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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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机遇- 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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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相继搬出皇宫后,宫里头的热闹便少了许多,国丧期间又不能举行娱乐活动,皇后便越发感觉寂寞。她和瑾妃之间没有多少话说,与同治的妃子之间年龄也相差太多,皇帝虽然态度日益好转,但毕竟国事匆忙,很难抽出时间来陪伴她。这样的环境下,她便和自己的妹子处得火热,隔三岔五邀请后者去皇宫叙叙,一谈往往便是半天,姐妹俩言谈甚欢,早不复慈禧在日时那般拘谨。

载泽非常看重这层关系,不仅在家对自己福晋百般曲就,而且每次都准备了不菲的银钱让其带进宫去运动,希望能多多少少探听些可靠消息来——小德张虽为皇后信赖,但毕竟不复以前李莲英在时的那般精明,而皇帝最为信任的王商偏偏又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载泽便只能遍洒银钱,希望能从只鳞片爪中获得有用的信息——最近人人都说帝后关系极睦,必定该有可靠内部消息。

这一天载泽仍然像以往一样着急地打听消息,镇国公福晋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皇后让我告诉你,安心当差,不要生事,皇上还是信任你的。不然也不会说要将地底下挖出来的那100多万两黄金存放到大清银行里。”

“真的?”

“真的!”福晋学着隆裕的口气:“把黄金存到度支部,哀家能不放心么?皇上前两天还讲等忙完这阵,要在大清银行里入点股份,皇家现在用度紧了,钱要当钱用,最好钱能生钱……”

载泽当时眼睛一亮,有门!

“还有一个坏消息。”福晋叹了口气继续模仿:“皇上那天可生气了,当着哀家的面骂人,‘这帮混蛋,就知道造糊涂账目来糊弄朕,明年非要度支部一个个盘审过去不可……唉,载泽这尚书没当好,若再查不清楚,朕非换个得力的人不可,否则天下都让这批乱臣贼子给败光了。”

坏消息?载泽高兴地差点要跳起来。

“皇上这是在骂您呢?怎么反而高兴,不是烧糊涂了吧?”她被载泽的表现惊得目瞪口呆,伸手就想去探对方额头有没有发烧。

“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什么叫骂我?这叫小骂大帮忙,明着说我办差不利,其实还是皇上对那些大员不满,看来部里上奏的清理财政案通过有希望了……”——心底想着:皇上正愁没处下手,只要我那折子一上,便正好提供一个突破口,先从直隶查起,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不要说陈璧,便是杨士骧、老庆也得跟着完蛋。

镇国公福晋不懂政治,看他那副忘乎所以的劲担心了整整一夜,等载泽折腾完毕后躺下后她才敢合眼。第二天才蒙蒙亮,载泽就迫不及待地发出了动手的指令。

于是,便有了高润生的折子……

第二卷 席卷大江南北

第二章 … 火上浇油

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

……

实事求是地说,参劾李德顺非但不是诬告,反而处处有真凭实据,从舆情的角度而言,隐约还带有为民请命的味道。

李德顺系广东人,出身卑微,倒也聪明能干,学会了德语,入了北洋洋务局担当翻译,后来凭藉着流利的德语再加机缘巧合居然娶了个德国女人,一直在胶州湾一带厮混。庚子后,杨士骧攀缘着袁世凯这棵大树飞黄腾达,两年工夫便由直隶候补道做到了山东巡抚。山东是德国人的势力范围,他经人介绍后便认识了李德顺。

李德顺从底层出身一步步进入上等社会,表现可圈可点。其发迹的原因除了才干之外,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水平也功不可没。他对杨士骧极尽巴结之能事,而后者因为德人在山东坐大的缘故,也迫切需要精通德国事务的人才。李的才干,李的秉性脾气,李的德国背景,再加上李与德国官员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都使杨士骧对其另眼相看,经常委托其负责处理与德国相关的交涉。

李德顺对杨士骧交代的差事异常上心,在他多方奔走、上下游说之后,连带着杨士骧跟德国驻山东官员的关系也愈发密切,手段亦愈加灵活——其中也有不少的德国官员抵挡不住,在中国特色糖衣炮弹的面前败下阵来,甚至迫使德国本土缩短了其外派官员驻山东的任职期限,以免为华人所腐蚀。由于一直在山东与德人相安无事,杨士骧在朝中竟博得了通晓洋务的称号。袁世凯内调军机之后,慈禧认为他才堪大用,便让他替了老袁的位置,做了直督和北洋大臣。

杨士骧发达后自然不会忘却李德顺的帮助,正好此时中国借英、德两国贷款修造津浦路,合约中明确规定南北两段需分别聘请英、德总工程师。时任督办大臣的吕海寰虽是驻德公使出身,但压根就不懂德文,局面一直很难打开,杨士骧便推荐了李德顺出任津浦路北段总办,全权负责与德人交涉。

