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音- 第23部分

“她怎么可以出院嘛！”我想是耍赖那样对这个没有表情的女人喊了起来，“你明明知道她不能出院的！你直接杀了她算了！”

她用一种“见怪不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有什么权利决定病人出院不出院？是她家的人说不治了，主治医生也签了字……”

我听不下去了，转身跑出了病房，在门口撞到了那个我最喜欢的护士长，我犹豫了一下，又跑了回去，不容分说地抢过来她手里的一个笔记本，写下了我的电话，“对不起，要是昭昭又回来了，我是说，万一您又看到她了，给我打电话，谢谢您，拜托啦。”然后我又开始奔跑，因为我害怕听到她拒绝我。

我需要穿过半个城市，才能到达她之前借住的，江薏姐的家。黄昏让我胆怯。要是她不在这里怎么办呢？鬼知道她的亲戚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到底要不要给哥哥打电话呢？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哥哥在学校里一定很忙的……实在找不到的时候再说吧，总不能什么都依靠哥哥。郑南音我命令你冷静一点，你听见没有你给我冷静一点，你再这样像个强盗一样砸门邻居该报警了，你就算是把门拆下来她不在就是不在啊……

门突然打开的时候我像个丢人的木偶那样一头栽进了屋里，几乎半跪在地上，像是给昭昭请安，恼羞成怒地盯着她，“谁叫你出院的，你有没有脑子啊，你这样会把我哥哥急死的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懂事呢？你家的亲戚没有人性你以为谁都像他们一样啊，哥哥今天就去学校里帮你想办法了！学校有救助困难学生的基金的一定可以弄到一点钱。你现在给我滚回医院去你听到没有啊……”

她安静地打断了我，“我用不着学校，没有人会帮我的。”

她整张脸都洋溢着一种干净的，温度很低的凄迷。真奇怪，此时此刻的她比平时的任何时候都像个女孩子。她穿了一件领口很大的白色裙子，短短的裙摆像是层层叠叠的香草圣代。她的短发长长了些，有点蓬松地遮挡住了她的额头。她居然涂了口红——我认识这个颜色，这口红是她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送给她的。

客厅深处半开着的房门边匆匆闪过了一个人影。我希望我没看清楚那是谁，但是，我就是看见了。

她由衷地对我笑着，她说：“南音姐，你走吧，我真的约了人，我有事情。”

我不相信。

By　the　way：　
“大妈”后半部分其实就是写东霓的妈妈再婚了，嫁给了一个六十多岁，瘦的皮包骨头的小老头，南音心里叫他“虾精”。老头朋友合唱了基督教的歌。然后在礼宴上冯牧师姗姗来迟，说明是路上巧遇与东霓相亲的陈医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医生。”
——《南音》结尾句。

我辞别了我出生的屋子

——　写在《龙城三部曲》之后

　

在这艰难的一年里，我曾无数次对自己说：“等我写完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一定要写一个很长很长的后记。”这话其实类似于泄愤，尤其是在我觉得要写不下去的时候；也类似于多年前准备高考的时候，在晚自习的间隙，对着窗外夜空用力地咬着笔杆发誓：“等我考完，就把这满桌子的书都烧掉。”

结果高考完了之后，我没有舍得烧掉任何一本书。一样的，十年后的今天，在《南音》的最后一个字敲出来，《龙城三部曲》也随之结束的今天，我却突然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2008年2月，我写下了《西决》第一章的标题：“待你归来”。到2012年1月，《南音》出版，差不多四年了。足够一个人大学毕业。而我，却因为一直都在跟这个姓郑的家庭打交道，觉得四年只是一转眼的事情。我从不认为我写了一部家族小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生在工业城市，度过了人际关系简单的寂寞童年的人，不可能对所谓“家族”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我自己是个永远的异乡人。我的爸爸妈妈各自经历了跟复杂的中国现代史相关的漂泊，在一个不是他们故乡的地方，偶然地安了家，我常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我故乡那座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知道，这个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只是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换了一个成长在一家几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家族”中的人，怕是怎么也不会懂的吧。

我总是喜欢待在一些让人忘记归属感的地方。比如，刚到法国时那个国际语言班，30几个学生来自20多个不同的国家；比如，我实习的时候，那间五位同事各自的母语正好凑齐五个大洲的办公室；还比如，现在，这个随便一个地铁站里能听到各种方言的北京。五湖四海的混乱交错，总是让我在第一时间联想到“江湖”这个词。可是在我的小说里，永远只有那么孤单的一座城。龙城。

