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撰写此书期间，曲格平教授十分欣悦地告诉笔者：朱镕基刚当总理这些天可谓是日理万机，可以说是忙得焦头烂额，可也没有忘了环境保护这回事。
昨天朱镕基总理专门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生态环境规划，还不让通报。
朱镕基总理说：别的我管不了，我的活动不能报。
没有任何的官样文章，没有电视报道，只是在《人民日报》登了一则消息。
曲格平教授说：这个事情真是值得称赞一番，他刚上来，万事刚开头，首先就抓的是环境保护这件事情，他认为环境的问题关系到全局，关系到长远，不抓是不行的。他对工作的轻重缓急从来都是分得很清楚的，他能够这么做，可见他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多么大，这真是值得称赞一番！
笔者也认为朱镕基总理这一举措，真是值得人们好好称赞一番，但是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毕业生，作为有着教授头衔的朱镕基，却有着几分学者的矜持或曰清高，也许他从来就认为做好事是不必要人称赞的，如果要人称赞那就透着浅薄了。
他不喜欢让人当面称赞，更不喜欢传媒的廉价的颂扬和吹捧，他只想珍惜自己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努力的实实在在的为中国做点事，至于等待着他的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褒扬还是低毁，他已全不放在心上了。
近些年来，时下人贪得无厌的攫取自然财富，污染自然环境，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做法，好像欠上海人一个人情和一个公道那样，我们也欠下了子孙后代一个不还不行的人情，欠下了自然环境一个不能不还的公道。
如同朱镕基当年在上海市当市长一样，还上海人一份人情和一个公道，作为时下人的我们，也必须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与朱镕基总理一起，共同努力，还自然环境一个久违了的公道和一个天地无垢的清白，还后代子孙一份欠久了的人情和一份长者应有的慈爱和厚道。
如果要我来称赞他，便称赞他在环境保护事业上行为的果敢和思想的明锐，称赞他不尚空谈只做实事的风范。
前不久，笔者采访了国家环保总局的解振华局长，他在谈到朱镕基总理时说：前几天温家宝副总理还代表朱镕基总理来国家环保局，传达国务院的一些新要求。朱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第三次常务会议，研究的就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本届政府的重大任务。朱镕基总理还有具体的行动，他一上台就把国家环保局升格了。国务院所属部委减的减，降格的降格，惟有国家环保局升格，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了朱镕基总理对环保的重视。他把你的规格提高，说明他对环保的决心，把你摆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位置上，好让你做起事情来更有权威性，更便于执法。
解局长当时还讲了一段国务院的最新指示，另外温家宝还讲到几个目标问题——防治的重点是搞好污染防治，控制污染趋势，改善环境质量，国务院和各地已经确定一批流域、区域和城市的重点治理工程，要切实抓紧实施，确保治理工程按期完成，绝不容许以各种借口拖延治理！这是国务院新的要求，必须要办的。朱镕基对双达标还有一个要求：对于国务院规定的双达标，各地政府要把双达标和三河三湖两区的污染治理，当成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坚持目标不变，期限不变，标准不变，任务不变。这是朱镕基总理的要求。
相信已经开头的一些中国环境保护的未竟事业，都将在朱镕基总理执政期间得到继续的完成，相信朱镕基总理所洞见的一些中国环境保护的先天或是后天的至今还无法克服的弱项和缺憾，都将在他手里得以改观和纠正。
朱镕基总理将使中国的环境从持续恶性的发展中摆脱出来，逐步走向根本上的好转和良性循环。
由中国上一辈领导人开头，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为继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金字塔，目前正由朱镕基总理真抓实干、积极营造，更加闪闪发光。
……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八、宋健走进中南海
雪泥鸿爪说宋健
如果当年这位张老师从村里走掉，那么恐怕
宋健便会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个文盲，至今还在
那个小乡村里务农，农忙时伺弄庄稼，农闲时闲
话桑麻，中科院里便会少了个控制论的专家，国
务院里便会少了个国务委员。
宋健是山东荣城人，于“九·一八”岁杪出生于黄河之滨一户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宋健出生的那个村庄，是旧中国时典型的一个穷乡僻壤。
