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当一个人的荣誉甚至他的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命运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但他的名誉却属于自己。生命可以牺牲，荣誉却不能丧失，更不能遭到蔑视。这一次，我却无法按照任何人的指令行事，我得一个人负责把信送到加西亚的手中，并从他那里获得宝贵的情报。
和总统及瓦格纳上校的谈话，我不清楚秘书是否记录在案。但任务迫在眉睫，我已顾不了这么多了，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将信送给加西亚。
乘坐的火车中午12点零1分开车。我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迷信，说星期五不宜出门。火车开车这天是星期六，但我出发时却是星期五。我猜想这可能是命运有意安排的。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就无暇顾及那么多了。于是，我的使命开始了。
牙买加是前往古巴的最佳途径，而且我听说在牙买加有一个古巴军事联络处，或许从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加西亚将军的消息。于是，我乘上了阿迪伦达克号，轮船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我尽量不和其他的乘客搭讪，沿途只认识了一位电器工程师。他教会了我许多十分有趣的东西。由于我很少和其他乘客交流，他们就善意地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
轮船进入古巴海域，我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我身上带有一些危险的文件，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证明我身份的信函。如果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战争已经爆发，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并且逮捕我，当做战犯来处理。而这艘英国船也会被扣押，尽管战前它挂着一个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往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头等舱的救生衣里，看到船尾绕过海角才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9点我登上了牙买加的领土，四处设法找到了古巴军人联络处。牙买加是中立国，古巴军人的行动是公开的，因此很快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伊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那里，我和他及其助手一起讨论如何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
接到密电几分钟后，我来到军人联络处的指挥部。在场的有几位流亡的古巴人，这些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当我们正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时候到了！”一些人用西班牙语喊着。
紧接着，我还没有来得及再说些什么，便被带到马车上。于是，一个军人服役以来最为惊险的一段经历开始了。
马车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丝毫不理睬我，我说什么他都不听。马车在迷宫般的金斯敦大街上疯狂地奔驰，速度丝毫不减。我长时间没有与人说话，心里憋得难受。当马车穿过郊区离城市越来越远时，我实在憋不住了拍了拍马车，想和他搭讪，但是他似乎根本没听见。
也许他知道我将要送信给加西亚，而他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把我送到目的地。我三番五次想让他能听我讲话，都无济于事。于是只好坐在原来的位置，任凭他把马车驶向远方。
大约又走了4英里路，我们进入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然后穿过一片沼泽地，进入平坦的西班牙城镇公路，停在一片丛林边上。马车门从外面被打开了，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然后就被要求换乘在此等候的另一辆马车。
真是太奇怪了。一切似乎都早已安排好，一句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一秒钟都没耽搁。
一分钟之后我又一次踏上了征途。
第二位车夫和第一个一样沉默不语，他洋洋自得地坐在车驾上，任凭马车飞奔，我想和他说话的努力也是徒然。我们过了一个西班牙城镇，来到了克伯利河谷，然后再进入岛的中央，那里有条路直通圣安斯加勒比海碧蓝的水域。
车夫仍然默不做声。沿途我一直试图和他搭话，他似乎不懂我说的话，甚至连我做的手势也不懂。马车在飞奔。随着地势升高，我的呼吸更畅快了。太阳落山时，我们来到一个车站。
那些从山坡上向我滚落下来黑糊糊的东西是什么？难道西班牙当局预料到我会来，安排牙买加军官审讯我？一看到这幽灵般的东西出现，我就十分警觉。结果是虚惊一场。一位年长的黑人一瘸一拐走到马车前，推开车门，送来美味的炸鸡和两瓶巴斯啤酒。他讲着一口当地的方言，我只能隐隐约约听懂几个单词，但我懂得他是在向我表示敬意，因为我在帮助古巴人民赢得自由。他给我送来吃的喝的，是想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
