝贡各国。”“自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省大要。各府、厅、直隶州自有分卷，凡所属之县入焉。蒙古各藩统部，分卷悉照各省体例。”（《凡例》）有新增者，则另标出。
这次重修，是在两志之后，收集的图书比两志多，特别是有关边疆地区。如采用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