他们都问我，龙城是你的家，太原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很像，但又不是。不过，我所有偏爱的人物们的故乡，都是这里。“龙城”最终会变成一个庞大的墓地，林立着所有这些角色的墓碑。——我知道，我又在比喻了，有时候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总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看着好像故弄玄虚。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想到一些复杂的事情，我眼前出现的就只是一些画面而已，我也很像试图用清晰，明白，说明性质的语言把它们概括出来，可是，最终，我只是描述了我看见的那些画面——有时候颜色浓烈，有时候带着气味和温度，偶尔，还有声音。

把它们都写下来，就是龙城。那个世界是我的，我创造的。

为什么要写作呢？因为那是件让我快乐的事情。——在开始写《西决》之前，问题和答案都是这么简单。可是自从《西决》开始，我从写作里获得的痛苦越来越多，多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快乐”和“快乐”之间，居然隔着那么漫长的距离，这一路的地貌，复杂到我无从判断。因为我再不能像当初那样，简单天真地相信着：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就一定是美的。内心深处，早已开始质疑自己的审美标准，质疑自己深爱的东西的合理性，质疑我所追求的那种小说的意义……有那么多时候，我都想找个人跟我谈谈这个。我不需要任何虚妄的鼓励和安慰，不需要任何人跟我说“我相信你能做到”，我只想有人能看得清我挣扎在一个泥潭里，那或许并不是沼泽一般的绝境，却足够摧毁我世界里的每样东西。

可是人们都惊讶地跟我说：“你对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你已经从写作里得到了那么多。”交谈的欲望往往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我笑笑说：“别理我，我发神经，喝酒吧。”于是大家参差地碰杯，他们没注意到我其实根本没有端起我的杯子。我看着有人醉了，有人流泪，有人叹息，我就会突然开始强烈的想念我小屋里的那张书桌，我的电脑和台灯。像乡愁那样地想念。也许每个人的人生都经历过这种深渊一样的瞬间，清醒着默默地求救，身后甚至还配着没心没肺的音乐。

在《西决》里，我告诉自己忍耐，并试图说服自己忍耐的尽头就看得见一直在那里等着我的意义；在《东霓》里，我受够了，我告诉自己就任性这一次，就尽兴这一次，也许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后，上天赠给他们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只是黑夜尽头阳光照亮的那桌惨不忍睹的残羹。去年夏天，在某场东霓的签售会上，我一遍遍在扉页上写我的名字，然后就接到了一条短信，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短信的内容是：“看完了《东霓》，你真的还好吗？你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一段时间，暂时不要写了，如果你需要面对一下你自己心里的恶意跟痛苦，我陪你。”我看完了，继续签名，一边眨眼睛，把眼泪压回去。

我想我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是有人看见了。

现在，我站在《南音》的尽头处，暂时还无法相信一切都已结束，暂时还无法觉得云淡风清。我不想简单地解释我把什么东西放在了《南音》里，因为——因为我已经拿出来了所有我可以放进去的东西。这句话显然不能作为“内容提要”吧，也不能拿来应付宣传期——人们需要简明扼要的提示，就像高速公路上那一个又一个提示公里数和目的地的路标。可是“小说”本身，恰恰就是那条长得没有尽头的公路啊。

西决这个人就是我的理想。在《南音》里，我把理想砸碎了。

既然我已经不再相信我曾经深信不疑的“美”，既然我现在又没有找到新的坐标，那先破坏掉之前确立的，也许就是唯一的办法。这自然不省时省力，也不聪明——有几个真正聪明的人会从心里热爱“失败”呢？在写作《南音》的痛苦的一年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跟自己说：忘记所有的事情吧，这个小说是为了求“输”而写的。它当然不是一本令人轻松愉快的小说，从技术角度来说，我甚至不认为它是三部曲里最令自己满意的——可是，我只能这么写。让所有的疼痛和思考，像血液那样从笨拙的缺陷里毋庸置疑地流出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象总活在脑海里，我才不知不觉间赋予了《南音》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陈医生”一个任务，治疗那些坏的血。

我知道，《南音》的结局，或许荒芜。可是在南音梦里那个永恒的静谧小镇上，天空永远是碧蓝的。所谓“苍天”，指的就是那种让人觉得敬畏的澄明吧。就像叶赛宁的诗：“我辞别了我出生的屋子，离开了天蓝的俄罗斯。”在那样的碧蓝下面，我们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是渺小的。

感谢所有期待《南音》的人。

感谢所有为了这个三部曲的系列努力工作过的人。

最后一句话，讲给他们三个听：西决，东霓，南音，我是那个说故事的人。我爱你们，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