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环境加于人们心理上的精神负荷，以及沉积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的种种弱点与缺陷，这较之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对我们当前正在探索的“中国特色”道路，深入研究“极左路线”的根源具有现实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作品的思想倾向性还算鲜明，但尚嫌不足，比如，作者对“极左”人物所持的暧昧态度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对待龚淑瑶这个人物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意见之二 这类题材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其实，文学作品并没有责任去评判政治事件，用作品图解政策本是艺术创作的一大忌讳，那结果往往是败坏了作品。好在《左青石》的笔墨着重在人物命运的描写上，虽然写的全都是一些凡人小事。原来，只要作品能够写出人物心路的复杂与曲折，表现出他们对生存发展的向往与追寻，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艺术的价值，《左青石》的成功大概也在这里。现在作者仍在考虑进行修改，特提出两点建议以供参考：一是将书中碍眼的议论删除，不必可惜，艺术在于感人，不必在作品中与人论理；二是无妨去掉某些沉重的场面，如果真是“卖点”不好，不利于出版的话。
感想 所谓作品的倾向性，是将艺术创作放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框架中才会出现的问题，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要求艺术作品首先是一份政治宣言，并据此审查作者的阶级立场与路线方向，这里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听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左右为难的是小媳妇了，因为她不得自作主张。但作者一定得作“小媳妇”么？真要说，艺术创作无论是企图趋附或回避政治，这都是未能跳出阶级斗争理论框架的表现。艺术有其自身的价值，并不见得只为政治而存在，尽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也肯定有他的看法，而且这看法还可能在作品中有所流露。比如，本书作者就无庸讳言他对４９年革命的看法：那已经是一段历史，历史自有其必然性，谁都无法否定它，也无须去否定它。４９年的革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也就属于了它，中国人至今生活在这场革命延续的时代中，作者对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抱有深厚的同情，乃至敬意，其中也还包括了龚淑瑶。有时回顾一下过去，费些思考，那仅仅是为着走好今后的路。像阶级斗争这个理论，作者认为它无疑是个革命的理论，也可以叫它为马上打天下的理论，可是，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依旧用这个理论去坐天下，这就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与困惑。尤其是，待到被曲解到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须臾不可或缺的时候，它简直演变成了煽动仇恨，制造恐怖的工具，人们常年七斗八斗，横革直革，乃至让“四人帮”洋洋得意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少当年的革命者也冤毙其下了！应舍而未舍，以至造成了许多历史性悲剧的发生，若究其责任，则远远不是龚淑瑶们能够承担不了的。然而，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却不是为了去阐述这些政治观点，如果要那样，他就不应该写小说，而应该去写政治专论。世界这么博大，生活这么丰富，难道除了政治就没有其他的事好作？试想，黄大香情愿不嫁人，彭石贤不听从管教，吴枣秀恨透了姜圣初，吴国芬爱张炳卿不要命，所有这一切，与作者上述政治观点有什么关系呢？几乎没有。而且，书中大部分人物的政治思想也很模糊，他们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一点也不“高大全”，那么，作者写出他们来是不是为了深掘“极左”路线的根源呢？别人可以这样看，作者却未见得是这么想，因为他在作品中根本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够代表正确路线的人物来，而且，作者也没有可以给人指点一条正确革命路线的自信，他清楚自己并非什么“灵魂工程师”之类。
说到“沉重”，那是题材决定了的，沉重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革命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除非不写，否则，无法避免这种沉重。问题是，中国有太多的农民，中国的封建社会迟滞了太长的年代。书中所见生活环境的贫穷险恶，人物命运的多乖多厄，这并不是革命造成的。按照时间推算，书中的人物应当是阿Ｑ、小Ｄ、黄胡、吴妈的接代传人，四九年的革命首先属于他们。尽管暴力夹带着诸多的苦难，但它毕竟是这些人为寻求生存与发展所作的努力。只是，由于贫困与落后形成的蒙昧、狭隘、保守，这又实在太容易让他们“极左”了，能说“极左”表现的盲目、狂热和带着好些残酷性的特征与这一切没有内在联系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承认，革命也无法割断历史，这就应该属于“中国特色”之所指了。
