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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队长嘴巴上回答着钱启富：“老钱，出去？”眼睛却看着院子里的孙拽子。
钱启富也顺着赵大队长的目光，回头看了看孙拽子，说：“这老孙怎么背着晒太阳？”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赵大队长说。
赵大队长一句话，让钱启富恍然大悟。哦，坐牢是这样的，心中那种阴阴的感觉又升了起来。他看了看孙拽子，逃也似的走出了后门，直走到观音巷，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太阳已经西斜了，钱启富感到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在小巷的青石板上。本来想在街上逛一逛的钱启富，因为遇上了孙拽子，突然失去了兴致。他匆匆地买了两个松花蛋，又忘了买麻油，就往回走。
他不想再遇上孙拽子，就绕到前门。刚走进大门，看到居委会丁主任带着两个穿警察制服的人正从老宅里走出来。看到钱启富，丁主任马上对警察说：“这就是钱启富。”
警察一听，加快脚步走到钱启富的面前问：“你就是钱启富吗？”
钱启富看见警察就有点怯，回答的时候语言也不流畅：“你们找谁？钱启富？我就是，我就是。”
警察说：“那好，跟我们走一趟。”
钱启富更怯了：“走一趟？去哪儿？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警察说：“去公安局。为什么？去了就知道了。”
两位警察一边一个夹住了钱启富，拉着他就走。
钱启富这时明白事情严重了，他两腿发软，像找救命稻草一样，回头望着丁主任说：“丁主任，你给我做证，我可是个好人啦！我从来没有干过坏事！”
看到这种架势，丁主任心里也生出一分同情来，她说：“同志，你们不要太为难老钱了。”又对钱启富说：“老钱啦，别紧张，到了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
钱启富像哭一样对丁主任说：“丁主任，麻烦你告诉我老婆一声，我走了噢。”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丁主任说：“丁主任，还有一件事麻烦你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松花蛋，递给丁主任，“请你将这两个松花蛋交给我老婆。”
朱银娣掉了魂似的往回跑，跑到居委会，丁主任不在。朱银娣就在居委会里等，等了很久也不见丁主任回来，居委会下班了，天也快黑了，她只好回家去。
一进门，就看到钱启富洗好的雪里蕻还放在竹篮子里。和钱启富结婚几十年，朱银娣今天第一次感到，家里没有钱启富就是塌天了。她也没有心思做饭，这才想起，那瓦罐熬粥还在炉灶里，她将瓦罐从炉灶里拿出来，粥还咕噜咕噜地冒着气泡，白白的糯米粥上浮着几颗红枣。就着雪里蕻松花蛋喝粥，钱启富今天吃不成了。
家里只有朱银娣一个人，想把事情告诉女儿，又担心亲家母笑话，两家并不和睦。朱银娣突然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单，她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时，听到有人敲门，还没等她去开门，丁主任自己推门进来了。
原来，两位警察来找丁主任，说钱启富牵涉到一桩案子，具体是什么案子没有说，只是来找钱启富到公安局去说清楚。
丁主任是个认真的人，她负责的居委会内有人被公安局带走了，而且还是自己领着警察去的，她当然要把事情弄明白。当年程翠玲仅仅是个“问题青年”都让她操碎了心，今天一个平时在自己面前循规蹈矩的人被警察带走了，不弄清楚她觉得是自己的失职。钱启富被带走后，她一个下午都在到处打听钱启富的事，最后才打听到跟一个什么港商，还有文物有关。丁主任就觉得事出有因了，钱启富旧社会就是开古玩店的。
她连晚饭都没吃就来到老宅，把情况告诉朱银娣。
没等朱银娣开口，丁主任就说：“你们家老钱是怎么回事，听说是倒卖文物？”
朱银娣一听就明白了，她马上想到这段时间钱启富带回来的钱，想到床下那两个钱罐子。
朱银娣问：“丁主任，我家启富现在关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丁主任说：“好像还在市局。你是家属，去问问办案人员让不让你们见面。”
朱银娣马上就去了市公安局。公安局机关里的人早已下班了，灯火通明的地方是治安大队和刑警大队。带走钱启富的警察既不是治安大队的，也不是刑警大队，而是经保科的。经保科办案的方式和刑警大队不同，他们办案没有侦破刑事案件那样急，何况带钱启富是协查案件。钱启富的事还没有弄明白，不能关到看守所里去，就临时关在刑警大队的羁押室里。
