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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够听见他们的说话声和笑声，那天下午，在那一大片覆满了牧草的山坡上，周围是蓝天。云慢慢碾过，在蓝天上幻化着令人晕眩的旋涡，而我听见在我身边的草丛里，爸爸和妈妈大声地说着话，大声地笑着。而就在那里，就在那个时刻，我知道我父亲是要死的。那个念头起来了，我怎么赶也赶不走，它总是不断地回到我的脑中，我听到他的声音，他的笑声，我知道只需我回到他身边去看看他，看看他的脸，看看他那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头发和胡子，看看他的村衫，看看躺在他怀里的妈妈的影子。突然，我扑在了地上，咬着手，不让自己哭叫出声来，虽然这样，我还是感到泪水流了出来，那种空茫的感觉又在我的腹中掘了个漏，那洞向外张开口，一阵空茫，一阵寒冷，我不自禁地想他是要死的，他一定要死的。
这才是我在这趟旅行中所该忘记的，就像西蒙·鲁本舅舅说的，“得忘记，为了忘记得离开！”
在这里，在阿隆海湾，一切都是那么遥远，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事，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夜里，北风呼呼地刮着，我紧紧地靠着妈妈，把西蒙·鲁本舅舅给的毯子一直拉到眼睛上。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都没有睡着过觉了，我浑身上下都疼，眼睛滚烫滚烫的。然而大海的声音让我安下心来，哪怕是海上风暴的声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睡在海边，在到达马赛以前，我从车厢的窗户望出去，看见了黄昏中的大海，碧蓝幽光微闪，随即被风吹皱。接着，在开往邦多尔的火车上，我把额头贴在冰凉的车窗上，想再一次看到大海，拐弯时头都被颤得一撞一撞的，可是除了黑夜，闪电还有远处仿佛游船灯火般舞蹈的灯光，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火车在卡西停了下来，很多人都下了车，那些男男女女裹着大衣，有的还带着大大的伞，好像是在林荫大道上散步一样。我往外看去，想看看牧羊人是不是和他们一道下了车，但是他不在站台上。接着车轻缓地开始震颤，那些站在站台上的人都渐渐地面了，仿佛幽灵一般，这是如此忧伤，可同时又有点滑稽，他们好像是被风吹那个，吹倦了的小鸟。他们去不去耶路撒冷呢，他们？或者他们是去加拿大？但是我们不会知道。我们不敢问。有人在偷听，有人想要知道，想要阻止我们去。这是西蒙·鲁本舅舅在陪我们去火车站的路上说的；“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不要问任何人问题。有人专门偷听你们说话的。”他在《创世纪》里悄悄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兄弟的地址，尼斯，谟布勒·爱德华·鲁本，科罗第斜坡那儿，他说如果我们被警察抓住了，我们就说是要去那里。接着我们到了圣·西尔，所有人都下了车。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有个人在等我们。他把所有要出发的人都集中起来，然后我们跟着他那点手电筒的亮光开始在公路上行路，一直到阿隆港。
现在，我们在海滩上，躲在一门废炮下，等着黎明的到来。也许别人也在试图看见什么，就像我一样。他们重新站起身，往前方望去，想要在一片漆黑中望见船的灯光，他们努力在大海沙沙的浪声中分辨出水手召唤他们的声音。巨大的松树在风中摇晃着，吱嘎作响．松尖扫在艏柱上，好像浪声一般。那艘要来接我们的船也是艘意大利的船，就像安吉罗·多纳蒂一样。船名叫做塞特·弗拉蒂里，意思足“七兄弟”。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在巴黎．我立刻想到了《小大拇指》故事里森林中的那七个迷路的小孩。我觉得有这个名字在，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我想起父亲说起耶路撒冷，说起过座城市的时候，他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那天晚上，在睡觉前。他和妈妈都不信教。但是当爸爸讲起耶路撒冷，讲起大卫皇帝的那个时代，他讲述着神奇的事情。我想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庞大的城市，无论如何不会是像巴黎这样，那里一定没有黑暗的街道和破破烂烂的大楼，没有支离破碎的阴沟，没有散发着恶臭的楼梯，没有漂着死老鼠的小河。当人们说起巴黎的时候，肯定有人认为住在巴黎是很有运气的，一个那么美丽的城市！但在耶路撒冷一定是另一种场景。是什么样的呢？我简直不能够想像，一个像云一样的城市，有大教堂，还有清真寺的大钟（我父亲说那里有很多清真寺），周围都是起伏的丘陵，种满了橘树和橄榄树，一座奇迹一般的城市，在沙漠上方飘移，一座没有平庸，没有肮脏，没有危险的城市。一座时间只被用来祈祷和梦想的城市。