可车夫却像是一个局外人，对炸鸡、啤酒和我们的谈话毫无兴趣。
换上两匹新马，车夫用力地抽打着马。我赶紧向黑人长者告别：“再见了，老人家！”顷刻间，我们便以飞快的速度消失在夜幕中。
虽然我充分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送信任务的重要性，要刻不容缓地赶路，但依然被眼前的热带雨林所吸引。这里的夜晚和白天一样美丽，所不同的是，阳光下的热带植物花香四溢，而夜晚则是昆虫的世界，处处引人入胜。最壮丽的景观当数夜幕刚刚降临时，转眼间落日的余辉被萤火虫的磷光所代替，这些萤火虫以自己怪异的美装点着树木。当我穿越森林看到这一独特景观时，仿佛进入了仙境。
一想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便无暇顾及眼前这些美丽的景色。马车继续向前飞奔，只是马的体力有些不支了。突然间，丛林里响起了刺耳的哨声。
马车停了下来，突然一伙人从天而降，我被一帮武装到牙齿的人包围了。在英国管辖的地方遭到西班牙士兵的拦截，我并不害怕，只是这突然的停车使我格外紧张。牙买加当局的行动可能使这次任务失败。如果牙买加当局事先得到消息，知道我违反了该岛的中立原则，就会阻止我前行。要是这些人是英国军人那该多好呀！
很快我的这种担心就消除了。在小声地交谈了一番之后，我们又被放行上路了。
大约1小时后，我们的马车停在了一栋房屋前，房间里闪烁着昏暗的灯光，等待我们的是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联络处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首先为我们端上来的是牙买加朗姆酒。我已经记不得自己的疲倦，也感觉不到马车已经走了9个小时，行程70英里，人马换了两班，只感觉到朗姆酒的芳香。
接着又有指令传来。从隔壁屋里走出一个又高又壮的人，显得十分果断，留着长须，一个手指显然短了一截。他露出可靠的、忠诚的眼神，显示出其高贵的身份。他从墨西哥来到古巴，由于对西班牙旧制度提出质疑，被砍掉一个指头流放至此。他名叫格瓦西奥·萨比奥，负责给我做向导，直到把信送到加西亚将军手里。另外，他们还雇请当地人将我送出牙买加，这些人再向前走7英里就算完成任务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助手”。
休息1小时后我们继续前行。离那座房子不到半小时的路程，又有人吹口哨，我们只好停下来，下了车，悄悄地走过一英里的荆棘之路，走进一个长满可可树的小果园。这里离海湾已经很近了。
离海湾50码的地方停着一艘渔船，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突然，船里闪出一丝亮光。我猜想这一定是联络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地到达的，不可能被其他人发现。格瓦西奥显然对船只的警觉很满意，做了回应。
接着我和军人联络处派来的人匆匆告别，至此，我完成了给加西亚送信的第一段路程。
我们涉水来到小船旁。上船后我才发现里面堆放了许多石块用来压舱，长方形的一捆一捆的是货物，但不足以使船保持平稳。我们让格瓦西奥当船长，我和助手当船员。船里的巨石和货物占了很大的空间，坐在里面感到很不舒服。
我向格瓦西奥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希望能够尽快走完剩下的3英里路程。他们提供的热情周到的帮助，使我深感过意不去。他告诉我船必须绕过海岬，因为狭小的海湾风力不够，无法航行。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海岬，正赶上微风，险象环生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开始了。
毫不隐瞒地讲，我在与他们分别后，的确有过十分焦虑的时刻。在离牙买加海岸3英里以内的地方，如果我被敌人捉住，不仅无法完成任务，而且生命会危在旦夕。我惟一的朋友只有这些船员和加勒比海。
向北100英里便是古巴海岸，荷枪实弹的西班牙轻型驱逐舰经常在此巡逻。舰上装有小口径的枢轴炮和机枪，船员们都有毛瑟枪。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这一点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如果我们与敌人遭遇，他们随便拿起一件武器，就会让我们丧命。
但我必须成功，必须找到加西亚将军，亲手把信交给他。
我们的行动计划是，日落以前一直待在距离古巴海域3英里的地方，然后快速航行到某个珊瑚礁上，等到天明。如果我们被发现，因为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文件，敌人得不到任何证据，即使敌人发现了证据，我们可以将船凿沉。装满砾石的小船很容易沉下去，敌人想找到尸体也会枉费心机。
清晨，海面空气清爽宜人。劳累一天的我正想小睡一会儿，突然格瓦西奥大喊一声，我们全都站了起来。可怕的西班牙驱逐舰正从几英里外的地方向我们驶来，他们用西班牙语下令我们停航。
除了船长格瓦西奥一个人掌舵，其余的人都躲到船舱里。船长懒洋洋地斜靠在长舵柄上，将船头与牙买加海岸保持平行。
“他们也许认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孤独的渔夫’，也就过去了。”船长头脑非常冷静。
事情果然被他言中。当驱逐舰离我们很近时，那位冒失的年轻舰长用西班牙语喊着：“钓着鱼没有？”
船长也用西班牙语回答：“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