朱银娣在传达室里打听钱启富关在哪儿。值班的是个退休警察，看上去像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登记簿上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叫钱启富的，于是就告诉朱银娣没有这个人。
朱银娣不甘心，乘人不注意就朝着灯火通明的地方去找。刑警大队的临时羁押室就在公安局院子的旁边，那儿也灯火通明，这时正好抓了几个斗殴的人，送往临时羁押室。朱银娣跟在后面走到羁押室的门口，一眼就看到钱启富靠在羁押室的大铁门旁边，眼睛苦巴巴地望着外面，满脸都是油汗。
这个情景让朱银娣受到很大的刺激。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躺在床上，整夜无法入眠。没有钱的时候，虽然全家受穷，但日子过得还太平，如今刚有了一点钱，钱启富就去坐牢了。钱，有什么用？
朱银娣流着眼泪在心里说，我不要钱，我要丈夫，我要过太平的日子。
这时，朱银娣又听见门响了一下。她没有起床，而是抄起一只扫床的扫帚，猛地朝着门扔去。
天刚麻麻亮，一夜没睡的朱银娣起床了。她也不开灯，第一件事就是摸黑钻到床下，把地板下那两个钱罐子搬了上来，把里面的钱全部倒在床上，一五一十地数起来，数完一遍再数一遍，没错，两次的结果都是八千七百二十九元一角二分，还有一部分押在货款上了。朱银娣心算了一下，大概总共有一万五千多元，她从孩子们的旧作业本上，撕下一页纸，把余款七千元，写了一张欠条，然后连同床上的钱，全部结结实实塞到两个罐子里。
然后，她认真地梳洗一下，就坐在床前等天明。
时钟终于指向七点半，朱银娣出门了，怀里一左一右抱着两个钱罐子。
朱银娣又来到公安局，她朝那个临时羁押室走去，在门口被那个传达室的退休警察拦住了：“喂喂，又是你呀，昨天晚上不是已经来过了，我说了没有你要找的人。”
朱银娣头也不回地说：“有，有，就关在前面那个房子里。”
传达一听关在临时羁押室，更不让她进去了，“等等，等等，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想进去就进去？”
朱银娣站住了，回头说：“什么地方？我怎么不知道，公安局，关着我丈夫钱启富，我当然要进去，我去自首！”
经保科的一位副科长这时正好经过，听到“钱启富”三个字，又听到“自首”，马上就喊住了朱银娣：“喂喂喂，你是钱启富什么人？”
朱银娣扭头一看，是一个穿着警服的人，有警徽，戴警帽，就说：“我是钱启富的老婆，我叫朱银娣。”
“你来自首什么？交待什么问题？”副科长问。
朱银娣听这口气像是个负责的，就问：“您是……”
副科长说：“我是负责钱启富案子的。”
朱银娣舒了一口气，她将怀里两个瓦罐朝经保科副科长怀里一塞，说：“来，都给你。”
副科长不知道瓦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本能地往后一让，两个瓦罐就落空了，掉在传达室门口的水泥地上。“啪！啪！”两声，瓦罐摔得粉碎，瓦罐里的钱撒了一地。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钱启富成为万元户的是程基泰，让钱启富一夜间变为阶下囚，所有的钱都化为乌有的也是程基泰。
听到黄瀚浩讲了女儿在香港的真实经历，程基泰既对女儿牵肠挂肚，又产生一股莫名的怨恨，但又不知道怨恨谁。怨恨黄瀚浩？没道理，不是黄瀚浩害了女儿，只是他说出了真相。当然，说出真相，有时也是很残酷的。黄瀚浩走后，女儿一直没有消息，又联系不上，程基泰心中的焦虑，变成了更大的怨恨。就在这时，他发现了钱启富有那么多的钱。
一个刚退休的对眼，哪来的那么多钱？一堆一堆的，天天都在数！难怪钱启富和黄瀚浩缠在一起，偷偷摸摸的总在回避自己，原来是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钱，准是黄瀚浩给的，但为什么黄瀚浩给他那么多的钱，而没有给我程基泰一分钱？
程基泰把头都想疼了：黄瀚浩是个商人，而且通过几次接触，感觉到他还是个精明的商人，绝不是一个慈善家，不会无缘无故地给钱启富钱。如果他是慈善家，应先给我呀，我家里的经济状况比钱启富家差多了，何况，是我女儿介绍黄瀚浩来宜市的。
黄瀚浩会无缘无故地给钱启富钱，而且给那么多，这里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程基泰突然想到，黄瀚浩是做古玩生意的，钱启富旧社会是开古玩店的。程基泰脑袋一大：他们莫不是在悄悄倒卖文物？
这还不是程基泰要告发钱启富的原因。程基泰首先想到的是，倒卖文物是犯罪。如果案发了，钱启富认识黄瀚浩是我介绍的，必然会把自己牵连进去，到那时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程基泰觉得自己只有一条路可选择，那就是报案。由公安局去查，查出来是，自己可以撇清责任；查出来不是，自己也好放心。女儿在香港，总要回来，自己不出事，女儿回来还有一个窝，自己出事了，女儿可能就永远不回来了。
程基泰在公安局门口徘徊了很久。每一次鼓足了勇气朝公安局大门走去，走到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