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 第106部分

皇道派遭受重挫。

参加兵变的1483人中，123人被起诉，13名军官被处死刑，1名无期徒刑，6名有期徒刑；民间人士6名处以死刑；士官、士兵除少数判有期徒刑外，其余被赦免开释。

日本陆军被动了大手术。3月23日，部队参与叛乱的第一师团长崛丈夫中将、近卫师团长桥木虎之助中将被免职；与叛乱有关联的荒木贞夫大将、真崎甚三郎大将、林铣十郎大将、阿部信行大将、本庄繁大将被勒令退职或编入预备役；原陆相川岛义之、原警备司令官香椎治平被令待命；陆军大学校长小畑敏四郎也被迫转为预备役少将，从此被排除在军界领导核心之外。

皇道派从此失势，统制派开始掌握陆军实权。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就此基本结束了派系倾轧，开始集中全部力量对外扩张。1936年3月，日本废除了政党内阁制，组成广田弘毅内阁，建立由军队、官僚和财阀直接控制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此后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昭和军阀集团完全掌握了政局，实行所谓“断然改革”，建立强大的“国防国家”。

参加政变的军官虽然除去自杀者全被枪毙，但他们行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日本“二二六”政变第二天，董健吾牧师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从南京到达陕北，在张学良部队护送下，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向留守陕北工作的博古介绍说：“蒋系法西斯分子陈果夫左派与曾扩情右派，陈主联红反日，曾主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联俄联共。”

博古将此情况迅速报告正在晋西指挥东征作战的毛泽东、彭德怀。

董健吾的消息，使中共中央首次得知国民党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2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

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进一步指出，“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还指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从此，中共中央开始逐步放弃反蒋抗日口号，逐步明确地提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侵略一方已经成熟了，反侵略一方也正在成熟。

二、打通国际

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凡事都一分为二。这种中断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完全是坏事。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独立地解决了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

当然从更大的意义上看，它又的确不是好事。它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阻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中央红军留恋徘徊于川黔边4个月之久，先图赤化四川后图赤化贵州而终不可得，与此就有一定关系。

所以红军1935年5月渡金沙江、占领泸定城基本脱离险境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陈云、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间的电讯联系。

10月2日，化名史平的陈云辗转到达莫斯科，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并成为中共代表团三个正式代表之一，此时陈云才知道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从1935年4月开始，共产国际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先后派闫红阎、张浩和刘长胜带密电码回国。

闫红阎为了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码背熟记在脑子里，他没有参加国际七大，于4月就提前动身回国。闫红阎进入新疆后，乔装富商，骑着骆驼、驮载着俄罗斯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这时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结束长征，闫红阎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

可惜凭闫红阎的密码未能和国际联系上。是时间过长记忆有误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不得而知。

闫红阎没能参加国际“七大”就匆匆回国，张浩则是“七大”未开完就动身出发。共产国际实行新方针后急于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心情，由此可见。

张浩出发时，陈云还未到莫斯科，所以谁也不知道中共中央的确切位置。张浩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穿着光板皮袄，挑一副货筐，风餐露宿，跨越沙漠。沿途打听消息，经过三个月长途跋涉，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定边。在那里由边区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终于找到了中共中央。

他在瓦窑堡刚和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见面，便立即传达国际“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做危险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

张浩也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甚至先于闫红阎，将密码转给中共中央。但遗憾的是他带回来的密码也未能与国际沟通联系。

沟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是刘长胜带回来的密码。

而这一联系的恢复，首功却在当年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很多人早把他忘记了。1930年三个月的立三路线后，他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从不手软的肉刑。

李立三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即使这样，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到阿拉木图后，派两批人带上密电码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由于地理和技术上的困难，都失败了。最后派刘长胜带上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国，终于在1936年6月16日，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编的密码拍来的电报。莫斯科谁也翻译不了这封电报，康生带着电报来到高加索，找到在那里疗养的李立三，终于由他翻译出来。

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报告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内的情况。说：“你们派出的人，林仲丹（林育英）12月就到了，闫红阎、罗英（刘长胜）均到了。但有7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6人，余1人及电台现尚在民团手中。”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重新建立。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记了。

他被忘记的地方何止一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最为成功的是安源工人大罢工，文化大革命前说领导者是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说领导者是毛泽东，从始至终一直在安源领导罢工的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却根本无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谣“有个能人李隆郅”也被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篡改者还振振有词：不是为个别的真实，是为历史的真实。

丢掉了个别的真实，真的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吗？

遵义会议后，本来已经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为了照顾与共产国际和与苏联的关系，将近十年时间，仍将王明路线称为“立三路线的残余”，李立三不仅由于自己的错误承受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对待，而且还要代人受过，把残酷斗争过他的王明的错误也担在身上。

自然又是历史的需要。李立三的命运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历史牺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终于从苏联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单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请他去讲党史，他就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也有人听了以后疑惑不解：“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场大吃一惊：“我就是李立三。”经过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很多年以后还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李立三这种坦荡带来的问题是：至今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他的功劳在何处。

于是也就弄不清什么是个别，什么是历史，弄不清为什么历史如此藐视个别。

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位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几十年忘我奋斗无人知晓，三个月的错误却结结实实检讨了三十多年。最初因为横冲直撞的性格被人称作“坦克车”；最终却像绑缚山崖任苍鹰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开国大典中，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站在毛泽东身边。

50年代末，他到东北考察后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炉火正红之际，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

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骨灰早已无影无踪、被随便扔掉了。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面，只装着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镜。

李立三生前最喜欢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石灰吟》。他的命运恰是如此：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刘长胜带来李立三编制的密码之前，张浩带来了一个比沟通联络更加重要的消息：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