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小丁没想到，对方随手扔给他的一个钱袋竟然如此名贵。如果刚才对方这一行为是有意而为，那就他欠了一个天大的恩情。回想起来，他下车时的态度那简直是恶劣到了极点。
“我花了……三十个铁钱，雇了，雇了，雇了”，赵小丁结结巴巴的说。
“雇了国王的马车。”赵小丁的恩主接续道。他把十枚金币强行塞入赵小丁手里，复小心翼翼的从那个商人手里接过钱袋，仔细地珍视，嘴里还发出啧啧声。
“咕咚”，赵小丁一翻白眼晕了过去。他虽然已预感到这钱袋相当于一笔资助，可没想到，这竟然是“国王的资助”。
“我花了三十个铁钱，雇了国王的马车”，临晕过去前，赵小丁终于在脑海里把这话完整的说出来。他脑海里最后一个画面，是汉王高翼张着手，向他讨要三十枚车费的笑脸。
没人理会晕倒在地的赵小丁，他的恩主手捧着钱袋，小心翼翼的检查着钱袋的右下角，那里用金线绣着一头鹰，鹰头上戴着一顶王冠。
“王府的手艺，果然不同凡响。”赵小丁的恩主夸赞不绝。
马车里的高翼此刻已抵达了汉王宫。这是一座四层高的塔堡。二百米长，60余米宽，20余米高。它巍峨地竖立在九十九级的台阶上，气势宏大，规模宏伟。
其实，这座大楼说是王宫，不如说是政府办公楼。三山行政单位在楼里各霸一方，把这里当作办公室，而高翼及其三名王妃则只占据四楼的很少一部分。文昭不愿离开她发家之地，很少来上京城。高卉作为高句丽人，在汉文明熏陶下成长的司马燕容面前，也常自惭形秽，不愿并处，故而，平常这里也就司马燕容在。
司马燕容把这里家，除了因为她对海边风暴的不适应外，还因为她婚后受高卉与文昭的共同排挤，所以，她借口打理高翼的财务，迁居于辽河平原的中心——上京城，便从此不愿回三山。
作为汉统的维护者，黄朝宗等汉官当然要紧随司马燕容。他们不顾上京城尚未建设完毕，文官们就彻底把这里当作家园，早晨来此上班，中午携妻带女，在楼前的草坪花园散步，陪司马燕容。
他们乐不思蜀，就连正常的冬季办公，都不愿迁回三山。于是，三山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两都现象。它的文官体系以上京城为根据地，而武官，尤其是水军体系，则以三山城为根据地。
此后，高翼饱尝了花心男人常遭受的奔波之苦，他经常两地奔跑，维护三防脆弱的平衡。不过，好在汉国采用封建制，它的领土虽然琐碎——倭国一块，朝鲜半岛一块，青州还有一块。但在封建制下，封邑的高度自治令中央所需关注的事务数量大大降低。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词就是起源于封建管理体制，那就是“承包”。这个词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实行，被认为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简单地说，封建管理体制其实就是分级承包制，后来经营管理学中的“部门单独核算制”也是起源于此。不过，我们通常把这种封建管理制隐讳地翻译成“包税制”，以示区别。
本来，这种高度封建自治会造成中央权力不彰，国内割据叛乱不停。但由于汉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船运体系，各地频繁的经济交往使领地间、郡县间相互依存度——或者说依赖度很高，使得那种在农业文明中常见的叛乱割据现象，在汉国内部几乎难以实现。
沿着层层台阶，高翼缓步走进这座大楼。他的到来没影响楼内穿梭的人群，认识的人在他经过时只微微鞠躬，脚步不停。不认识的人则直接昂然而过。穿着普通的高翼在忙碌的人群中毫不起眼，他熟门熟路地顺着楼梯走向三楼。
三楼安静了许多，楼梯口横着一张桌子，桌前的警卫见到高翼到来，立刻起身鞠躬，高翼微微停步，颔首还礼。随后他扭身吩咐管家：“你告诉秋实宫一声，我去黄朝宗那里处理点国务，中午不回了，请她准备好晚饭。”
汉国的国体采用当时正流行的幕府制，但由于国小，没必要在他之下复设一个大将军，所以高翼自己担当起类似大将军的执事，其下的五相相当于五奉行，各自统管一方。一般的小事不需要高翼出面，但今天是五相会议，五相协调做出一个月的计划，同时相互通报各自的大事，高翼必须参加。
推门进来，五相都已安坐在各自的位置，看得出，他们已等了高翼一会儿。财相黄朝宗跟高翼较亲切，他见到高翼进来，仰脸微笑着问：“殿下，您今天又挣了多少车钱。”
“唉，得不偿失啊”，高翼一屁股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叹息着说：“才挣了30个铁钱。”
因为文官系统陆权思想较重，不肯回到旧都办公，加上春季过后，按规定高翼也应该来上京城主持国务，所以高翼数天前自三山出发，来参加这个国务会议。路上顺便去了温汤城，察看良种培育计划。这次有了赵小丁搭顺风车的事件。
其实，这次搭车事件纯粹是一次“做秀”，三山五相早已知道这事，所以黄朝宗才这样问。如果高翼在温汤城拉不上人，他还会沿途不断拉人，所以黄朝宗才会问他挣了多少车钱，以此推测他从哪儿拉上的客人。
“有人看到吗？”法相王祥追问：“我们是否该推动下一步了？”
“再等等”，高翼扭转了话题：“今天有什么大事？”
“大事……”外相马努尔急着献媚说：“我们打通了一条走私路线，经阿克苏姆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线，第一批通过这条路线的人已经向我们申请定居，陛下，这是难得的好事。”
