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 第1部分

毕业
从10来岁开始，我身边的哥们开始叫我三儿，我的一位小时的挚友和他的妹妹，却喜欢叫我光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称呼也开始有了微弱的变化，三儿，傻三儿，光子，光大傻，光哥，光老三。

　　我并不讨厌但也并不是很喜欢这些称呼，因为我的绰号没有一丝神秘感，任何人都一样可以肆无忌惮的叫，好在让我欣慰的是毕竟还是有选择性的，不一样的团体称呼我的时候总是让我眼前一亮：原来光和三还可以这么搭配。

　　我有着非常爱我的父母，母亲是一名人民教师，父亲是一名机关中层干部，从我懂事的那天起一直到现在，就像身边的每一个寻常的不能再寻常的家庭一样，我沐浴着他们对我的无尽宽容和爱。

　　遗憾的是生活的剧本中有了我这么一号人物，我需要补充的是，从我懂事的那天起一直到现在，母亲一直唠叨：你这孩子太难伺候，把你养这么大实在是不容易。的确不易，我从小就是非常典型的淘气鬼，翘课，逃学，打架，惹是生非，不交作业，顶撞老师。

　　好吧，只要是你能够想象到的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过我都犯过。

　　身为教师的母亲有时候常常会抱怨我投错了胎。

　　我承认人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什么好处，但是现在看到年轻的90后的所作所为，有时会多多少少感觉和他们有些相似而感到羞耻，但是我可以用我上学时英语和语文高达满分的成绩安慰自己，我只是偏科偏的厉害而已。

　　
　　大学毕业证我没领到，也没有复读的打算，那个学校最终我也没什么遗憾，带着老师在我几份期末卷子留下的讽刺般的离开了。

　　其中一位老师如此对待我的原因，是我经常带着两套鸡蛋灌饼在他的课上狼吞虎咽，直到今天每每想起那位老师，我的食欲依然旺盛。

　　当然，谣传我公然调戏学校新任职的女外教也是我被其他嫉妒的外教判的一部分原因，事实上我发誓我除了和我那位亲爱的美女外教作为朋友之间的友谊相处的不错，绝对没有任何过格的事情，况且除了“e　on　babby，you　are　so　sexy”之外，我的词汇量已经限制我没法再用其他东西去勾引外国女人了，更何况罪名是调戏。

　　之后，回家逍遥自在了一段日子，像身边很多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待业分子一样，很快，我们都莫名其妙的就业了。

　　专业是否对口，待遇是否丰厚，似乎那时候没人在乎过，家里有门子的托关系坐了肥职，没门子没关系的疯狂乱窜着，拱进了一个不知是否合适的窝。

　　那时候的我们，似乎很满足于现状，只要就业了，只要有口饭吃，只要能够自给自足，还能为家里承担一点微薄的经济支出。足矣。

　　但似乎这股潮水只暗暗的涌动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毕业的朋友和同学又重新掀起了浪潮：我不是弱者，我读了本科，我还继续考了研，我的文凭摞起来卖废纸都能卖20块钱！所以低于1200块钱的薪水对我是一种诽谤，是一种侮辱！

　　第二年，大学生失业率人数远远压过了企业招聘承受能力的，家中待业的人更多了，眼神更迷茫了。

　　家长们不乐意了：我们辛辛苦苦赚钱供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将来能有出息，现在为什么国家连孩子的就业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要造反！

　　上帝在梦中都被父母们的呐喊声惊醒，于是，红头文件各项平摊指标火速下传，领导开始挨个抽着大小企业老板的耳刮子：我们把有关系的子女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最起码给你们解决了一小半的困难，剩下的，你们必须给我承担！

　　老板们苦不堪言，父母们眉开眼笑，高材生们兴高采烈，我曾亲眼看到过一家机械加工厂的两个技术型工人身后站着四五个年轻的技术指导顾问，俨然一副身居要职的样子，却连一个螺母都拧不下来。

　　渐渐的，有一些企业倒了下去，像是病人被抢救输血却输进了错误的血型，一阵抽搐，奄奄一息。

　　那年的那天，我抱着不知是对还是错的满腔牢骚，行走在这操蛋的生活路上，最开心的事情是领到每月的1200块钱，最绝望的事情是这点钱却只刚刚满足了我的生活开销。

　　社会教给了我，什么是月光族。

　　我曾经最铁的哥们叫疯子，但那只是对我来说，现在，我们就不是了。

　　如果我是属于秩序之列的话，疯子就属于混沌，所以绝大多数事情上，我们根本没法达成一致，随着年龄的增长，童言无忌开始对彼此之间有了腐蚀性。

　　但同时我也很敬重疯子，因为从小认识他时，不论是生活坎坷还是是父母离异，他一直都把自己的妹妹照顾的很好，我十分佩服他能够从小开始就承担着如此沉重的负担生活下去。

　　我依稀记得他的妹妹萍平大约10来岁的样子，脏兮兮的小脸上满是炉底灰，在破平房外玩的像个疯小子，疯子则光着膀子在灶台上忙活着，还未成年的上半身却隐隐现出条条结实的腱子肉。

