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为何要卖它。在我的观念中卖东西是家道衰弱的表现，尽管我对那台机器深恶痛绝，但想到它已摆在别人家中，心里仍有些落泊。
然而父亲没答话，有点幸灾乐祸地咳嗽一声。他对母亲埋头此道的怨恨我在这时察觉到了。但他从来不说，从来不表示；怨恨跟喜欢他都包涵于内心。
母亲曾多次提及与父亲的恋爱，说那时他们一同转业到地方，住同一家饭店。父亲那时清秀、潇洒，一表人才。他们是最炎热的夏季结的婚，没举行仪式。母亲说她当时住的是朝北间，父亲那间朝南，所以她就迁徙到那里去了。不知怎的，父亲当初的按兵不动，总让我觉得预示着什么。后来我问过父亲关于他与母亲的婚姻。他只笼统地说，当时就觉得母亲的字好——一手好字促成了一桩婚姻？母亲对此的滔滔不绝，让我觉得她是爱情上的幸运儿；父亲则不同，他甚至忘掉了那些细节和主干，于是他的爱情是零零星星的。我觉得，也许他这一辈子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
关于我父亲，我还想提及一点：
在我探亲期间，父亲患了一次病，我记不起息的什么病，仿佛当初就未过问。父亲在家虚弱地躺了几天，时有人来探病，但我对他们过目就忘。
有一天中午，来了一位父亲的女同事，她远比母亲漂亮。我想我该试着去喜欢她的；然而，她用轻柔密切的口吻与父亲讲话，并且，从她谈话中透露出对我们家以及父亲的了解，这使我愤怒得决计与她为敌。
父亲以少有的热情接待她，他婉言留她与我们共进午餐，并吩咐我再添些菜。我冷眼瞧着他，头一回让他在外人面前威信扫地。
我骄横地搅乱了父亲难得的愿望。事后，父亲却没大发雷霆，只是轻轻地用干燥的手掌拍了拍我后脑，那种随意又和善的责怪我已多年未享用了，重温它，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不知父亲是否爱那美妇人，那是存在他内心永久的谜。我却可以断定，即便他爱得她发疯，那种爱也深不过他的爱女之心；这是我的优越之处：我是父亲独一无二的女儿。
父亲很聪明，很有远见，他不动声色地耐心地让我明白了他的爱。
回沪第二日，我便去老城区探望外婆，因为像她，心里总是怀有对祖先一般的虔诚，不及早赶去，于心不安。
外婆一下老去无数，坚强的女人有朝一日也会消蚀，精力体力弃她而去。她半截入土，靠那绵长的生命线维持那微光般虚弱的生命。
她垂着眼皮，仿佛把自己罩在阴影里，她用嘴吸气，齐崭崭的假牙以及凸出的牙床骨变得显眼。她端坐着，双踝上盖一块厚棉巾。
我俯下身去，挨近她，就有一种进入她境界的神秘感。我怵怵地叫道：“外婆！”
她缓缓睁开双目，眼上有一层裔。薄如蝉翼，她用手背擦着眼角，动作宛如一个稚嫩的幼童。我感觉，她在梦中刚刚回过那儿。
“你舅公殁了。”她说。
我点点头，舅公是外婆的亲弟弟，他死在她之前，她的心便死了一半。我想到舅公的牛皮箱已烧成灰烬，然而那个铜制的鬼符般的硬锁却仍在，也许它已被人捡去收藏起来；也许冷清地埋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总之它还存在着。比它老主人瘦削的脸颊和相对饱满突出的头盖骨活得更久长。
外婆一阵急喘，喘过后，她亲切地微笑了，这是她对我的最高待遇。我按她的示意把椅子移近，我的膝盖磕碰着她的膝盖，很辛酸地想到那松弛的皮肤下酥疏的骨质。
她问了我在那里的饮食起居，目光安详，像跟一个同辈人在聊天。我…一作答，尽可能详细周到。我忽然很留恋这种不慌不忙的交谈，让多余的时光像酒精那样一点点挥发掉，我体会出老的那种滋味。
“你有出息了。”她说，“我看得出。过去你可不是这样的，你那时没头没脑，疯疯癫癫，跟别的外孙女没一点区别。”
“可我还是我。”
她感慨又固执地重复一遍：“是不一样。你有心事了，而她们没有。”
一缕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外婆的肩上，她的脸也因此变得光亮。我发现她高高的颧骨之上也爬满碎密的细纹，像一种图案，勾划出她所有的阅历。我喜欢她，崇敬她，觉得她与我心心相印。
“外婆，我是有心事。”我小声说。
然而外婆没听见，她只顾絮絮地说：“从前你老是连说带笑，拖泥带水；现在，说是说，笑是笑，心中有数，见多识广……我看见你出息了，出息了……”
