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并非理想,却是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也有例外。
191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
社会革命党人,285名;
孟什维克,248名;
布尔什维克,105名。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
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也没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
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哗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橘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惋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26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
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
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
1900年列宁西伯利亚流放结束,立即着手实施在流放岁月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创办一份报纸,让它成为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编辑部里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两年以后又加入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该报的德国莱比锡创刊号上,用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诗作报头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所以该报命名为《火星报》。
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那句诗,今天翻译即是“星火燎原”。
这几个办报人后来几经分化,果真在俄罗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列宁30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
蒋介石26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26岁,也自撰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都全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意志,与思想。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二、谁人发现蒋介石
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
三人又都是犹太人。
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鲍罗廷、米夫。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
被发现的这两人,皆因此居于各自政党的高位。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是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
(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撒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文!】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人1】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书!】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屋1】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于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他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
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和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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