　　我在那时还只是惦记着兜里的零花钱能买几块大大泡泡糖的时候，疯子早已经能够利索的做出几道好菜，拿着饭勺小大人似的喊妹妹回家吃饭。

　　记得小时候我和萍平在一起的某天，我会忽然觉得身边有一个比自己还要弱小的人需要，并渐渐的开始理解疯子的那种提前性的成熟是从何而来，萍平眨着大眼睛，甩着疯子自己动手给她剪的拖把头，笑的像一个天使，我禁不住动手帮她擦了鼻涕，牵起她的小手带她回家，进门的一刹那，疯子正蹲在门边拿着随玻璃碴划开了一只鸡的喉咙。

　　我至今都记得那副画面，惊慌失措的疯子，吓哭了的萍平，吓傻了的我，挣脱了束缚窜上房梁的愤怒的鸡。

　　也许是疯子下手不算重，那只被割喉的鸡昂首挺胸的在房梁上迈着八字步，鸡血撒了个天女散花，足足僵持了5分钟才被疯子一铁锨从墙上敲了下来，扔进了沸腾的开水桶，拔毛开膛结束了一生。

　　我抱着萍平的脑袋看完了整个凶杀过程，眼皮都没眨一下，用自己娇嫩的胸膛去遮住了她的眼睛，避免她看到如此惨绝人寰的一幕。

　　打那之后家里杀鸡我都没再怕过，家里人都夸我胆子大，其实在我看来这和疯子杀的那只鸡来说，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凶杀现场，算的上是十八禁的档次了。

　　小时候我身子骨弱，营养不良一脑袋的黄毛，下课和放学时经常被一些喜欢在女生面前炫耀的大块头们当沙包打，时不时会被人从身后莫名其妙的绊倒或者拦腰抱起摔个屁墩儿。我通常会暴跳如雷的跳起来趁对方洋洋得意之极扬手就是一大嘴巴抽过去，然后撒腿狂奔。

　　下场经常是被堵到厕所后墙角，迎面而来一顿拳打脚踢。

　　这种悲惨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放学我被追杀而躲到了疯子家而告一段落。

　　当时疯子举着哑铃一个箭步踹开了门，还在门口挑衅扔石头的同学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脑袋直接被砸开了花，比当初死的那只鸡还悲壮。

　　第二天同学家长带着一堆人气势汹汹的来兴师问罪，疯子阴着脸坐在院子里磨菜刀，那场面静得吓人，除了家长们犹豫不决的粗重喘息声和刺耳的磨刀声来回交替着，没人敢上前，不久人散了，疯子静静的把门关上，此事不了了之。

　　事后我夸疯子太沉着冷静，当年的诸葛亮唱空城计如果也如此效仿必然效果更佳，疯子拜拜手：“操，吓死人了，当时手都被磨刀石蹭破皮了我都没敢叫。”

　　一段时间里我都十分崇拜疯子举着杠铃的造型，书包里也总是藏着老爹用坏了的半截臂力器，除了书包磨破了数个，余下的就是给拿我当沙包的同学提供了可以深度伤害我的武器，历史教育我，实力明显不足时，维持现状比改革更新要好得多。

　　多年之后我上了高中，和兄妹俩人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甚至一个月都断了音讯，偶尔只有萍平寄来的一两封信能够勾起我对这对兄妹两个人的思念。

　　再次见到萍平时我几乎有些崩溃，由于骨子里遗传的保守观念，她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

　　但是那双曾经单纯清澈的眼睛却丝毫没有改变，我稍有些欣慰。

　　我掏出了兜里仅有的零花钱，带着她买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T恤，花完钱之后心都在流血，妈的，这是老子第一次给女人出如此血本去装扮。萍平很激动的抱着我又蹦又跳，T恤的前胸印着一只大大的泰迪熊，她告诉我她很喜欢。

　　第二天T恤穿脏了洗了一水，前胸的彩印掉色了，泰迪熊成了京剧脸谱，T恤第三天被疯子拿去当刷碗布了。

　　牛仔裤也是一样的严重掉色，因为我亲眼看到萍平的两条雪白的大腿被染成了蓝色，跟阿凡达似的。

　　“你怎么解释？”疯子嘲讽的看着我。

　　“只买对的，不选贵的。”我咬牙坚持。

　　那时兄妹两人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另寻了老婆，义务上的生活费很少及时送来，不过疯子表示并不在乎，因为他已经完全有能力把两个人都照顾的很好。

　　疯子赚了很多钱，从何渠道却无从得知，我只知道他卖了原来的老房子，长期住在一家租来的民宅里，生活依旧朴素，三餐都是自给自足，很少在外面吃。

　　我高中休假时会带着萍平逛街，疯子总是在临走之前偷偷塞给我一百块钱，我执意不要，他却硬塞进我兜里，阴着脸说：“一个穷学生，装什么大款，出门别亏了咱妹妹的嘴，熊样。”

　　我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感动，家中亲戚里虽也有两个堂妹，却还真的不如眼前的萍平一半亲，但还是把钱还给疯子：“穷归穷，照顾咱妹花多花少我愿意。”

　　后来我无意中向萍平问起疯子的工作，她摇摇头：“不清楚，和其他人一起瞎