外婆没提她众多的外孙。她一向器重他们，把他们当成她的荣耀，无时无刻不会放弃谈他们。她说到他们时，口气总像在贬低其他任何人。然而，她后来沉默了，闭口不提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许她老人家对一手栽培的他们灰心丧气了；或许对他们的那份热情已燃烧贻尽，无力维持。抑或，在她内心深处潜藏着对女孩们深不可测的爱与怜悯，只是在她暮年时才意识到，她幡然领悟，返朴归真。
外婆不久就去世了，她的死安详透彻，飘飘欲仙。她没留下一句临终遗言，我知道那是她无意再环视八十年来的人生。弥留之际，她迫不及待地挣脱人生的羁绊，去追随她亲爱的父母和兄弟……
回沪才一周，亲友们就探访完毕。同学中留工矿的遍布整个区，只是他们都活得辛辛苦苦，被拴在单位。绰绰有余的时光逼迫我过慵懒的生活：每天睡到人酥软了才起床，家里照例人去楼空，空碗筷们一片狼藉。从独自生活又回归家庭生活仿佛也有新意，然而我很快就厌烦它的繁琐，家务活我算是干不好了，无缘无故会掉破碗，摔得支离破碎。几次下来，每早起来都会在桌上发觉母亲的仓促留言：多休息，勿干事。
除我之外，人人都在忙，我的感觉像是被人剥夺了什么，周围没有我的生活。我提笔给钱小曼写信，她陪恋人留守连队，准备下一批杀回上海探亲。在信封上填写那个地址，这令我怀念那积雪的地方。我知道我从此要受苦了，因为眷恋被分割两处，怀乡病无法根治：在那里怀念此地，在此地又忆起哪里，分不清哪头是根哪头是枝叶。
我得两头飘泊，心在此而身在彼，无法合为一体。
我相信女伴美妹永远比我棋高一筹。她没从泰兴回沪，而是把卷毛接到她那儿去。她常给我寄简短的、口语化的信。告诉我她很快乐；在信的末尾。她会开一溜清单，让我代购了物品打邮包寄去。
她要的都是与甜蜜小日子有关的东西，什么固体酱油啦，腊肠啦，虾皮什么的，微小而又切切实实。我庆幸她没回来陷入失落，在那里她将栩栩如生，完全占有自己的生活。
然而，我仍有大量的时间需要耗费，逛街的习惯就在这时应运而生。走在路上，看各种各样的人，不知怎么，他们的脸色和神态都有几分相似。我想那一定是吃同样的细粮，喝水厂难喝的水造成的。我感到与他们的格格不入，因为我对这里自来水的漂白粉味排斥起来，几乎不能呷一口白开水；我改喝茶，留着厚厚的茶根。不适应本地的水，就缺少了根本的爱，那种裂痕时时作祟，我想改变也不成，它由不得我说话，直接指使生理来反抗，反抗我生活十六年的地方。
我逛商店，一家不漏，看橱窗，也看货架，价目表在心里背得滚瓜烂熟，像圆周率。一年半前，我只进书店和吃食店，进布店是一种忌讳，总觉得钻在布店的全是注定要庸碌一辈子的市民，路过它，清高的女中学生就加快脚步，脸上含而不露地带着轻蔑。但是如今我给自己破了戒，一个风尘仆仆的人她已无所谓任何戒律，她亲自打破它，像在搞一个恶作剧。
“有那种紫红底小白点的花布吗？”我问道，一开口，那种生疏和拘谨就消退了。我的经历比脖子上挂皮尺的店员要丰富无数，我懂的，他们将来也未必能懂。于是我敢于主动打扰她。
“没有。”她说：“那种花布前年时兴过，现在只有郊县人才穿。你是外地回来的？”
我一阵躁热。对这个敏感起来，我排斥本地，却不愿本地人来排斥我。不喜欢店员口中带着体恤意味的问话，那构成了一种缺憾。离沪时，那种花布方兴未艾。穿上它就是本地时髦人的标记；然而，在遥远闭塞的小土沟里，我想往它时，其实它已过时，时过境迁。
出了布店往前走不几步，有个迎面而来的人挡住我的去路。那人高大，必须仰视，他睁大眼睛，打了个手势，等着我辨认他。
“老枪！”我激动得大叫，升起种他乡遇知己的亲切感。
老枪精神焕发，头发吹了风，规则地带着波折，裤线笔挺，皮鞋头亮亮的，若不是那黑红的脸色以及让野风吹粗粝的毛孔。完完全全像个本地工作的人。
他摊开两手：“这套行头穿着有点怪吧？”
“不，很好。”
他快乐地大笑，肩都抖着。我注意到他体魄魁梧，身体匀称，很有男性风度。我想自己是复杂多了，以前注重男生的五官，如今却整体化了，一眼就包罗万象，样样不漏。
老枪说这套行头昨天才置起，穿着旧棉衣逛街，人家像对小偷亡命徒一样防你，叫你“插兄”，他气极，想好今天来风光风光。
他站在路边，嗓门大得招摇，东谈西谈，谈到小多，说他疯病好转，可能已在浙江上班了。临近中午了，老枪的话突然刹车了，屡屡抬起手腕看表。
“你有事？”我说，“那就再见了。”
他用脚尖轻轻地碰碰我，肩膀一下子靠拢来：“难得见面，肯陪我上饭店吗？”
我慌乱地摇了头，出自一种本能。这个人并不让我讨厌，甚至值得我信赖。但我怕，怕被碰疼，我已对自己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碰那感情深处。
老枪没再勉强，像了却一桩心事似的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