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沉默代替了真实，沉默就是谎言”，那麽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弥尔（J。S。Mill）曾写道：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被不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也就因此被排除出国家历史，而从族群记忆中排除出去了。
对历史真实发生的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麽造成的呢？这本身成为一种需要记忆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迫使大多数人变得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剖析自己的真实回顾。这样的记忆成为每一个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因为它是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地反抗。
人们对每一个过去时刻的集体失忆，总是与某种用以替代的“正统记忆”同时发生的。“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用来加强集体失忆，成为集体记忆的替代品。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史达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史达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史达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史达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集体沉沦。
这样的“自觉沉默”，发生在那些少不更事，对过去没有直接记忆的青少年身上，与他们在教科书或历史书里学到的东西有所关联。但是，为什麽那些上了年纪的，对过去有亲身体验的人们那里也会发生呢？
上世纪70年代初担任《纽约时报》莫斯科新闻部主任的海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Smith）在他的《俄国人》（TheRussians，1973年）一书里，记敍了当时一些苏联人对史达林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对史达林的大清洗感到心有余悸，一方面则怀念他的“坚强领导”。1973年巴黎航空展时，发生了苏联一架图－144超音速飞机坠毁事件，一位苏联工程师对史密斯说，“要是还像以前那样有强人主政，那就绝对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1974年，苏联冰球队以7：2的比分输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队，一位球迷也是这麽对史密斯说，“塔拉索夫（前教练）是个独裁者，他是很残酷，但他能赢球。”人们选择容忍独裁和忘记残酷，因为独裁和残酷在他们心目中是一种有效的领导形式。
早在19世纪，俄国杰出的讽刺小说家谢德林就在《一个城市的故事》中描绘过俄国的这种强人崇拜，故事里的人叫喊，“就算把我们摞成一堆，四面放火……只要主子还在，我们就能忍受。”看来谢德林讽刺的还真不仅是那个奴性深重的沙俄时代。
………【保尔…柯察金】………
“这是怎样的城市！这是怎样的河流啊！所有部份都是那麽和谐一致！如此美丽的建筑！如此高雅的格调！在水和建筑浑然一体中又是如此各具特色！”这是19世纪初俄国一名着名诗人巴秋什科夫对圣彼德堡的赞美。
两百年过去了，特别是经历了七十四年“列宁格勒”的风雨，圣彼德堡依然是令人惊叹的美丽。
即将告别圣彼德堡，旅游团的团友们对地陪导游朱军也依依不舍。这位来自中国甘肃，毕业于圣彼德堡大学文学系的导游，两天来以他的知识和热诚，让我们对圣彼德堡也满怀欣赏。
同车团友有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有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也有九十年代的暴发户，有新世纪的老公仆，当然也有像我一样无官无职无党无派的老布衣。分手之际，有人提议，请已在俄罗斯生活了18年的朱军导游为我们唱一支大家都熟悉都会唱的苏联歌曲。
面对如此请求，朱军十分为难。他说：我爱唱歌，我会唱歌，但我实在不会唱苏联歌。我来俄罗斯十八年，从大学到研究生毕业，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没有人再唱苏联歌。可以说，俄罗斯人几乎都不唱苏联歌了，只有中国人还在唱苏联歌。
全车哑然，默然。
二
我在纪游之二中已说过：我们这一代过来人，心底里或多或少有种俄罗斯情结，心中一直存在一个俄罗斯。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正处於中苏关系的密月期。那时节，史达林被**尊为慈父和导师，我堂堂大中国却甘当小弟弟尊苏联为老大哥，反苏就是**反革命，我们宣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向苏联一边倒，苏联文化就成了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食粮，苏联歌曲就成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流行曲。
1949年到1958年，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3526种，印数8200万册，是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的2/3和3/4，超过前半个世纪介译的总量，作品被翻译的俄苏作家达千位。其印数和作家数远超过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苏联文学对於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来说，不仅是那个年代的精神粮食，更是承载着青春的记忆。
那时候的青年作家王蒙先生回忆说：“如果说我的青年时代有四个关键字，它们是：革命，爱情，文学与苏联。如果说需要合并以下这四个词，那麽，我愿意将革命与苏联合并，爱情与文学合并。或者将它们都合并在一起吧，对於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
当苏联已经消亡，俄罗斯己经重生之後，这位辞职後的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当谈起前苏联时还无限感慨，他说：“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寻找的是自己的往日，这方面的话我已经说过太多，已经不能再说。我想起了“前苏联”一词，本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谁不知道苏联已经“前”了？加一前字纯粹脱裤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机上找寻歌曲的经验使我想起了那种前朝“遗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於是从遗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麽？”
对於中国的一代知识份子来说，苏联到底意味着什麽？是什麽让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年华对苏联倾注了那麽多的爱、迷恋和向往？又是什麽给他们的漫漫人生带来深重的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现在，我走在前苏联即新俄国的土地上，作为“後”王蒙一代人，我虽然同样怀着苏俄情结，却没有王蒙们的苏联遗老之感。我欣喜地看到：一个**暴虐的苏联己经消亡，一个自由民主的俄罗斯己经新生。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年轻的俄罗斯人己不再唱苏联歌。
三
正如王蒙先生自嘲，前苏联的遗老在咱中国。
在莫斯科，我独自漫步于着名的阿尔巴特大街。阿尔巴特大街位於莫斯科的市中心，在历史上，这一带是贵族居住的地区。因为普希金等艺术家的存在，这里成了莫斯科最着名的一条文化街，被称为“莫斯科的精灵”，浓缩了俄罗斯悠久的历史风情，也是俄罗斯现代文化的窗户。
在街中间的俄文旧书摊上，摆卖着不少苏联时期的旧书刊，我随便翻翻，虽不识俄文，但其精美的装祯和发黄的书页，仍回映着历史的反光。
这时候，我看见一位年逾八十的中国老人，满头白发，满脸沧桑，在一男一女两个讲着汉语的中国青年的搀扶下，来到这旧书摊前椅中坐下，翻开一部厚重的旧书，聚精会神，两眼放光。我想，这位老人，或许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留过学，或许在苏联的大工厂里学过工。今天，他在後辈的陪伴下重游旧地，看物是人非，时移世易，不知有多少兴亡之感？
在咱中国，不仅有前苏联的遗老，还有前苏联的遗少。
我所居住的深圳，或许在当代中国是最前卫最现代化的都市。就在前些年，在苏联已经崩溃若干年之後，苏联人己经叫俄国人或乌克兰人己经好多年之後，我们还在念念不忘苏联精神。我们的党政界文化界的一批前苏联遗少，不惜国家钜资，不远欧亚万里，不惜垫高鼻梁骨涂白黄皮肤假扮苏联人，摄制出了大型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且在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电视台隆重献播，而且还惹得好多前苏联的遗老遗少一把把鼻涕和眼泪。
不久前，深圳世界之窗又推出“震撼钜献全新大型综艺史诗晚会”《天地浪漫》，其中一幕为《保尔·柯察金》，演绎了柯察金与冬妮娅的“纯真爱情”及其在革命烽火中各自对人生不同的抉择与历练。演出结束时，莫斯科红场上，巨型的坦克前，人们载歌载舞，盛大的阅兵式，列宁的巨幅画像，前苏联的国旗军旗，行进在队伍的行列前。
前不久，俄国问题专家金雁女士说到《钢铁是怎样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