李德顺上任后,仗着精通德语和直隶总督撑腰的背景,不但在北段工程中大权独揽,就是连顶头上司吕海寰都不放在眼里。在工程修建上,他擅自变动修筑监理程序,从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原本价值200两银子的田地经他评估后说不定不值20两,田主如果稍有异议,李便祭出“妨害公务、诽谤外交、侮辱朝廷命官”的法宝而打倒之。倘若有人通晓门路,先行打点,则不值100两的荒地能被他估成500两,差额部分便由他与田主平分。

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除营私舞弊外,李对德国人异常谄媚,几乎将自己当作了德国人的狗腿子。有人评述,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管借款,为了借款不惜以路权抵押,买办洋奴作风十足,堪称卖国有方——但至少是明着卖,是商量着卖,还有那么一点廉耻。梁士诒接任后,一改盛宣怀的买办作风,全力相争,主张以铁路经营权为抵押借款,虽然在洋人强势的条件下很难保证主权,但毕竟形势大为改观——津浦路的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聘用英德总工程师一人以外,合同没有别的束缚。由于中国缺乏铁路工程人员,聘请外人为总工程师其实根本就是势在必行,亦不算卖国。

李德顺倒好,将梁士诒呕心沥血才争取来的优惠条件全部放弃。不但将铁路修筑款存在德华银行坐收低额利息(贷款利息却是高额),还擅自设立了如副总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的职位,聘用了六十几名不干活、只领钱的德国人。如果有真才实学,那顶多算是冗员,让人受不了的是,这些德国人压根就没什么学问,有一个甚至是德国马戏团的小丑,想来中国淘淘金,结果被李德顺糊弄成了副监察长,每天装模作样地在工地巡视30分钟后就能领到1000两银子一月——当然,其中有400两要孝敬给李先生。如果李是两眼一抹黑的老顽固,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中国人被洋人骗的多了,多他一个李德顺亦不足为奇,偏他还以精通德国事务著称,岂非滑稽。

倘若事情只发展到在这一步,那人们不满归不满,还不至于有极端的反对情绪——中国哪个当官的不为自己牟取好处?坏就坏在李德顺贪得无厌,居然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

当时天津华商的聚集地都在城东城北,那里不仅商贸发达,人口亦是密集,地理环境优越。铁路总站即便不考虑繁荣,单就地理位置而言也应该设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河北。南关地方虽然空旷,但纯属不毛之地,同时由于津浦路还要承接京奉路入京的任务,后一条线路的车站已经设在河北,如果新总站设在河南,等于需额外铺设铁路绕行(直穿就是天津城区,不可!),不但成本要增加,转车也是一大困难。袁世凯任直督时便一直坚持总站设在河北。等杨士骧接任,李德顺便推翻原议,要求弃北就南。

难道100年前的李德顺这么早就考虑到了环保问题?这么早就预见到铁路站会对人口稠密处造成噪音污染?无它,但营私耳!

原来南关东面不远处就是德国租界,铁路站一旦设立在此,德租界之区位优势将尽皆显示,牢牢占据水陆要冲,他一直坚持弃北就南就有德国人在背后推动——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李通过极隐秘的手段,提前在预定建造总站之处以极低的价钱收买了上千亩土地,而呈报给农工商部注册时却报了每亩650两的价格,是其购买价的近30倍。将来或是按照这个价格由国家征购,或是李自然而然地占有了铁路总站附近的所有土地——想象一下,如果天津火车站方圆5公里之内的土地均属一人所有,该是怎样的惊世骇俗?

这样一来,脾气再好、忍耐力再强的人也克制不住,直隶士绅大哗,认为津浦路虽借英德外债修筑,但一部分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的盐斤加价,系“四省百姓活命之路,不容李丑随便盗卖主权、损公肥私”,决定发难,甚至预备进京告御状。

杨士骧本来还打算压制一下,后来看众怒难犯,便答应转过风头来骂李德顺。岂料,不待他理顺关系,高润生的参劾、岑春煊的弹劾已经接踵而来。

为了彻底打死老虎,载泽甩出了最大的一张王牌——《财政清理章程》。

《财政清理章程》洋洋洒洒一大通,但有三条最为核心的原则:第一条,各省设财政清理局,由藩司或新设度支司为主,度支部派监理官二员,监督清理;第二条,将历年财政收支情况分为三块,第一块为光绪三十三年底以前的历年收支,称旧案,第二块为光绪三十四年至维新二年的收支,称现行案,第三块为维新三年后的收支情况,因国家及各省收支情况一律须经议会审议,故称新案;第三条,新案、现行案照新章程办理,旧案按旧章程办理——“历年凡未经报部者,分年开列清单,并案销结。”

养心殿里,众人屏住呼吸,静听载泽发言——“按《九年预备立宪筹备纲要》的要求,维新三年要开始编制国家预算并经国会审议,在岁入上要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因此清理财政势在必行!倘若各省的收支情况仍像以前一样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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