对此，写作时，作者的确颇有些“沉重”的感受。《引》中所叙彭石贤入狱的经历几乎是纪实。他之所以走上那条屡屡遭遇劫难的人生之路，完全是孕育他的社会环境使然。当时，既然人们都无法走出那个社会文化氛围，也摆脱不掉传统意识留给人们的心理积重，悲剧就非彭石贤独有。事实上，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不带着那个年代独特的悲剧色彩，从李寿凡到张仁茂，从姚太如到张炳卿，从龚淑瑶到李墨霞，仅仅是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情景而已。对此，作者并不以为自己体验到的“沉重”会比与他一同生活过来人要来得更为深刻，仅仅是，他愿意诚诚实实地告诉人们亲身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的一些人和事。如果说作者的故事让人听来感到“沉重”，甚至还有可能使某些人难堪，那可不是作者的事，剧院里既上演喜剧又上演悲剧，哭与不哭，笑与不笑，乃至看与不看，谁也不能勉强他人，但删掉《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一场，却不会找到另外更好的“卖点”了。
（二）形象性。
意见之一 有位女士认为，《左青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尤其是黄大香与吴枣秀，那种鲜明的个性，可谓光彩照人，黄大香的宽厚仁慈令人感慨，令人折服，吴枣秀勇敢与挚爱的真情同样撼人心魂。相对而言，这种夺目的光辉，男性形象似乎少了一点。比如田伯林，作者把他写得太窝囊了，他全无一点做人的尊严，简直连条狗都不如。也许作者是想借他反衬吴枣秀，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吴枣秀，老实说，这种人真不值得吴枣秀去爱。另外，田伯林与吴枣秀由开始的尖锐对立到后来的生死同命，这个转变过程也写得有些仓促，有些突然，虽然，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还是应该交代得更清楚些，那才会令人信服。
意见之二 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于它有没有生活深度，光彩夺目只算一种，让人扼腕叹息，如田伯林，这也算得一种。田伯林的窝囊是他尴尬的社会处境和婚姻状况的反映，而他的个性心理则是他，乃至他们田家好几代人处世经验的积累。人生百态，世界并不多余田伯林这样一种生存形态。他与吴枣秀之所以能够做成夫妻，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个性方面，既得益于吴枣秀的泼辣，也得益于田伯林的窝囊，不是吴枣秀骂得痛快淋漓，田伯林振作不起来，同样，不是田伯林的窝囊，吴枣秀的锋芒早就给挫折了，正是因为这泼辣，这窝囊之中有恨、有怨、有情又有爱，他们才做成了夫妻。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两人之间交流感情的方式就是如此的特别，也唯其如此，这戏才可能有声有色。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人性的沟通，而非阶级立场观点的转变。如果要论及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书中的男性并不比女性逊色，不仅是田伯林，姜圣初更可以算得上一个性格特色十分突出的艺术形象。读他，就如读中国近代历史，处在极端贫困、落后的环境重压之下，他的性情被严重地扭曲变形：愚昧而又暴戾，趋炎附势而又自鸣得意，极度的麻木不仁而又永远的心安理得。如果真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忧患意识的人，面对着这种可哀可痛，可笑可怜的人物想一想，也许会要寝食难安呢！
感想：通过形象诉诸读者的感官以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创造形象是艺术家的主要责任，作品的成败得失只在这里。如果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写活几个人物就算不错，如果能够创作出十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来，那是很值得作者骄傲的了。师友们显然是过分地夸赞了作者。
对于文学作品的领会和感受，不会有太大的性别差异，出现上述情况，我想只能是个人感受事物的角度不同。大概，每一个人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有自己偏爱的人物，有时还难免过分激动。无论是特别关心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写，或者尤其着眼于男性人物的刻画，都各有其理由，因为，读书是寻求一种感情享受，完全可以有个人的好恶，应该允许各取所需。往往，读者是在找到了贴近自己生活体会和感情需求的切入点之后，才进而把握住整个作品的，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读书方法。而且，阅读还可以启动读者的创造性，有时候，读者会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渗入其中，他们的想象可以使书中的形象更为丰满，更为生动。
艺术应该创作什么，不该创作什么，这大概不由读者，也不由作者，而是由生活所决定，首先是生活启示了作者什么，作者感受到了些什么。
（三）典型性。
意见之一 对于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会相信《左青石》中的人物和事件并非虚构，惟有真实，而后才谈得上典型不典型。现在尚流行的所谓创造典型之说，不过是为造假骗人的事作遮掩。生活的本来面目怎么样，艺术就应该写出怎么样来，让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去看“三突出”的样板戏，那只会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
意见之二 无疑，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照相不是艺术，之所以称艺术为创作，就在于它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