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思维都空出来，把看到的你放进去。他走上码头，拎着两个牛皮箱，看到了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性脸庞。女性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出息地认为这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位于卡德路的房子里预谋出走。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
我父亲假如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为他的体态、嗓音吃惊。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高大，只不过他动作起来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显得高大。还有，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我继母把这叫做“洋派”。可他这是装的。他的样子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头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人，吃起来胃口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热情。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种病都跟他过分敏感紧张有关。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装，但我知道，因为我也装。
我要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身份：一个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眼下正准备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儿题。
我父亲出生在美国，家里开洗衣坊。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到底是赔是赚。
寄居者 1（3）
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读财会专业，出来好做事。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
好，我的家史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时，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我父亲到了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其实上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那时我还在念高中。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我把这句话大声小声骂了好几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见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会向父亲讹诈，逼出一笔钱来；看见她坐轿车出去，等车一回来，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几条马路兜风也好。
1938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最凄切的面孔。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和集中营的发式。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动人的一张。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记吧，我想。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门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个好样子给父亲和小继母凯瑟琳看看。我要让他们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还要谈政治经济救国，连我都要羞死。我退出我们家的政治经济就是让他们明白高尚不分先后，自立老少咸宜。我将自给自足，挣到去美国继续学业的船票钱。
对我来说，理想的职位是不需要踩着钟点上下班的那种。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做白日梦。我有两个选择：到一家高级餐厅去弹钢琴，或去一个阔佬家私授儿童芭蕾或者钢琴。但我马上发现私授芭蕾、钢琴并不逍遥，男主人像所有恶俗罗曼蒂克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上来就动女家教的坏脑筋，而女主人都是读这种罗曼蒂克小说长大的，严防自己成为这类故事的牺牲者，因此对于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来就满怀敌意。做了三个月，我辞职四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寄居者 1（4）
1939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静安寺街上的一个英国豪宅里走了出来，从那个女主人的蓝灰色眼睛里面“滚出去”了。在这之前我用英国人十分鄙视的美国唐人街英语说她的女儿一边屁股蛋比另一边大，没法学最基本的芭蕾招式。她叫一个中国用人把工钱给我，叫另一个中国用人到马路上去为我叫黄包车，又叫第三个用人去清点一下她女儿卧室的东西，看看少了什么长丝袜或缎发带没有。我往门外走时，她又把我叫住，“请”我走侧边的门。之所以设正门和侧门，就为了主仆永远不会肌肤相蹭或撞个满怀。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荡一会儿，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走了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这条马路是我父亲常来的，他特别喜欢附近的一家图书馆。这一年他从学校请了长假，为了著一部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和政治互动的书。其实他是在和小夫人谈判，要去内地的西南联大。这是一家新开张的餐馆，两年多以前这里还是一家诊所，躺满了缺胳膊少腿的中国抗日勇士。
走进去时，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另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目光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的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会儿，上海人对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交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只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像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肉，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撕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叨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六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是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就连同一堆阔佬们的垃圾用海运寄给我了。还有就是我的态度：逍遥自在，去留两可。这是半法国人最中意的一点，也是六个犹太瘪三即便变成肖邦本人也敌不过我的一点。
半法国人正要还击那个抗议者。我笑笑说，插队是我们中国人的坏习惯，我愿意改正。于是我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准备往第六位候补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过来。这个瞬间我正好离钢琴不到一步，在弹琴人的右侧。
不知为什么，我心乱了，是一时间想到许多很不具体的悲哀事物的那种乱，似乎包括我那个被消防龙头的淋浴冲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这六位，抖掉头上的消毒药粉，立刻满城钻营，报上登的“此房不对难民出租”，某某职位“欢迎应聘，难民除外”都挡不住他们。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寄居者 1（5）
台上的人弹完了。另一个走上去。我好像同时在想好些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平时做白日梦是挺舒服的事，时间过得飞快，而这一刻的白日梦颇沉重。我被另一个人的弹奏惊醒。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是个瘦子（瘦已经不能作为犹太难民的相貌特征了）。这个年轻的瘦子弹得好极了，好得我应该站起来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走，他们衷心希望老板是个老粗，此刻甄别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国人的一半。
不过他们坐得越来越不安。这个人弹这么好，干吗不去别处高就，而来抢他们一小时六角钱的工钱？
等这个人弹完，我被老板叫了起来。老板其实没什么不对，他找我这样的年轻女钢琴师可以兴旺生意，等他发了财，他的孙辈可以做沙逊、嘉道理那样的大善人。他叫我弹刚才那个琴手弹的匈牙利舞曲，李斯特的。我说我没有翻谱的呀。老板叫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