我想我还不是很明白祈祷意味看什么。也许，我想这就像是做梦，在入睡以前，人们的脑中慢慢流过他们最秘密、最心爱和暗暗期许着的事情。
妈妈经常说起这个名字，她也是的。在巴黎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几乎只为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活着。她并不是真正在谈论这座城市，也不是以色列圣地这个国家，而是在那个地方曾经存在过的一切，以前，和即将重新开始的一切。对于她来说，这是一扇门，这就是她所说的。
冷风渐渐地进入我，穿透我。这不是从海上吹来的风，而是从北面来的，越过山峦，在树干间回荡。天荣蒙亮了，现在，我看见了高高的树干，还有树间的天空。但是还看不见太海。黎明的清寒让妈妈醒过来。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我身边颤抖。我把她搂得更紧了。我对她说了点什么，想让她尽量安静平静下来。她是不是听我说了呢？我想要和她说这一切，这扇门，想要对她说要穿越这扇门是那么漫长，那么困难重重。我觉得好像她是个孩子，而我是她的母亲。这旅行已经开始了这么久了。我还想得起从开始以来的每个阶段。当我们到巴黎去生活，和那个瞎了眼睛的老夫人一起住在西蒙·鲁本在格拉维利埃街的房子里的那个时候。我不再说话，不再吃东西，妈妈就一勺一勺地喂我，就像喂一个婴儿。我又变成了一个婴儿，每天晚上都尿床。妈妈把我裹在她用各种颜色的破布缝成的被单里。在圣·马丁之后，在翻山越岭一直到意大利之后，在长途跋涉一直到费西奥纳之后，有那样一种空茫。我时时沉授在回忆之中，它们就像破布片，像村庄上空冉冉升起的缕缕烟雾，像冬天在山谷里漫起的黑暗。我躲在帕萨吉里寄宿处的小房间里，听狗吠，听每天晚上那些孤儿往阴暗的教堂走去的缓缓的脚步声，我还听得见布拉奥在喊我，艾莲娜！就在学校的老师抓住他领子的那一刻。还有透过玻璃窗就可以望见的山谷，那些我曾经细细察看过的长长的衰败的山坡，空寂的小路，只有风，随风送来一阵阵村里炼铁的声音，和孩子回荡在空旷山谷里的叫声，只有风，风进人了我的体内，很深很深，把那一种空茫再扩大，再扩大。西蒙·鲁本舅舅什么都试过了。他试过祈祷，他叫来了教士，叫来了医生，想要治愈我这份空茫。他惟一没有试过的，是医院，因为妈妈不愿意，妈妈也不愿意求助于公其救济事业局。这些可怕的岁月如今都被我抛到身后去了，在那一片阴影里，在格拉维利埃街的楼梯和走廊里。它们远离了，就像是火车驶过留在身后的那一片风景，往另一头去了。
从来没有一夜显得如此漫长。我记得以前，在没到圣·马丁前，我总是不安地等待着黑夜的到来，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刻人们有可能死去，死亡是在夜里将人们吞噬的。人们入睡的时候还活着，然而当夜色散去，他们就会消失了。达娄夫人就是这样去的，有一天夜里，她那又冷又白的身体陷在床里，后来西蒙·鲁本舅舅来帮妈妈给她梳洗，入葬。妈妈安慰过我，她说不是这样的，说死亡不会吞噬任何人的，说那只是因为身体和精神倦了，不能再活下去了，就像平时睡着了一样。“那么杀人的时候呢？”我问，我几乎是叫着问过个问题的，而妈妈转过目光，仿佛是因为撒了谎而感到羞愧，仿佛这是她的错。因为她就立刻想到了，她也是的，她想起了我的父亲，她说：“那些杀人夺去别人生命的人，他们是残酷的畜生，他们没有一点同情心。”她也想起我父亲挎着枪，往山里走去的样子。她也想起他就这样消失在高高的草丛中，冉也回不来了。大人撒谎的时候，她们总是调转过目光，因为她们怕目光会露馅。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空茫已经治好了，我不再害怕真相了。
现在，我在黎明的半暗半亮中，一边听着海水拍打着阿隆港的岩石，一边就想着这些个夜晚。船马上就会来，把我们带往耶路撒冷，这些夜晚彼此连接，覆没了白天，这些夜晚进入了我的体内，在圣·马丁，留下丁我冰冷的躯体，那么孤独，那么无力。在这里，在海滩上，挨着妈妈那颤抖的身体，听着她那如同孩子一般呻吟着的呼吸，我回忆起我们住进格拉维利埃街26号的那些夜晚，那寒冷，那水落如阴沟的声音，还有院子里工厂车间的吱嘎声，说话声，回响着，而妈妈就靠着我睡在那间狭窄冰冷的房间里，她紧紧地抱着我睡着我，因为生命要从我体内溜走了，溜到外面去，在床单里，在空气里，在墙壁里。
我听着，我觉得自己能够听见在我周围所有等待着船的到来的人的声音。他们就在那里，睡在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