出生伊始的宋健，睁开眼来，看到温存体贴的一个妇人丰腴的怀抱，看到了一个男子喜得贵子的交织着笑容和愁苦的褐红的脸膛，接着还看到的便是一间飘散着农家特有烟火气味的家徒四壁的破屋，墙上挂着农具，灶里的火焰正欢快地烧燎着一口大锅，黑乎乎的锅里煮着一锅杨、槐、榆树皮和棒子面掺和而成的糙饭，几只大肚子小嘴巴的腌菜罐，果定定地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守望着宋健这个新的来者。
宋健出生时听到的第一句话竟是：鬼子来了！
这是一句村子里的大人们吓唬不听话的吃奶孩儿的一句魔语，谁家的孩子要是赖在母亲的怀里不肯吃奶，胡乱捣蛋，或是夜里张着小嘴干嚎，哄也哄不睡，做母亲的便会摇着那个孩儿大声吓唬说：快别哭了，再哭，鬼子来了！
宋健从小便是听着这样的魔语长大的。
虽然宋健其时尚幼，不知何为鬼子？只因了父母的闻“鬼”色变，便将大人脸上那种无限惊惧，深深的习染复印在自己小小的身心之中，朦朦胧胧的有些知道，那个叫“鬼子”的东西，是个极恶的物事，是万万惹不得的，这物事不光只吃爱哭的小孩儿，而且连不爱哭的大人也一律是要吃进肚里的，比招来虎狼之类的动物更加可怖可畏，如果真的哭来了“鬼子”，那就大祸临头了。
于是，心里就怕怕的，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屏住声气，学乖不哭。
那时的许多孩儿，都是在这样的恐吓中长大的。
鬼子加上贫穷，一个总是怕怕的，一个总是饿饿的，作为一个小孩儿的日子便很是不好过，只是相比大人的日子，还是要好过许多的。有了一口吃食，大人们总是舍不得吃，先要紧着孩儿吃饱，然后才轮到自己。遇上真的一回鬼子来了，大人们首先要保护的还是孩子，所以大人们的日子，比小人们的日子更加难过。
小时候的宋健，想来天资很是聪明，至于顽劣与否，宋健却没有提过。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生在贫穷和战乱之中的宋健，照旧会有一个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童年。再苦难的童年也是金色的，因为童年最善于的是忘却，只要有父母的爱与呵护，只要和小伙伴们在一起，顿时便会忘却怕怕的和饿饿的感觉，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和富有，这时那怕啃一口树皮，喝一口凉水，也会觉得十分香甜。
何况，那时处于穷乡僻壤的一个村庄，还没有被现代化的工业污染，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再恶毒，大约也烧不尽乡村中的自然风光吧？想来乡村还是一片原生原色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光，侵略者燃起的战争的恶焰，大约也顾不及这么一个穷乡僻壤，只是偶尔地伸着贪馋的火舌，凑上去舔个一口两口，舔过了便会走开。
春天毕竟是要来的，夏天也必然不会迟到，走出破屋去，眼里仍然可以看见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田野风光是秀丽的，自然还是生机勃勃的，也是慷慨大方的。
所以，宋健虽然生于战乱，心里怕怕的，肚里空空的，可是因为童年里有父母的呵护，有自然的抚爱，心灵却是健康的，没有因为战争和贫穷而扭曲。
那个小村庄的人们世代务农，天天每每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与田地拧眉，跟村里的养的鸡也似的，要靠自己天天在地里刨食，因为主人无米可喂它们。相比果腹的食物便要比精神的食物要重要得多，文化在贫穷的眼里，便成为一种奢侈品。
用宋健自己的话来形容：全村世代无鸿儒，户户近白丁。
更值得庆幸的是，村子里有一个老师，名叫张绍江，在这个穷村里办了一所贫穷的小学，贫穷的是教室，却不是知识。兵荒马乱也不肯离开，坚持不懈地教几十个幼童上完了四年级。试想，如果这位张老师当年走掉，那么恐怕宋健便会和父母一样是个文盲，至今还在那个小乡村里务农，农忙时伺弄庄稼，农闲时闲话桑麻，中科院里便会少了个控制论的专家，国务院里便会少了个国务委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华北，山东，胶东各县城镇相继沦陷。日军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张绍江老师不得不含泪离开了孩子们，以便回家去照料一家老小。村里的孩子们都无书可读，宋健求知欲正强，像一只饿绿眼的老鼠，每天都四处找书看，没事就翻那几本旧课本看，课文都可以倒背如流。兵荒马乱之际，谁还会想到让孩子们读书呢？宋健整天心里闷闷不乐。
宋健很动情也很感慨地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然而，天不忍塞孩子们一隙之明，李琪、林一山等共
产党人领导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第三军，建
立了敌后根据地。浴血抗战之际，他们也未忘让孩子们
受教育，责令各地建立完全小学，即小学五六年级和几
个战时中学。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又得到机会念
完小学五六年级。
我于1944年考入文登荣城威海联合中学。日军扫
荡，天天逃难，中学无住所、无教室，全然是一支孩子游
击队。学枪、学炮，还似懂非懂地学了抗日游击战之类
的高深课程。1945年德国战败，抗战到了最后阶段，八
路军需要知识分子，故解散联中，鼓励从军。我，这个初
中一年级尚未念完的小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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