“走私人？”高翼皱起眉头，在记忆中搜索。
世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那些人才一来就要求定居？
第245章
公元353年。对了，这是人类史上著名的“中产阶级大出逃”。
这一当年，君士坦丁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终结了16年内战，重新统一了拜占庭帝国。但随后，君士坦提乌斯赢得了“无赖”的称号，并引发了“中产阶级大出逃”。
君士坦丁大帝曾制定了一项法律，名叫“行政赔偿法”，它规定政府官员必须为自己的行政行为负责，若政府官员对百姓利益造成损害，则必须予以赔偿。这条法律一处，整个罗马的公民都不愿出来当官，只是罗马的行政控制能力急剧下降。
中国人可能理解不了，为什么在“行政赔偿法”之下公民不愿出来当官。其实只要四个字就可以说清：税乃公权。征税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地方官员无权开征新税，或者提高纳税额度、扩大征税范围。这是世界“普世法则”，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地方官员除了有加税的权利外，中国还有“费”、“捐”、“输”等等词汇，承包亏损，地方官员可以随意将自己的损失转嫁给老百姓。而除中国外，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干都不行。
君士坦提乌斯在平定内战之后，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父亲制定的这条法律，针对行政官员数目不足以维持政府运转的现象，他提出了一个新观念，叫做：富裕的人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这一理念就是后世“富人必须更多回馈社会”观念的由来。君士坦提乌斯这话的隐含意思就是：富人有能力对他的行政错失做出赔偿，所以他们必须出来当官。
此令一下，整个欧洲出现了中产阶级大逃亡，富人们抛弃家产纷纷出逃，以躲避做官。但君士坦提乌斯此时显露出他的无赖本质，他派遣军队把守各条大路，将出逃的富人押解回去，用刀剑逼着他们“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军人们还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富人，一旦他们出错，立马要求他们向民众赔偿“行政错失”，承担行政责任。个人错误，政府不负责埋单，所以他们只好先辞职，而后拿自己的财产赔偿——这种行为就是后来“引咎辞职”制的由来。
再往后，君士坦提乌斯会派遣新的富人来“履行社会责任”，开始新一轮循环。
君士坦提乌斯这种行为，与百余年前曹操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打击富人。只不过做事方式不同。君士坦提乌斯是将富人的钱再度平摊到百姓头上，而曹操是打击世家大族，然后用豪强的钱造就新豪强，而新豪强多是跟着他干的人。
不过，二者的结果完全相同，稳定的中产阶级大逃亡后，拜占庭帝国迅速走向混乱，走向衰落；曹魏政权则被取而代之，中国也再度走向战乱，并经历数百年的混乱。
从此之后，中国之外的世界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国家强盛而稳定，必须缔造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可中国还认为，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并因而衣食无忧，都是有罪的。别人闯进他家里，将之财产侵占，那是“劫富济贫”的好汉，即使抢劫不成也是“烈士”……
历史上最典型的反例在唐朝，武则天开创科举制度是我们讴歌的典型，人们常认为“从社会效率上来讲，它摧毁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等等，但这句话饱含中国常见的中庸态度，他只说了前半句，坚决不说后半句。
只从前半句话已可隐约看出，科举制是政治手段而不是政治目的，推行科举制是为了“摧毁独立人格”，也就是说当权者是为了排除异己，打击敌对而推行科举制的，来俊臣等酷吏的存在就是证明。
这句话的后半句话是：稳定的中产阶级（士绅阶层）被摧毁后，辉煌至极的唐王朝迅速走向没落，中国开始了比唐王朝辉煌时间数倍长的战乱与亡国，而且此后，中华民族再也没有辉煌过。
“全准了”，想通了这点，高翼急忙下令：“只要他们申请定居，我们全准。马努尔，先安排在你的领地，等他们学会汉语，在允许他们随意流动。”
这些可全都是成功人士啊！能够逃出欧洲，他们还是成功人士中最狡猾、最有能力，最手眼通天的一批人。
拜占庭这次“中产阶级大逃亡”，给人类带来了一次文明大爆发。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后，世界各地均出现了一个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